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鹏
北宋宰相王旦
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由此使人想起了北宋真宗时期的首辅宰相——王旦。这位被后人尊称为一代贤相的人，不仅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举贤护贤而赢得后人的广泛爱戴和赞誉，还成就了寇准的赫赫声名，为宋真宗时期国家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这样一位权为国所用，情为民所系，人为民所爱的一代名相却很少为世人所了解。
开封三槐堂
王旦，字子明，生于公元957年，去世于公元1017年，终年60岁，是大宋王朝宋真宗时期的一位著名宰相。他的父亲王祜在五代后汉、后周时已为官，到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时期任过尚书兵部侍郎，道德隆重，学识渊博，且以清廉正直闻名。他为天下百姓效命，曾经解救近千个因冤狱被连坐的百姓，人们都说他为后代子孙积了许多阴德。王祜曾亲手在他家亭前种植了三株槐荫树，并说：“我们家后世为官者，必定有可以当到三公位置之人，此树可以作为见证。”因此，王旦家的居住地被后人称作“三槐堂”。
王旦出生在这样一个德范高超的仕宦之家，从小自然受到父亲的严格教导，古圣先贤的德行令他敬慕，长辈的风范在他身上得到了潜移默化。幼年他就显得沉稳静默，器宇非凡。他勤奋好学，具有博大深远的胸襟。因此，王祜十分器重这个儿子。人们见到少年王旦气度不凡，称他“颇有乃父之风”。
宋真宗时期，王旦担任朝廷宰相之职，位高权重，但他朝夕惕励，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十分谨慎小，细致周到。皇上十分器重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大臣，因此长期让他担任宰相，国家大小事情都特别放心交付他办。有一次王旦奏事完毕退下，皇上目送他离去，情不自禁地说道：“能为朕致太平者，必是此人。”
王旦不负父亲和皇上的厚望，终于成为国家的栋梁。从公元1006年（景德三年）开始，他在相位12年，执政谋略周全，为人气量宽宏，做官清正廉洁，做事公而忘私，被后人称为“一代贤相”。
明代《槐荫世荣》鎏金字原木牌匾
中国对人才的要求向来有“德才兼备”之标准，“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阐述了用人取材之道。他把人分为四类：德才俱全是‘圣人’，才德俱无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用人取材所遵循的原则是，如果得不到圣人，就使用君子；假如使用小人，不如使用愚人。司马光是北宋一代鸿儒，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资治通鉴》是流传千载的史学巨著，其中所记载和讲述的道理应该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
纵览历史上一些所谓的风云人物和事件，颇值得玩味。宋代贤相王旦人品、德性与才能堪称一流，近乎于圣人。他的德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着眼全局，处大事周全。
宰相，好似一国之大管家，即总理，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在其职责范围内，必须做到“胸中有全局，大事不糊涂”，定要运筹帷幄、果敢决策。王旦的大局意识和决断能力从他任参知政事时处理“回京主持留守事务”一事即可见一斑。
宋景德元年（1104年）冬天，在宋真宗赵恒亲征澶州的路上，得知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面对在肩重任，王旦立即向真宗提出：将随征宰相寇准召来，有话要当面直说。寇准来到后，王旦启禀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默然良久”之后，沉重地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均不知，待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
王旦在关键时刻，能即时预见到回京留守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策立新君自是当务之急，王旦没有回避这个敏感甚至忌讳的话题，而是果断而巧妙地把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且让首辅寇准出场见证，免得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回京后深藏不露，避免出现危机被其他野心家利用，整个过程无不显示着王旦过人的胆略和智慧，展现了他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二是闻过则喜，宽容大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同寻常。当时朝廷还有一位大臣——寇准，刚直忠正，也是皇帝身边的左右手。但寇准被罢宰相后，见王旦官职在自己之上，心里不大服气，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屈才。所以他在见到皇上的时候，言语之间不知不觉就会提到王旦，而且不由自主地对王旦的言行有所诋毁。在朝廷之上，寇准也曾公开指责王旦的缺点。尽管这些缺点可能只是寇准自己认为的，但王旦全都虚心领纳，可谓从善如流。
寇准做枢密使时，王旦主持中书省。有一次，中书省给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禀报上去，王旦为此挨了真宗的批评，手下的人也跟着挨罚。不久，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了类似问题，小吏以为报复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交给王旦，哪知王旦却让他将文书退回枢密院，请改正后再呈送。对此，寇准很惭愧。
王旦认为，寇准作为国家重臣，兢兢业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忠心耿耿，足以堪当重责大任。因此，每次在皇上面前，王旦都专门称赞寇准的优点，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众人学习的榜样。
宋真宗觉得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和王旦私人交谈的时候，就问道：“你经常称美寇准，寇准他却数次说你的短处，你为什么能这样做呢？”王旦听了微微一笑，说：“我在相位已经这么久了，缺失一定很多，但因职位较高，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而寇准能够直陈我的不足，可见他是如何地忠贞直率，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大臣，既是国家之福，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皇上听了，不禁开怀大笑，说道：“人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王旦对待同僚如此宽宏，对待生活中的家人也是一样。家人想试验他的宽厚程度，在他食用的肉羹中放了一点黑墨。王旦吃饭的时侯，只是不吃肉羹，并没有斥责家人。当家人问他何故不吃肉羹时，他只是说“我偶不喜肉。”又一日家人在饭中放了一点墨，王旦看了一眼说：“我今日不喜饭，可具粥。”说此话时，他心如湖水，面无怒色。家里人无不为他的修持涵养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旦一生忠正无私，度量宏大，实在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三是不树私恩，举贤荐能。
王旦出自公心，举贤荐能，对朝野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十分关注，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
公元1015年，寇准因故被朝廷罢了官。他找王旦说情，想保留原级别待遇下放去当节度使，被王旦以不受私请拒绝。可事后王旦却对真宗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且有才望，若与使相（宰相级别的节度使），其风采也足为朝廷之光。”真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寇准去谢恩时，将其中原委告诉了他。寇准知道这样的内情后，不禁非常羞愧，这才叹息：王旦正直宽宏的人格自己实在无法相比。
王旦病危辞职前，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替相位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表态。最后真宗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王旦病逝之后不久，真宗果然启用寇准为相。正是因为王旦以德报怨、极力举荐，才为寇准提供了建功立业，成就赫赫声名的政治舞台。
后人评价说：魏国公（王旦封号）德量恢弘，从容大度，为国家举荐贤才，真诚地为国为民，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但他却经常称赞别人忠正，而且是不露痕迹地做，让对方没有感觉，也不会跟对方邀功，他心胸度量就是如此地宽广！
王旦是一位称职的宰相，他发现和推荐良才时表面上虽然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绝不放过，一定会默默地推荐给皇上，而且他施恩从不求别人回报。宋真宗去世后，朝廷在整理其遗稿与修订史料时，无意中发觉：朝廷中许多大臣及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大多是王旦推荐后被提拔的。
王旦对于走后门，跑官要官之类的行为极力抵制。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上他家，但都没见着人，于是怀疑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才被举荐，请参知政事向敏中向王旦做些解释。恰好此时知制告出缺，王旦主动向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向问所以，王旦说：“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向还想向张说情，王旦却拒绝说：“等等再说吧，让他吸取教训对于匡正风气也有好处。”
其实，王旦的举荐无私首先是从家里做起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却因王旦的谦让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其子侄在他身前无一人得到过官位；其女婿苏耆本已中了进士，殿试唱名时已放在诸科（即进士以外的明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时便向皇帝介绍了有关情况。皇帝问王旦，王旦却站在一边不做声，苏耆只好讪讪而退。陈尧叟事后对王旦说：“就差你一句话，苏耆就可以做官了”。王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礼？”陈尧叟愧谢地说：“乃知宰相真自有体。”
四是不敛钱财，不恋权位。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可王旦向来“冲淡寡欲。”在朝廷主持工作18年（参知政事6年、中书省12年），一直拒绝下属孝敬。对来自皇帝的恩赏，不便全部辞谢，但他置放庭前，从不动用，看着财宝，常常浩叹：“生民膏血，安用许多！”病危临死前，将皇帝送的5000两白银全数“还献”，还在表文里附上四句话：“己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
王旦是一个非常廉洁之人，财富对于他不但“无所用”，还被视为招致祸患之源，有如此人生观，何惧钱财诱惑？王旦与一般封建官吏遍置田产不同，他坚持“生平不置田产”。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置田宅家产？为什么不留经营给你的儿孙？王旦当时就讲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
不仅如此，他家中房屋即使破陋不堪，也不肯重建，说是先人旧庐，损之为不孝。他衣着打扮从不追求华美，家人中有谁穿得漂亮一些，他就故意闭目不视。对财产和享乐能持如此态度，实属难得！
王旦不仅淡泊明志，远离财富诱惑，也不恋栈权位。自从违心地接受了“天书仪仗使”和封“禅大吏使”这两个使命后，他内心的煎迫更使其身体每况愈下，以至于“羸弱多病”，心神交瘁。所以，自从泰山封禅回来后，他便连年向皇上要求辞职，但一直未能获得皇上批准，结果又拖了几年。后来皇上“睹其形瘁”，于心不忍，才“悯然许之”。王旦临终时，召集子弟到跟前咐嘱说：“我们家世清白，不要遗忘往日槐庭阴德，今后大家应当守持勤俭朴素的美德，共同保持我王家的门楣。我死后，可为我削发，披穿缁衣，依照僧道例殓葬即可。”说完便瞑目而逝。难怪后来宋真宗读到他死前呈献的遗表时，“泣下久之。”
王旦是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具全的完美之人,其圣贤的美德为后人做出了楷模，垂范千古。“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践行科学发展观，从宋代王旦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优秀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