梁章钜像
《归田琐记》(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卷六《已刻未刻书目》，是梁章钜在七十一岁告退后就个人著述所开的一张清单。《书目》列已刻书二十二种，未刻书十九种。道光二十九年梁章钜去世，次年，其子恭辰云：“先大夫著述最多，其已刻行世者已逾五十种，其待刻者尚有二十余种。”(《二思堂丛书》后记)梁恭辰所说的数字不免夸大，但梁章钜确属“著作等身”，或者竟如他七十生日同乡寄的寿联所云“略平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楹联丛话》卷六)。
然而，梁章钜几十种著述的大部分，特别是那些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并不完全出于自撰。
今将梁氏著述分三类述之。
第一类著述，如《退庵诗存》、《枢垣纪略》、《师友记》和《退庵随笔》、《浪迹丛谈》、《归田琐记》等几种笔记，都是自撰。《枢垣纪略》十六卷是梁章钜在道光二年任军机章京时所编。枢垣，即军机处。梁在供职期间，日抄册档，汇辑成书，起雍正八年迄道光元年，内满汉大臣题名一卷、满汉章京题名各一卷，稍存梗概。《纪略》刊于道光三年,梁出任河务兵备道，它是梁自刊的第一部书。以后的二十年，梁连任要职，自江苏按察使、布政使直至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及两淮盐政，中间还一度任广西巡抚。政事无暇，学力日衰，刊书虽多，主要由他人助笔。几种笔记都是六十以后所作，从中可以看到，梁氏晚年学识还是相当谫陋的。只有一些政事时闻的记载和《浪迹续谈》里谈小说戏曲的部分，对后世还有些用处，其余大部分是官常、家礼、诚语、摄生、食物、占卜、喜庆、谜语之类无聊的文字，还有许多述异传说，羼入大量迷信色彩。几种笔记的内容讹误也很严重。陈登原摘出《退庵随笔》里的一条，与钱大昕《养新录》居然一字不易(《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况周颐曾纠正关于扬州“文选楼”考证之失(风簃随笔·选巷丛潭》卷二)，这对于号称“选学家”的梁章钜来说也是不该有的舛谬。李慈铭咸丰丙辰《日记》云:“阅平湖陆以湉《冷庐杂识》,颇有史学，记时事亦多可观，较近时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梁章钜《归田琐记》诸书为胜一筹。”这是李氏早期对梁书的评价，尚非苛论。《退庵随笔》刊行时延请阮元等名人作序。何凌汉序称:“昨将大著《随笔》研读一过，不禁五体投地。先生学问经济根柢具见于此。”贺长龄序称“温公《通鉴》自言一生精力尽在是矣。成之也艰，则其行也远。退庵此书盖亦日新不已，积一生之精力以成之。”何、贺均为显宦，梁章钜把这些序文一并录入，只能使人对他的才学增加怀疑而已。
第二类著述，多为梁氏出任外官时由门客代辑，间有梁氏自笔。这类著述学术性不高，有的毫无价值。影响较大的要属《楹联丛话》和《制义丛话》。据道光二十五年梁的《楹联续话序》自称：“《楹联丛话》之辑，始于桂林节署。阅二年而稿成，时远近知好以佳联录示者，犹纷至沓来。忆在桂林时每得一联，辄与陈莲史(名继昌)，余小霞(名应松)、陈海霞(名标)，桂舫(姓陈名鑅)诸君子赏析之，付梓时又得小霞任校字之役，故成书不觉其难。抚今思昔，时异境迁，老病日增，徒形兀兀，盖不禁感慨系之也。”这已说明《楹联丛话》是由各方面朋友供给材料的，汇集时又得到属吏、门客的协助，《制义丛话》等于八股文话，取材广泛，较有分量。据原书道光二十三年杨文荪序称：“曩阮相国云台师尝令粤东学海堂诸生辑《四书文话》未成书。今大中丞梁茝林先生辑《制义丛话》二十四卷，凡程式之一定，流派之互异，明宗旨，纪遇合，别体裁，考典制，参稽史传，旁及轶事，与夫诸家之名篇隽句，无不备载。”杨文荪的话说得比较含蓄，但把梁辑此书与阮元令诸生辑《四书文话》相提并论，可见非梁自辑。此书亦成于广西节署，身为巡抚的梁章钜自不屑亲主此事。两《丛话》之外，还有《南省公余录》八卷，礼书，当是梁任军机章京时自撰，但据原书孔昭虔谓“此录多与余商榷而成”，则不专是一己之力了。又有《南浦诗话》四卷，是梁氏早年在福建掌南浦书院时所辑，刊行较晚，且书后列有刘紫瑞、祝昌泰、何治运等“校补”人姓氏，也是经旁人整理的。还有《三管诗钞》五十八卷，《三管诗话》四卷，成于广丙巡抚任内，专辑广西古今人诗。序言内已明说由杨紫卿“总司校勘”，继之者为闵鹤雏，最后又将全稿交秀峰书院山长黄春亭比理，都是属吏门客代辑。又有《全闽诗话》是与林轩开同辑的。《藤花吟馆诗钞》卷三《怀人诗·林蓼怀进士轩开》下自注：“余尝约君同续辑《全闽诗话》。”收入《二思堂丛书》的《闽川诗钞》也不完企是自辑。据道光二十九年梁氏堂妹梁蓉函《闽川闺秀诗话序》略称：“吾兄尝以'闺秀门'属予认之。既承谆谆重委，所不敢辞，爰就同时亲串诸家耳目较近者，详加采访，录寄吾兄，以资编附。“这种书质量不高姑且不论，大约都是采取分门负责的办法，出自众手。至如《吴中唱和集》、《沧浪亭图题咏》、《铜鼓联吟集》等书，属于唱和诗汇编；《农候杂占》、《古格言》,《巧对录》等书，内容无足轻重，无须再辨。梁章钜死后，任江苏布政使的梁恭辰又刊刻了不少“遗书”。梁恭辰不学无术，他的《北东园笔记》(重刊坊本改名《劝戒近录》)，为清代笔记的最下乘。诚如梁章钜所云“三儿恭辰喜言因果”，书里面尽是“迪吉逆凶，福善祸淫”之语。梁恭辰所刊的“遗书”也很成问题，最好的一部书是《称谓录》(三十二卷)，光绪二十二年刊成。此书虽有道光二十八年梁章钜自序,但在《已刻未刻书目》中仅有“《称谓拾遗》(十卷)，未刻”，是在梁氏生前并未完书；又据原刻封面镌字“同治甲子起校，光绪乙亥开刊”，是经过十数年时间的校理。书未署校者姓氏，面在王棻《仓颉篇校证跋》里，知道是由宋文蔚校理的。《仓颉篇校证》则是王棻“预参校之役”的。可见这些书都不一定是梁章钜自撰。所谓“北东园”是梁章钜晚岁退居长乐所筑，后来梁恭辰居此，仍养着一批文士。
第三类著述，如《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等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是本文论证的重点。
《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道光十四年榕风楼序刊本。本书搜采唐宋元明诸家之说，旁稽博引，复采入清代何焯、陈景云、段玉裁、林茂春等家校语。当时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余萧客《文选纪闻》、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张云璈《选学胶言》均已成书，又有胡克家刻本和《文选考异》可供参稽，所以本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考证折衷，成为一部内容繁简得当、条理清晰的著作。阮元序称此书“沈博美富，为《文选》之渊海”，就那时“选学”所达到的水平而言，不算过分其词。
以梁章矩的学识能否独撰此书,自然非常可疑。李慈铭同治己已《日记》云：“阅梁氏章钜《文选旁证》，考核精博，多存古义，诚选学之渊薮。闽人言此书出其乡之一老儒，而梁氏购得之。或云是陈恭甫氏稿本，梁氏集众手稍为增益者。其详虽不能知，要以中丞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四年后李慈铭在《日记》中更肯定《文选旁证》出于陈寿祺(恭甫)。大概本书为陈寿祺代撰，是当日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张之洞《书目答问》将《文选旁证》与汪师韩、孙志祖、陈景云，余萧客、朱珔、张云璈,薛传均等人的“选学”著作并列一起，可是在附录《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文选学家”里却唯独没有梁章钜，而增加了并无“选学”著作的陈寿祺。《姓名略》是别择较严的，这里把梁章钜易为陈寿祺，就是暗示给读者,《文选旁证》是陈代梁撰。
陈寿祺是乾嘉间闽中最优的学者，与梁章钜交谊也很深。但他毕竟是以研究经学为主的“汉学家”，虽擅长骈体文却不见有研究“选学”的文章，亦未闻代人著书。既然找不到证据，陈寿祺代撰说就很难成立。
《文选旁证》在《自序》后附有梁章钜写的《凡例》，证明书经多人协助,且与陈寿祺无关。内云:“是编创于嘉庆甲子，丹黄矻矻，已三十余年，中间凡八易稿，而舛互漏略之处，愈勘愈多。外宦以来，趋公鲜暇，每延知交之通此学者助我旁搜，如元和顾涧薲明经千里，孙子和茂才义钧，朱酉生孝廉绶，吴县钮匪石布衣树玉，歙县朱兰坡侍读珔，华亭姜小枚明经皋，皆于各条详列姓名，亦不敢掠美云尔。”《凡例》列举顾千里等七人,下云“皆于各条详列姓名，亦不敢掠美”，但细审全书各条下所列都是已有成说的历代“选学家”，并没有顾千里等人姓名，也看不出他们对本书到底起多少作用。尤可疑者,《凡例》说“凡八易稿”而“舛互漏略之处，愈勘愈多”。这是治丝而棼，手愈勤而丝愈乱。《文选旁证》本以汇集众说而见长,编著人必须懂得限断。梁章钜既不明限断，所以，此书即使真是经他改过八遍，也不能认为出于自著。考定本书作者，梁氏固应算一员，更重要的还应看助理者的作用。
在梁氏所举的七员助手中，顾千里是有名的校勘学家，曾代胡克家校《文选并撰《考异》。据朱珔说，“顾润薲校订古书是其所长，然为胡果泉中堂所校《文选》，蒙年来从事于此，知亦不尽足凭(小万卷斋文集》卷七《与汪孟慈农部书》)。顾千里为梁校此书恐怕不会再付出多大精力。梁章钜《师友记》卷十附黄奭诗自注：“奭旧友钮非石、顾千里皆在公门下供《文选旁证》校字。”顾千里确为此书出力，但不是主要人物。钮树玉出身商贾，后研究文字学。《师友记》卷八云：“余初莅苏闻其名，即延至署斋。君颇嫌喧杂，因请邻宅为君安研地方，以《文选旁证》稿本请君勘定。甫加墨而病作，时年已七十，急送君归，不数日遂归道山矣。”钮树玉对本书亦贡献甚微。朱珔与本书关系也不深，从他为本书所作的《序》中便可了解。朱珔自著有《文选集释》,不可能兼顾于此。七人之，,又有“泰和胡梅心名元鼎”。《师友记》卷二云：“余抚桂林时，君扁舟来访，留署斋半年,值余以《文选旁证》付梓，属君校字，甫竣事即告归。”胡元鼎仅供校字，也不是主力。对本书起重要作用的看来只有两人，即七人中的朱绶和姜皋。朱绶为道光辛卯举人，《师友记》卷八说“居余幕中最久，佐余墨亦最多”。朱绶存世著作有知止堂诗文集》、《词集》,“以诗古文著声大江南北”(《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卷六，疑心他多为梁代笔诗文。姜皋字少眉，工隶书(蒋宝龄《墨林今话》，别号“香瓦楼主”震钧《国朝书人辑略》)。《重修华亭县志》卷十六《姜兆翀传附传，说他是“道光十五年恩贡生，能诗，工骈文，喜著书，于农田水利尤留意焉”。在师友记》卷八则有较详细的记载:“华亭姜小枚明经皋。以老明经不应科举，于学无所不通。本与陈芝楣为文字交，芝楣都转两浙，荐入余幕，助余校补《文选旁证》。余再莅吴中，复延君至上海行馆校补《三国志旁证》。自余病退，而君亦归守乡里，此后遂音信不通矣。”姜皋不但为梁章钜校补《文选旁证》，而且《三国志旁证》也是经他“校补”的。“校补”不同于“校字”，工作范围可以包括很广。可见此书假手姜皋者居多。文中所说陈芝楣即陈銮，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里又发生一个问题，《文选旁证》自序署道光十四年，而陈銮转浙督是道光十九年，姜皋在这一年始入梁幕，怎么能校补《文选旁证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古籍的版本著录问题。一般说，凡根据序言所署年份著录版本年份，最好用“某年序刊”字样，因为许多书的作序年份并不是刊版年份，有的还不是成书年份。先有序后成书的事例是很多的。梁章钜《自序》虽署道光十四年，但不是本书的成书或刊刻年份。从本书《自序》后附《凡例》也可看出,《自》是早已写成，《凡例》是以后增加的。姜皋入梁幕最晚而对此书出力甚多，所以《文选旁证》是由姜皋最后完成的。
《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道光三十年梁章钜长子逢辰序刊本。本书与《文选旁证》体例略同，搜采百余年来何焯、陈景云、杭世骏、赵一清、王鸣盛、钱大昕、洪亮吉、洪饴孙、潘眉、沈钦韩、侯康等家对《三国志》的校勘、补注和考证的成果，凡有独见，间下己意，是一部体例比较严的史学著作。唯本书不见梁氏《自订年谱》，仅见《已刻未刻书目》。据本书跋语知草创于广西巡抚任内，即道光十九、二十年间。又据上引《师友记》卷八，知本书亦为姜皋“校补”。所谓“余再莅吴中”，是道光二十一年梁任苏抚之时，故《三国志旁证》撰述时间为梁章钜七十岁退里前数年内。梁逢辰刊行此书，梁章钜已经去世，而书中绝不道及姜皋，窃据之心已见。又本书有道光三十年杨文荪《序》，略称：“梁茞林先生熟精乙部，于陈书裴注积数十年之力，研求独深。乃搜采群籍，一一疏通证明，即近人著述亦掇拾靡遗，去其疑而存其信，于舆地辨析尤审，成《三国志旁证》。先生归道山之次年，长君吉甫亟谋剞劂，因荪曩者习闻绪论，属为雠勘。敬识其缘起如此。”在这篇序里杨文荪帮助梁家说了不少假话。一是抹煞了姜皋“校补”的劳绩，把著作权完全归之梁章钜；一是把最多只用数年时间撰成的书，说成是“积数十年之力”撰成的书。杨文荪说话完全迎合梁家的意思，显出了“捉刀”者的神气。“因荪曩者习闻绪论，属为雠勘”,是向读者表示，《三国志旁证》正是经他的手告成的。
杨文荪字秀实，号芸士，浙江海宁人，寓苏州，好藏书。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卒于咸丰三年(见赵诒琛《顾千里先生年谱》下)。道光七年贡生，工诗文。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有他的小传。《海宁州志稿·艺文志》载他著有《述郑斋诗集》、《文集》、《碧湘馆词》、《补两汉会要》、《逸周书王会篇广注》、《北朝石刻字形考异》、《续疑年录订补》等书。他与梁章钜“有文字之契，自道光甲申(四年)即相知”(《师友记》卷八)。现仅知他曾为梁的幕僚，与梁有诗唱和，并为《退庵诗集》、《楹联丛话》作序，有无佐梁著书还没有确证。但杨文荪是“捉刀”能手，尝助朱珔编选《国朝古文汇钞》初二集，“世称善本”(《两浙輶轩续录》卷十九小传)，据朱珔序云:“且两次续录裒合为一役颇繁，顾衰龄不耐劳，邀董观察暨杨芸士明经共事，二君皆博雅解文体。”则助纂《汇钞》的还有董琴南。杨文荪又为孙星衍校遗诗《芳茂山人诗录》(据嘉庆二十三年原刻本跋)，可能助吴振域增补《杭郡诗辑》见《昭代名人尺牍续编》卷五杨芸士与汪小米书)。还为刘凤诰编校《存悔斋集》三十二卷(见原刻本所附识语:“文荪竭一年之力始得编定”)。根据这些来判断，杨文荪为梁氏校定遗书是责无旁贷的，也是有能力胜任的。但杨文荪做事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顾千里的《思适斋集》，本为商孙顾瑞清所辑，徐渭仁将原本二十卷削为十八卷，于道光二十九年以“上海徐氏校刊”名义刊行，事见张星鉴《仰箫楼文集》。张星鉴对徐渭仁颇多不满之辞，但助徐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杨文荪。杨在《思适斋集序》中提到原本从顾瑞清处得之，同时又说此书的编排、校订都是他自己代徐渭仁所做的。故此事责任不专在徐，为徐渭仁缓颊。杨文荪为人既不够笃实，在校订《三国志旁证》时帮助梁家说些假话，也就不足为奇。
现可证明，《三国志旁证》可能是广西署中人代梁章钜纂集的，经姜皋在上海“校补”，最后由杨文荪整理成书。
梁章铝还有《论语旁证》二十卷，同治六年梁恭辰刊本。此书成于道光十七(据《自订年谱》)，亦不似梁自撰，但不悉出于谁氏。书前有王棻、俞樾两序。王棻曾代校《仓颉篇校证》，但出生较晚，不可能代梁著书。
梁章钜所处的时代，考据学派在全国占有优势。许多达官显贵无不以发皇学术、编刊著述为荣。梁章钜为阮元门生，又与不大热衷于功名的学者陈寿祺知好。陈寿祺去世时，阮元致陈乔枞等人书札有云：“惊悉尊大人遽作古人，为之恸臆。既面思一生如此，殊为不错。使昔年入京都致通显，若与草木同腐，亦属枉然。今身后论定，孰得孰失乎?”(《左海文集》卷首)这种见解在当时的达官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梁章钜不能效四十弃官的陈寿祺，又欲以著述名世，只好依靠大批幕友文士代为撰述和裒辑了。
＊本文原刊于《文史》第十九期，今得袁行云先生后人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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