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亿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商代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商代又包括两类，一是铸有文字的铜器，发现于商代中晚期，一是图形文字，是不可识的，多见于商代早、中期，容庚《金文编》附录里记有562种。商代有铭文的青铜器少但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地青铜器铭文极具地方色彩。风行把金丝镶嵌在铭文中，这被叫做“错金书”。
秦代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前219年)。
商朝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春秋战国金文
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地方的铜器都继承了西周晚期金文的特点，其字体瘦长，笔画均匀飘逸，间隔稀疏，错落有致，具有瘦劲、纤健、清晰、洒脱的风格。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金文大字典》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大盂鼎》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腹内铭文19行，铭文291字，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历来被视为青铜器铭文中不可多得的书法上品。直到今天，还被看作是成康时代金文最高成就。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铭文记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铭文
隹(唯)九月王才玟王受天有厥匿匍有四宗周令盂王大令在珷王方畯正厥民若曰盂不显嗣玟乍邦辟在{雨于}御事虘又酉无敢酉舌有子灋保先王殷边侯田{雨于} {此须}□(烝)祀无敢□有四方我殷正百辟率酉夔古天异临耳昏殷述令隹肄于酉古丧巠敏朝夕入令女盂井乃谰享奔走畏嗣且南公王曰盂廴西召夹我一人{米豆}四方疆土易女鬯死□戎敏谏{雨于}我其遹省一卤冖衣巿罚讼夙夕召先王受民受舃车马易女且南公旂用□(驭)至于庶人臣十又三白辶兽易女邦□六百又五十又九人鬲千又五十四白人鬲自夫易尸□王夫<辶亟>□迁(遷)自厥土王曰盂对王休用乍若□(敬)乃正勿且南公宝鼎灋朕令盂用隹(唯)王廿又三祀
译文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后母戊方鼎》
《后母戊方鼎》铭文
《后母戊方鼎》，又称司母戊、后母戊大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方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方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经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测定，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后母戊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后母戊方鼎》发现的传奇故事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堵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 ，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天亡簋》
《天亡簋》铭文
天亡簋，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又称"大丰簋"或"朕簋"。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为西周盛食器。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是西周初年的典型器物。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录了一件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
此器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内底有铭文八行七十七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铭文
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译文
武王于辛未日来到管地后的第四日乙亥， 举行了盛大祭礼。这次祭礼就是武王率领西方诸侯， 会同南、 北和东方诸侯一起，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祭毕武王下山， 由天亡奉陪护卫。武王在宗庙又遍祭了先王， 特别对陪伴于天帝左右的显赫父亲文王， 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文王德高闻于天帝。显赫的文王在天之灵看得清晰， 杰出的武王继承其大业， 推翻商王朝， 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第六日丁丑， 武王还举行了祭社大礼。回营以后， 天亡护卫有功被赏赐爵橐礼器，(天亡)为此永久感激， 因而造出这件尊簋铭文， 以颂扬王的休美。
《国差垆》
《国差垆》铭文
国差垆，高34.6厘米，春秋中期。敛口，短颈，阔唇，底圆近平。上腹壁饰四个兽面铺首衔环。唇口有一字，肩饰铭文十行五十二字。记国差主政时期工师铸此器之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散氏盘》
《散氏盘》铭文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散国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青铜器断代上一般将散氏盘定为周厉王时器。
铭文
用夨践散邑，乃即散用田。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奉。以陟，二奉，至于边柳、复涉瀗，陟，。以西，奉于敝城。楮木，奉于刍仇，奉于刍道，内陟刍，登于厂湶，奉诸、陵、刚。奉于单道，奉(封)于原道，奉(封)于周道。以东，奉于棹东强。右还，奉于履道。以南，奉于仇道。以西，至于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道以东，一奉，还，以西一奉，陟刚三奉。降以南，奉于同道。陟州刚，登，降棫二奉。夨人有司履田:鲜、且、武父、西宫襄、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原人虞艿、淮司工虎、孝、丰父、人有司丂，凡十又五夫。正履夨舍散田:司土逆寅、司马单、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教父、襄之有司橐、州就、焂从，凡散有司十夫。唯王九月，辰才乙卯，夨卑鲜、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弃之。"鲜、且旅则誓。乃卑西宫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畛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西宫襄、武父则誓。厥受图，夨王于豆新宫东廷。厥左执史正中农。
铭文大意
《散氏盘》的铭文内容相当于一篇和约，记载了当时散、矢两国和约，矢人付给散氏田地，划定田地的四至及封界，并最后举行盟誓的经过。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战罢进行和谈。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人对散氏起誓，守约不爽。和谈之时，矢人将交于散氏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督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和约。散国将约书铸于盘上做为传国宝器，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书法价值
《散氏盘》铭文的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散氏盘铭文的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散氏盘铭文用笔粗放豪犷，但并不粗野，而是凝重含蓄，朴茂豪迈。其线质是能将稚拙与老辣、恣肆与稳健、粗犷与内蕴极为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既不同于早期以时有肥厚用笔及点团来华饰其形，呈现出线与块面的结合，也不同于其后的晚周金文刻意整饬，而是于不规整之中见其错落摇曳之趣，给人以欹正相生、自由活泼的艺术美感。可以说散氏盘既凝重遒美，又不失潇洒畅达。
散氏盘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文字，在结构上呈现出蜾扁的风格特征。在方整中含有圆意，就其单字而言无一不打破对称、平正的惯例，不仅呈横向的欹侧之势，而且变通常的右高左低为左高右低，字势向右下倾斜。然姿态自然，变化莫测，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字形开张，妙趣横生。在朴茂厚重之中，又添加些雄强的意蕴，故而显得博大、宽厚，让人感到一种生气的存在。同时，字的重心都忽左忽右，使每一行的字产生明显的跳跃感。加之其章法错落有致，使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通过变幻多端的下俯、上仰、左顾、右盼联合起来，使人感到行止裕如，气象飘逸。
《墙盘》
《墙盘》铭文
《墙盘》释文
西周《牆盘》又名《史墙盘》，西周铜器，因墙在周朝做史官又被称作"史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墙盘型巨大，内底部铸刻有18行铭文，共计284字，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
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现在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墙盘器形宏大，制造精良，整体通高16.2cm、口径47.3cm、深8 .6cm，墙盘.6cm，盘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垂冠分尾凤鸟文，凤鸟有长而华丽的鸟冠，鸟尾逶迤的长度，为鸟体的二至三倍，延长部分与鸟体分离，凤鸟纹在当时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而且最富时代特征的纹饰。
铭文
曰，古文王初。教琳于政，上帝降处德大曾。甸有上下造受万邦。泌围武王，透征四方，达殷吮民，永不巩狄皮，长伐夷童。富圣成王，广左右毅盘刚稣，用爹取周郑。肃握康王，兮尹吉疆。玄普邵昭王，广能支楚荆，帷奥南行。窗舰穆王，井帅宇侮，膝盅天子。天子圈居文武长刺，天子赞无句。攘祁上下，巫狱趁慕，昊复亡吴。上帝司最，尤保受天子缩令命，厚福丰年，方排亡不从见。青幽高祖，甲效微需处。雪武王既钱殷，歌史使祖道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命周公舍围于 周，卑件处角。虫忽乙祖速匹华辟，远献幻心。子瓜，杏明亚祖辛，或毓子孙 。林鳍多零，果角黛光，义其赛祀。雾得文考，乙公稼越 ，贡屯无辣，农案岁音。帷辟孝晋友，史使墙夙夜不萦坠，其日蔑历。墙弗敢粗，对扬天 子不显休命，用作宝季弃。利祖文考，戈雍受授墙尔簇福裹，箱录、黄者、弥生，老吏事华厥辟，其万年永宝用。
铭文大意
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
《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长13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为传世体积最大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在中国书法史上，西周时期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盘子"铭文，如《虢季子白盘铭文》、《墙盘铭文》、《散氏盘铭文》等。其中《虢季子白盘铭文》的价值较高。
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铭文
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仪)。王各(格)周庙宣榭，爰乡(飨)。王曰:"白父，孔显又(有)光。"王赐乘马，是用左(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虢季子白盘》逃生的故事
《虢季子白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为时任眉县县令的徐燮所得，徐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这日，官军拿下了常州城，刘就住进了护王府内。时至午夜，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万籁俱寂当中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声音不大但极有穿透力。
刘顿生好奇之心，当下秉烛往寻。转到屋后见有马厩，声音即由此传出。细审视，始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了马槽所发出的声响，但这声响非同一般。刘铭传蹲下细看，见此马槽硕大，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幽光;伸手一试，重不可举;轻叩之，发声清远玄妙。刘心中有数，此马槽绝非寻常之马槽。次日一早，刘铭传命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见其外壁四边各饰两个兽首衔环;整个外壁满布纹饰;内底具长铭，通篇工整严谨。刘知是宝物，旋即命人押运送回合肥老家的刘老圩村，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
刘铭传得到虢季子白盘，却给他一家四代带了极大的麻烦。军阀，日寇、国民党官吏纷纷索取。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逸。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才将盘挖出，献给国家。
《鄂君启节》
车节铭文
舟节铭文
车节铭文
鄂君启铜节，战国时期青铜器物，1957年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舟节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有错金铭文9行165字;车节长9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政治、经济、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王孙遗者钟》
《王孙遗者钟》铭文
该钟出土于"湖北宣都"，为春秋时期楚国遗物。铭文共19行，116个字。其上铭文与常见楚国文字略有差别，字形瘦长齐整，笔划细长柔美大方，笔势趋于方折，由于线条的平行状态，整个铭文看起来极富装饰性。
《秦公簋》
《秦公簋》器身铭文
《秦公簋》器盖铭文
春秋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甘肃天水秦州区秦岭乡梨树村庙山，作于秦景公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是秦公之祭器，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有铭文一百零四字，分铸于器及盖上。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九字。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铭文字数，盖内和器内底共铸铭文123字。
铭文
盖铸铭：□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幂）宅禹责（迹），十又而功，才（在）帝之坏（坯），□□（严恭）夤天命，保□氒□（业厥秦），虩(赫）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烈烈桓桓），迈（万）民是敕。
器铸铭：咸畜胤士，□□（蔼蔼）文武，□静（镇靖）不廷，虔敬□（朕）祀，乍（作）噚宗彝，□卲（以昭）皇且（祖），□□□（其严□）各，□（以）受屯（纯）鲁多厘，□□（眉寿）无疆，畯疐才（在）天，高引又（有）庆，灶囿□（造有四）方。宜。
器刻铭：公元器。一斗七升小拳（剩），□（簋）。
盖刻铭：一斗七升大半升，盖。
《毛公鼎》
《毛公鼎》铭文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高53.8公分，腹深27.2公分，口径47公分，重34.700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该铭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铭文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甹朕立，虩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拥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緟恪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 王曰:父歆，今余唯緟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母敢龏槖，龏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圅于囏。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专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绎较，朱嚣弘斩，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童，金豙，涑燢，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口，金膺，朱旗二铃，易汝兹关，用岁于政，毛公对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译文
周王这样说:"父歆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歆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歆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周王说:"父歆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歆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喑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书法价值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毛公鼎铭文的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在具体操作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因而在临写时应特别注意表现出线条的浑厚、拙重与雄强之气。但在表现轻重变化笔意时，不可有故作颤抖之笔，否则难以体现其真意而毫无生气可言。所以毛公鼎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模版。
《小臣艅犀尊》
《小臣艅犀尊》铭文
《小臣艅犀尊》，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因为国际上许多有关青铜器的学术书刊都把它作为中国青铜器的象征，刊登在书的封面上。
《小臣艅犀尊》铭文27个字为：“丁己，王少夔，王赐小臣裓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商王征伐夷方，表明当时一个不愿服从商王朝而遭讨伐的小国。铭文中还记载了商王赏赐小臣裓夔贝。小臣裓的职务为奴隶总管，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犀尊高24.5厘米，据传清道光年间山东梁山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习称“梁山七珍”，犀尊就是其中的一件。
《西周大克鼎》
大克鼎又称膳夫克鼎，西周晚期（孝王时期）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青铜器而铸造的器物，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的内容。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与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花纹造型相同的小克鼎，因而得名。鼎是西周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也是权力的标志。大克鼎是历见着录，流传有绪的着名重器，1890年出土于陕西的扶风法门寺任村，大克鼎出土后，为清代着名收藏家潘祖荫所收藏。抗战时，日寇曾觊觎此器，潘氏后人潘达于将鼎深埋宅中，躲过了这次劫难，新中国成立之初，潘达于毅然将此重器慷慨捐赠于上海博物馆收藏。
《西周大克鼎》流转的故事
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的一处窖藏，窖藏中有1200多件青铜器，一同出土还有一套七件小克鼎，一套六枚编钟（克钟），另有盨二件，镈一件。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着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而大克鼎于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从此，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抗战时，潘达于请家人和两个木匠师傅帮忙，连夜把克鼎、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到屋子底下，书画和小件古董三十几箱藏进夹壁。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强盗，一遍遍搜刮，财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踪迹。
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于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进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直到解放之后。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潘老卧室里，家具简朴，别无装饰，这张奖状，却一挂就是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市民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
大克鼎此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至今。
《西周大克鼎》铭文
铭文：
克曰：穆穆朕文且师华父，悤襄（譲）氒心，宁静于猷，淑哲氒德。肆克龏（恭）保氒辟龏（恭）王，谏（敕）辪（乂）王家，叀（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口于皇天，琐于上下，得屯亡敃（泯），易（厘）无疆，永念于氒孙辟天子，天子明（哲），显孝于申（神），巠（经）念氒圣保且师华父，（龠力）克王服，出内（纳）王令，多易宝休。不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强，保辥（乂）周邦，？尹四方。
王才宗周，旦，王各（格）穆庙，即立（位），緟季右（佑）善夫克，入门，立中廷，北向，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今余唯（緟就）乃令，易女叔巿、参冋（絅）中悤。易女田于野，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勹累）田于（？山），以氒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阝尃）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钟。易女井徵（勹累）人。易女丼人奔于粮，敬夙夜用事，勿法朕令。”克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乍文且师华父宝彝，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译文：
克曰：端庄美善的我的文采斐然的祖父师华父，冲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性。故能谨敬的保护和安定他的君主恭王，整治王家事务，仁爱万民。能使远者怀想，近者依恋。至诚感格于皇天，能使上下信任。得到厚生不会泯灭，赐予幸福无有边际。永远思念他的孙子和当今的天子。天子贤明智慧，安事于神。常念伟大的导师我祖师华父（因为他的庇荫），克得以提拔为王官，接受和宣召王的命令，多次地蒙受王的恩赐。光明正大的天子，（永远延续）万年无疆。保护和治理周邦，长久地统治天下。
王在宗周镐京，天明，王到达穆庙，就位。緟（赞礼官）季护佑着膳食官克，入门，立在廷中，面朝北。王招呼史官之长册命膳夫克。如是王曰：“克，以前我命令你，出入宣召朕的命令，今天我还是重申此令。赐给你红色的祭服，三根絅色中间夹两根葱色的衡带。赐给你野地的田，赐给你渒地的田，赐给你井邑（勹累）人耕种的田于（田允山）地，还有其地的奴隶，赐给你匽地的田，赐给你康地的田，赐给你溥原的田，赐给你寒山的田。赐给你史小臣（宫中杂役）、霝官、龠师、鼓师、钟师赐给你井邑的微人和（勹累）人，收取。赐给你的井邑的人奔于（日东）地，（不留在井邑）。早晚尽职尽守的工作，不要荒废了朕的法令。”克拜稽首，称扬天子的光明正大的美意，为文祖师华父铸造宝器，克祈愿万年无穷尽，子子孙孙永宝用。
书法价值
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
《中山王铁足大鼎》
《中山王铁足大鼎》铭文
《中山王铁足大鼎》，鼎铭文在战国金文中最长，在所有金文中仅次于毛公鼎，内容记述了中山乘燕国内乱，伐燕夺取疆土之事，可补史籍之不足，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
《中山王铁足大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
1965年冬，在山西春秋晚期晋国都城侯马古文化遗址上，发现了大量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盟誓辞文玉石片，计有5000余件，考古工作者将其定名为《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的每一件玉石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自己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等，字数多寡不一，多的200余字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要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往来。
东周时代，诸侯各国文字已趋于异形，所以其结构与简化程度均与人们熟悉的西周金文有着差别。由于《侯马盟书》是用毛笔书写的当时通行的篆书，因此为研究先秦书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青川木牍》
《青川木牍》
《青川木牍》又名《青川郝家坪木牍》。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木牍为楠木质，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定为战国晚期秦武王二年至四年的手迹，被视为目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目睹现存四川省青川县文化馆。
此牍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字形方扁，取横势。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向右方向的末笔已显露波挑之势。《青川木牍》书体为秦代早期隶书，篆法隶势明显，笔画平稳工整。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这些都是早期隶书明显的特征。从书体角度而言，牍中那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的美感已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它已展现了一种与金文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
《信阳楚简》
1957年河南信阳市长台关西北小刘庄一号楚墓出土竹简148枚，年代为战国早期。今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据内容分为两组， 一组慰遣册29枚，另一组为古佚书119枚。遣册简长68cm，宽0.4cm，有上下两道编组，每简字数37-47字不等。古佚书简长约45厘米，有上中下三道编组。简文墨书，书体为楚系古文，整简满写在30字左右。使用小横线作为钩识。字势开阔，结体匀停方扁，用笔圆曲流畅，横画收锋每每向下回曲，书风疏宕抚媚。
《战国中晚期 湖南长沙仰天湖楚简》
1953年湖南长沙市南门外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竹简四三枚，年代為战国中期偏晚。今藏湖南省博物馆。
竹简内容為遣册。简长20.6-23.1、宽0.9-1.1一、厚0.2厘米，有二道编联。写于蔑黄面，每简字数2至20字不一。书体為楚系古文，结体宽大而扁纵并见，字势欹侧，线条圆转清秀，提按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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