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多人会背诵这几句古诗。它乃是我国最著名的诗集《诗经》首篇《关睢》的第一段。
　　
　　《诗经》流传了2500多年，其中很多精彩的语言大家还在经常使用。例如：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言者无罪，闻者足戎。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占占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类名言还有很多，人们也许不知道是出自《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用汉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在秦朝之前称为《诗》，或举其诗篇的整数称为《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奉为经典之一，遂称为《诗经》，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在秦朝焚书之际，《诗》和其他一些典籍均遭到焚毁，但由于其内容便于记诵，很多人经常演唱，到汉代又得以流传。汉初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也是四个学派：齐派之辕固生，鲁派之申培，韩派之韩婴，毛派之毛亨、毛苌。齐、鲁、韩最初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可谓民间学派。到了东汉，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重视，另三家逐渐衰落，到了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派的传本。古文中常提的“毛诗”、“毛诗序”“毛诗正义”等，即源于此。
　　
　　《诗经》的来源与编辑
　　
　　人类最早的文学艺术是歌唱、舞蹈、音乐、绘画和各种传说。人群在集体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和减轻疲劳而发出的“嗨哟”声先成为劳动号子，又演变成歌，《诗经》中一些反映劳动场面的诗、直至今天的打夯歌、纤夫歌、伐木歌等均能看出劳动号子的痕迹。而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在庆典和祭祀时，人们又常常演奏着原始的乐器，载歌载舞。这便是《诗经》的最初来源。《诗经》中的诗原来都是与乐、舞同时演唱的，确切地说，应该称为“歌词”或“乐歌”。后来舞姿失传，音乐与之分离，留下来的歌词便成为今天的《诗经》。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较早进入了文明时代，我们的先民也是能歌善舞的，据古籍记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人们就敲击着东西跳舞唱歌以表达自己的情绪，河南贾湖地方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七千多年前的音阶完备的骨笛。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出大量的歌、舞和音乐，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
　　
　　到了周代，即至今三千多年前，周天子（中央政府）和各诸侯国开始设置乐官和专职的歌舞队。他们一方面自己创作了一些歌、舞和乐曲，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各地搜集民歌民谣，加以整理，在官方娱乐、节庆、祭天敬祖和迎宾交往时进行表演。同时，诸侯和士大夫也可以向天子献诗。这样周天子处积累的歌、舞、曲越来越多，其优秀者成为“保留节目”流传下来，后来又经过选择整理加工，结成集子，便成为《诗》。
　　
　　《诗》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孔子出生之前。因为，其中最晚的诗篇作于公元前6世纪末；而在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表演的《诗》中“国风”在内容和次序上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见《左传》），说明这时《诗》已定型。当时的《诗》，应该是歌词、乐曲、舞蹈三者结合的，《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奏乐）诗三百、舞诗三百。”其中一些古籍中也提到《诗》可以用多种乐器演奏。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孔子删《诗》，说过去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除重复者，选取有意义的，编成三百零五篇，并演奏歌唱。后世的学者经研究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孔子在年轻时也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而《史记》所讲孔子删诗是在他69岁之后，这是矛盾的；鲁国乐工为季札演奏《诗》时，孔子才8岁。《诗》的时间跨度长达500年，当时中华大地有大小诸侯国数百个，搜集和创作的诗歌肯定不止三百零五篇。据记载，《商颂》曾有12篇，《诗》中只收入了5篇。当时各地方言不同，文字亦有差别，而《诗》三百多篇在语言、文字、韵律等方面都是一致的。可见，《诗》在成书的过程中是经过选择、整理、加工的，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是孔子，而应是周王室的乐师、乐工们，是他们进行了整理、编辑（删改）、谱曲、配舞，使这些诗歌在语言、文字、韵律等方面统一起来，使之能诵、能唱、能舞、能用乐器伴奏。《诗》成书之时已处于春秋动乱时期，在由周室向各诸侯国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一些混乱和偏差。孔子对《诗》十分重视，经常向弟子们传授、讲解和演奏《诗》，《论语》中谈到《诗》就有18处之多。他可能发现了某些问题，便运用自己在文字和音乐方面的技能，对《诗》中的某些语言文字进行了订正，使之符合当时的通用标准语言——雅语，对某些曲调进行了调整，使之符合韶、武、雅、颂之音。这大概就是“孔子删诗”的真相。
　　
　　体例类别
　　
　　《诗经》三百零五篇，就体例来说，历来被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其中风又分为“南”和“国风”两种，“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诗经》中的诗本是配乐的歌词，其种类也是按照音乐和演奏乐器的不同来划分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占《诗经》的一半以上。“风”又分为周南、邵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15国风。其中邵南、周南共25篇，为汝水、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一带的民歌，伴奏的主乐器为“南”（类似铃），“二南”创作年代较晚，艺术上更为成熟，富有地方色彩，颇多佳作，如《关睢》、《卷耳》、《桃夭》、《芣苢》、《羔羊》等，“二南”是《楚辞》的先声。13国风135篇，基本上是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民间乐调和歌谣，内容广泛，伴奏乐器多样。“雅”是以周代京畿地区通用官话为歌词，以“雅”这种乐器为主伴奏的正声雅乐，大部分为贵族作品，可称为朝廷之乐。“雅”共105篇，其中“大雅”31篇，主要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祭祀时用镛（大钟）伴奏的祭歌和舞曲，一般歌词较短，音律缓慢。“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诗经》各类作品创作的年代大致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国风”中除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时期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均产生于春秋时期。
　　
　　思想内容
　　
　　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反映。《诗经》全面反映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奴隶制社会从兴盛到衰落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思想情绪。“风”、“雅”、“颂”在内容上有所差别。由于“风”是从各地搜集的民歌民谣，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状况，也较多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和下层人士的思想感情，“风”既是《诗经》的主体，也是《诗经》的精华。“雅”相当一部分是奴隶主贵族上层社会举行各种典礼和宴会时演唱的乐歌，其内容也多反映奴隶主贵族享乐和骄奢的生活，或赞美上层统治者，这部分诗价值不大，但“雅”中也有一部分讽刺诗、史诗、抒情诗和农事诗，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雅”的艺术水平也比较高。“颂”是天子、诸侯在宗庙举行祭典时的祭歌和颂歌，主要歌颂其祖先的文治武功，也有少量的农事诗和叙事诗，这些诗提供了一些史料，对考古和史学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诗经》中的作品产生于从西周初叶到春秋中叶，这段时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解体并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在这500多年间，有西周初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太平年代，又有后来征战不断、诸侯兼并、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动乱年代。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占有一切，残酷地压迫剥削广大奴隶，生活奢侈腐化；奴隶则一无所有，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而且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当作物品买卖，5个奴隶的价值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因此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这些在《诗经》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映古代人民的劳动生活。既然诗歌首先从劳动中产生，《诗经》中的一些诗也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劳动场面和生产状况。如《周南·芣苢》，短短48个字，把一群妇女采集车前草的场景描绘得维妙维俏。这首轻快朴实的劳动歌，绘出一幅真切生动的劳动画面。《豳风·七月》是周代农业奴隶们集体创作的一首长诗，详细描述了奴隶们一年四季艰苦劳动的过程和艰难困苦的生活。《周南·葛覃》则刻画了妇女采葛织布的情景。《小雅·大田》、《召南·驺虞》、《齐风·还》《齐风·卢令》等反映了农业生产、畜牧和打猎的情况。还有许多诗把劳动与爱情交织在一起来写，读起来另有一番味道。
　　
　　二是表现古代人民对真正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以及对歧视、遗弃妇女现象的批判。爱情是各民族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诗经》也不例外，表现爱情和思念、闺怨的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人统计，《诗经》中有关妇女的诗达85篇，占四分之一多，其中大部分是描写男女相爱、思念和弃妇的怨恨、愿望的。这些诗就是当时流传的情歌、恋歌或男女对歌时的即兴之作。最有名的除《关睢》外，还有《王风·采葛》、《南风·桃夭》、《周南·汉广》、《郑风·出其东门》等。《采葛》唱道：“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首情真意切的情歌，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爱，并广泛传唱。《诗经》中这类诗歌所表现的爱情，真挚、朴实、热烈、深沉，读了使人砰然心动，久久不能忘怀。当时，劳动人民经常服劳役和出征，丈夫出差在外，妻子独留家中，相互思念，其情凄凄，反映离情思念的诗在《诗经》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如《王风·君子于役》写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小雅·杕杜》唱道：“王事靡苦，我心伤悲。……女心悲止，征失归止！……匪载匪来，忧心孔疚。”这些诗句深切地表达了思念的凄苦，读后令人动容。如果说《汉广》《出其东门》等诗篇赞美了“美女如云，只爱一人”的纯真专一的爱情，那么，《卫风·氓》、《郑风·风雨》、《邶风·谷风》、《小雅·小弁》等诗则批判了一些男子不讲道德，始爱终弃，另求新欢的行经，舒发了被遗弃妇女的悲愤与怨恨之情，有的还表达了她们的觉醒和反抗。这些既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正确的婚姻爱情观，也表明了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妇女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和不幸遭遇。
　　
　　三是反映奴隶制社会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揭露和控诉奴隶制社会的黑暗腐朽，人民反抗压迫剥削。奴隶制社会作为人类的第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制度相当残酷。尤其是从西周后期开始，奴隶制走向衰落，政治黑暗，社会动乱，统治阶级腐败日甚，骄奢淫佚，压迫剥削十分严重，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诗经》中相当一部分诗篇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一方面控诉奴隶主的罪恶，另一方面真切地描绘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同时表现出他们的反抗精神。如《魏风·硕鼠》把贪婪残暴的奴隶主剥削者比喻成不劳而食的大田鼠，劳动人民用血汗把它养肥，它却不顾劳动者的死活，奴隶们想离开他们，逃到安乐的地方，但到处都是压迫剥削，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豳风·七月》一方面叙述了奴隶们经年累月地艰辛劳动，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嗟我农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另一方面却要把最好的粮食、肉类、酒、果菜、毛皮、丝绸等交给奴隶主，供他们享用，还要出劳役为他们修造房屋和干杂活。二者对照鲜明，可谓对奴隶主的血泪控诉。《魏风·伐檀》不仅责问奴隶主何以不种庄稼却获得大量粮食，不打猎却在家中挂满了各种野物，而且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奴隶主加以痛斥。这首诗表明奴隶们已在对奴隶主进行反抗和斗争。还有一些诗反映了无休无止的徭役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劳动人民贫困得难以生存，《王风·兔爰》、《小雅·苕之华》甚至发出了“生不如死”的慨叹。另有一些诗无情地揭露上层统治者的残暴腐败和道德沦丧。《秦风·黄鸟》揭露了秦穆公死后以177个活人殉葬的血惺罪行，特别指出其中有3名国家栋梁之材。《邶风·新台》揭露了卫灵公强占儿媳的无耻丑行；《齐风·南山》、《齐风·载驱》则辛辣地讽刺了齐襄公与其妹文姜淫乱，文姜出嫁后仍然私通的禽兽行为。
　　
　　四是反映当时的战争情况及人民群众对待战争的态度。西周后期已发生不少战争，进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更是相互征战不止，兵连祸结，大批男子被征兵出战，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春秋无义战。”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不义战争深恶痛绝。《诗经》中有些诗就反映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和人民反对战争的情绪。如《豳风·东山》、《王风·君子于役》、《小雅·何草不黄》等都反映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和群众对战争的憎恶。但是对于正义的卫国战争，人民群众是热烈拥护和踊跃参加的。周宣王（公元前来27年至公元前者81年）时期，已经衰微的周王室地区受到西戎、蛮荆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宣王组织人马对他们进行反击和征伐并取得了胜利，实现了所谓周室“中兴”。“雅”诗中的《采薇》、《出车》、《采芑》等就记述了这些战争的情况，既写了战争的艰险和给人带来的痛苦，也写了将士们英勇奋战和取得的胜利。《秦风·无衣》更表现了古代人民以爱国精神参与正义的卫国战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高亢激越的诗句充分表现出人们同仇敌忾、团结战斗、同生死共甘苦的战斗激情和高尚情操。而《卫风·伯兮》写一位爱国妇女，为保卫国家出征的丈夫感到自豪，虽然十分思念征夫，但称赞他为“国家俊杰”，自夫出征之后，她不再打扮自己。这充分说明了广大群众支持正义战争的态度。这种为保家卫国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时英勇奋战的优良传统。
　　
　　五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刺劝诫的政治讽刺诗。西周末年，出现了两位无道昏君，一是贪婪暴虐的周厉王，一是荒淫无道的周幽王，他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导至亡国。诸侯中也有不少昏庸荒淫之徒。人们便编出一些诗歌来讽刺他们，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或与他们有矛盾者也常常以诗加以讽喻或劝诫。“小雅”和“国风”中有不少这类的诗。15“国风”中几乎每一家“国风”都有一两篇讽刺诗。有直接讽刺诸侯的，如《邶风·二子乘舟》讽刺卫宣公派人杀害自己亲生儿子的兽行，《唐风·采苓》讽刺晋昭公听信谗言，《齐风·载驱》等三篇讽刺齐襄公与其妹淫乱；也有普遍讽刺奴隶主贵族的，如《陈风·墓门》讽刺奴隶主行为不良心术不正，《豳风·狼跋》讽刺公子王孙臭美无耻。“风”中的一些讽刺诗辛辣尖锐，毫不留情，《陈风·相鼠》形象贵族连老鼠都不如，无耻无礼，何不快死！“雅”诗中有十多篇讽刺周厉王和周幽王的，也有少量讽刺其他国王和贵族的。这些讽刺诗如《荡》、《板》、《民劳》等都篇幅较长，提到的问题较多且较具体，但大都不够尖锐，常通过讽刺示警和劝诫。
　　
　　六是讲述历史颂扬祖宗功绩。“雅”诗中的《生民》、《绵》、《公刘》等详细叙述了周人从始祖后稷，经公刘、古公亶父到周文王这上千年漫长岁月的繁衍发展过程，其先祖带领周人开荒种地，挖窑洞，建房屋，迁徒、定居，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这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雅”诗和“颂”诗中还有一些篇章记述了某段时期或某个事件的历史，这些都为考古和史学研究提供了部分资料。“雅”诗中的一部分和“颂”的绝大部分是用来赞颂祖先功绩的，其中赞扬周文王和周武王开国立业、文治武功、高尚道德者数量较多，叙述亦较详细。《商颂》则是赞颂殷商的先人。鲁人乃周之后裔，《鲁颂》既赞周之先人，也记述鲁国建立后，几位先人的功绩和历史事件。
　　
　　七是描写奴隶主贵族的饮宴享乐以及一般人的庆典婚嫁情形。“雅”诗描写上层统治者和贵族举行宴会、饮酒作乐等生活情景的诗相当多，而且详细、具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奴隶主阶级的奢侈和腐化。描写一般人婚嫁、庆典情况的诗数量不多，主要在“风”中。
　　
　　艺术手法
　　
　　《诗经》的主要艺术手法历来被概括为“赋、比、兴”。
　　
　　所谓“赋就是直陈其事，即直截了当地叙述、抒写、铺陈，把要表达的事情和思想明确地、有层次地讲出来，给人以清晰具体的印象。“风”中的一部分，“雅”和“颂”的绝大部分，是用“赋”的手法写成的。
　　
　　所谓“比”，就是比喻或比拟。《诗经》中的诗，特别是“风”诗，运用比喻非常多，这是《诗经》艺术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喻又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诗经》中比喻奇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黑暗的奴隶制度下，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恨、不满和鄙视不能明说，只好借物类比，例如，把贪婪丑恶的奴隶主比作大老鼠、猫头鹰、老狼，把强占儿媳的卫宣公比作赖蛤蟆，把淫妹的齐襄公比作雄狐狸等等，而把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比成柔弱的小鸟和任人宰割的羔羊。另一方面，比喻使歌词形象生动，大为增色，例如《周南·桃夭》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形容和比喻年轻女子的美貌和新婚的欢乐、幸福，用虎比喻勇士，用“凝脂”喻美女之肤，“葇荑”喻美人之手，等等。一个比喻比几十句描述都生动，它使所写的人物和事物活了起来，达到了以形写神，形神统一。正如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诗人以形象和图画说话。”
　　
　　所谓“兴”，就是借景生情，托物起兴，借草木鸟兽、雨雪风霜、日月星晨等自然景物，来兴起和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引出正文。《诗经》中的“风”诗和“雅”诗几乎普遍用“兴”的手法，“颂”诗中也有一部分运用。在各时代的诗歌中，《诗经》是运用“兴”的手法最多的，这是它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兴”有两类，一类是所借景物与所写主题有直接或密切的联系，如《关睢》中借鸟之鸣叫求偶，引起歌者对爱情的追求，《陈风·月出》，借皎皎明月，唤起男子怀念爱人的深情；另一类是所写景物与主题没有直接联系甚至没有关系，而起一个引子的作用。一些好的起兴，能够借景生情，达到景情交融，将读者引入意境。《秦风·蒹葭》写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深秋之时，人多忧思，歌者寻找所爱之人而一时不可得，仿佛在水中看到她的影子。有情有景，好似一幅写意画，品味此诗，读者亦恍如在画中游。
　　
　　《诗经》中的很多诗将“比”和“兴”的手法结合起来，一起运用，更增强了其艺术效果。
　　
　　《诗经》从体例上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其艺术手法主要为“赋”、“比”、“兴”，此乃《诗经》的基本要素。古人将“风”、“雅”、“颂”、“赋”、“比”、“兴”称为《诗经》之“六义”。
　　
　　主要特色
　　
　　《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与世界上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如《荷马史诗》）以及后世的文学作品相比，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一）现实主义为主，并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诗经》的主体部分是民歌民谣，因此全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它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佳作，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开端，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另一方面，《诗经》中“风”的大部分和“雅”的一部分为抒情诗，这些诗同时又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二者结合得十分完美。
　　
　　（二）鲜明的人民性，浓郁的生活气息。《诗经》中大多数诗歌的作者是劳动人民和下层人士，天然地具备人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成书时虽然经过加工整理，其基本内容和思想倾向仍然得以保留。一是所写的内容大都是劳动人民和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这与《荷马史诗》主要写英雄及我国后世许多文人作品，主要写帝王将相有本质的不同。二是以“风”为代表，主要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的许多歌谣不是象文人作品那样同情劳动人民，而是劳动人民自己直表胸臆,诉说自己的苦难，揭露统治者的罪恶，表达自己的喜怒衷乐，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三是痛斥邪恶，申张正义，思想立场、道德标准与人民群众公认的准则相一致。连孔子都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因为这些诗讲民间之事，发群众之声，抒人民之情，所以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细读《诗经》，仿佛又目睹了2500年前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情景。
　　
　　（三）生动、形象、丰富的语言。群众语言是最为朴素优美、鲜明生动、丰富多彩的。《诗经》中的诗大都为群众创作，运用了大量的群众语言。“风”诗中生动形象的语言比比皆是，如《郑风·狡童》写道：“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一位女子因所爱青年不与她说话而吃不下饭，这是真正的群众语言，而又非常生动。再如《郑风·风雨》写道：“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时刻，思念丈夫的妻子见丈夫归来，十分欣喜，天气状况与人的心情对照鲜明，外部情景与内心情绪都跃然纸上。至于“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等美妙语言，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诗经》的语汇又是十分丰富的，诗中运用的不同单字达三千多个，而且很多字是一字多义的。讲的事物种类繁多但准确无误，据有人统计，其中提到的植物有154种，鸟类38种，兽类27种，昆虫及鱼类41种。而描写动作更是多姿多彩，仅写手的动作，就有采、捋、提、握、投、折、抽、携、指、抱……等近30种之多，描写心情的词语则多不胜举。诗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这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例如永久、光明、正直、中央、邂逅、甘心、改造、休息……等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四）文字简洁，高度概括。《诗经》中的诗除“雅”诗外，都比较简短，大都只有三五十字，最短的一首《周颂·维清》只有十八个字。但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一两个关键字就把事物讲清了，而且内涵丰富，可见其语言文字的洗练和高度概括的艺术水平。如《陈风·泽陂》写一男子思念所爱之人“……有美一人，伤之如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寤寐无为，心中悁悁，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二十几个字就将无限思念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得十分生动、清晰而深邃。“风”诗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俄国大文学家高尔基曾说：“民间语言……用两三个字就能塑造一个形象。”读过《诗经》，便能体会到此言不谬。语言精炼，言简意隽的艺术风格也为我国后世诗人所师承。
　　
　　（五）富有民歌特色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诗经》中的诗本来大都是民歌民谣，而且全部能配乐歌唱，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美就不足为奇了。《诗经》的句式大多为四言，也有少量的二言、三言、五言直至九言。其中的诗多数用韵，韵律和谐自然，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有句句用韵，隔句用韵，一、二、四句用韵，句中用韵，句尾用韵等多种形式，以隔句韵和一、二、四句韵最为常见。这种用韵法也成为汉代以后特别是唐代诗歌的基本用韵格式，亦是律诗之缘起。
　　
　　作为歌谣，《诗经》大量采用叠字、叠章、叠韵、双声等艺术形式，更加强了其节奏感和音乐美。“关关、萧萧、依依、苍苍、茫茫、青青、皓皓、滔滔、洋洋……”，“悠哉悠哉，委蛇委蛇、硕鼠硕鼠、采苓采苓……”，这种重言叠句用得非常多；“窈窕、辗转、福禄、漂摇”等叠韵也经常出现。叠字、叠韵、双声等形式可增强声韵上的美感。而“叠章”则是《诗经》中一些诗歌独具的特色。以《周南·芣苢》为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大家来采车前草啊，快来采呀快来采。大家来采车前草啊，采起来呀采起来。大家来采车前草啊，捡起来呀捡起来。大家来采车前草啊，捋下来呀捋下来。大家来采车前草啊，收起来呀收起来。大家来采车前草啊，系好衣襟兜回来。”描写了一群妇女采集车前草的情景和从采到收的全过程。全诗共3段（章）12句，48个字，每段大部分字句重复，只变动了6个动词（而且是单字动词）。清代人方玉润评论《芣苢》一诗时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这种集体劳动，以歌相伴的美景，只有劳动人民有切身体验，也只有民歌表达得最为真切、生动，文人作品中绝少见之。叠字、叠章是民歌一唱三叹所形成的特色，犹如现代部分流行歌曲也反复唱某几句歌词那样。《诗经》中“风”和“小雅”的许多诗保留了这些特点，使人感受到古代民间歌谣之美。
　　
　　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
　　
　　《诗经》是中国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结集成书的文学作品，早在春秋时代就广为流传，汉代以后被奉为经典，为学子和文人所必读，因此对我国的文化以及政治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文化教材，交往工具。《诗经》本来是在一定场合演唱的乐歌，因其内容丰富，语言文字水平很高，后来便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通过学习《诗经》，既可以增加知识，又可以提高文化素养，特别是改善语言表达。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们在相互交往或外交场合，常用《诗经》中的词句，曲折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称为“赋诗言志”，《左传》、《国语》中对这种情况多有记载。拿孔子的话说，叫作：“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不学《诗经》，就很难跟人交往谈话了。汉代以后，这种交际作用虽大为降低，但作为文化教材却一直延续下来。至今，语文课本中还选用《诗经》的某些优秀诗篇。
　　
　　（二）修身养性，弘扬传统。由于《诗经》中的多数诗来自民间，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因此其判断对错、好坏、善恶、美丑的政治标准和道德准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其表达的意识、情操大都是纯洁高尚的。《诗经》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学习《诗经》，就会起到修身养性、弘扬传统的作用。孔子说，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对人起到教化作用。当然，《诗经》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其中少量歌颂奴隶主统治者和美化当时社会制度的诗以及天命论等唯心主义成分是其糟粕，应于批判和扬弃。儒家后来在解释和传播《诗经》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观点，从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者利益的角度，对某些诗义进行了曲解，甚至把一些单纯的情歌解释为赞美封建礼教，把《郑风》中一些情真意切的诗篇诬为“淫声”。对此，应该加以辨别。
　　
　　（三）文学先河，后世之师。《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它的思想性、人民性，以及各种艺术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和其他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楚辞》、汉代的《乐府》都深深地打上了《诗经》的烙印。许多大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盛赞《诗经》并从中吸取营养。而用韵和“赋、比、兴”等艺术手法一直影响至今。歌词、散文、戏曲等文学品类也有《诗经》的痕迹。
　　
　　（四）丰富了汉语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初步统一。中华民族是由很多部落、部族融合而成的，周代分封了很多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上有一定独立性，因此各地的语言文字也有差异。《诗经》在把各地民歌民谣搜集起来的同时，也就把各地的语言汇集了起来，从而大大丰富了汉语语言。《诗经》在编辑的过程中对语言文字进行了整理加工，成书时使用了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言，犹如今天的普通话，全书各篇上下一致。随着《诗经》的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语言文字的统一。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思想观念的趋同起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没。
　　
　　《诗经》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还越出国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文种的译本，受到很多国家人民的喜爱。《诗经》乃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