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书堂藏印》成书于清代嘉庆己未年（公元1799年），由清代书画家查礼鉴定，其子查篆仙辑成。收入官私印千余钮，为清代一部重要的集古印谱。当时著名的两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和翁方纲为此印谱撰写了序言，并各自以秦、汉印的审美内涵为题目，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观。今天我们先来看看王文治在序中，主要论及“性情”的命题。
刻印虽多在秦、汉，而其体不拘一格，仓、籀遗意或有存焉。且古文之可贵者，不徒字形足资考证而已，其笔势之向背屈曲，皆含古意，使人深玩之而如对古人之威仪，闻古人之馨咳，羹墙如见，将在斯矣。
我们看到，王文治对秦汉印的审美意象的出发点是“不拘一格”与存“仓籀遗意”，“且古文之可贵者，不徒字形足资考证而已”，重要的是“其笔势之向背屈曲，皆含古意”，而古意在王文治眼中是“古人之威仪”、“古人之馨咳”。对于秦、汉印的审美与发掘，则需要通过“深玩”的深入欣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文治的观点是秦、汉印的审美，不该停留在表面，而应该更加的注重印章的审美意象。
序言中接着写到：
昔人尝谓汉人刻印，与晋人尺牍，缩寻丈于尺寸中，屈伸变化有龙德焉。夫汉印之古朴，与晋书之姿媚相提并论，似乎不伦，然其精神发见之处，未尝有殊。
观印当观其“精神发见之处”，这就是王文治的印章审美观，也是其书法和其他艺术共同的审美观。在这里，又以“古朴”的汉印和“姿媚”的晋书两种风格相比较，王文治于书法之中推崇六朝的姿媚，于是此处将汉印的“古朴”相提并论可见其对汉印的喜爱。这里更重要的是想说艺术的审美意象可以千变万化，但其必须是反映人的“精神发见之处”，这里的精神与我们前文：程瑶田与《看篆楼铜印谱序》中的“贵传神”的神是类似的。千变万化的审美意象，但必须反映人的精神之美，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艺术都“未尝有殊”。这种从艺术哲学的根本上把握审美意象的观点，在当时正是针对把印章完全当做考证的对象，而忽略了印章艺术内涵的学究观点而有感而发。清代朴学的大盛，亦是有其遗憾之处的。
观是谱者，岂惟可以识六书之宗旨，兼可得秦、汉之性情，彼沾沾焉徒以《说文解字》纷纷聚讼者，或当望洋而叹已。
王文治以“性情说”所批评的对象，即“徒以《说文解字》纷纷聚讼者”。这些人动辄以小学衡量一切，否定印章，特别是秦、汉印的审美功能，从而使在印谱、印章中追求美的意象受到严重阻碍，以至于失去了欣赏者的情性。王文治在这里尽管说的是“古意”，说的是“深玩”古人的音容笑貌，“得秦汉之性情”，但实际上还包括了以印章寄托今人之情怀的内涵。所以我们纵观其文，观“其精神发见处”一句，是最精彩的一笔。
印论中的“古意说”可以上溯到元初的吾丘衍、赵孟頫二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二人即他们的复古印论。明代以来关于“古意”的概念，也多用来意会在古印中看到的质朴趣味，又或以古朴、苍古等形容印章中朴拙的风格。王文治在《铜鼓书堂藏印》中则将其深化，赋“古意”于人格精神的内涵，使“性情”、“精神发见处”等美学命题，在“古意”这一概念中展开，从欣赏活动的角度正确地阐述了印章的审美意蕴，因此对于当时封建道学气很重的批评界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我们在欣赏古代印谱之时，特别是集古印谱之时，要多多重视其序言中的印论，因为无论元代还是明、清很多有价值的印论都是以序言的形式发表，而少有印论的专著。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各种印谱中，虽然看到的秦、汉印更多、更广，但是一些古代的印论序言却往往被大家所忽略，甚至编辑者都未曾重视，如今我们“深玩”印章，不光要多多欣赏古印，亦要多多了解古代印论。
今天我们来看一些秦、汉古印
战国古鉨，如今我们一般“玺”、“鉨”通用，其实还是以玉治为“玺”，铸造铜印为“鉨”更为
汉代的粗白文印，是汉印中最具代表的印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其时汉人的“性情”，同时也可以对比下秦印，我们来看几方秦印，大家可以比较下印章中所体现的“性情”不同。
秦印，规制更加严谨者为秦一统六国之后之官印，而更加恣意与不够严整之作为战国时秦国之印或私印，从中可以结合历史来欣赏。
我们介绍了很多明、清时期复古的印论，或者从不同的角度传承秦、汉印传统的印论。对我们欣赏秦、汉印是很有启发的，秦、汉之印虽多为铸造铜印、凿琢玉印，但是不懂秦、汉印，篆刻之审美是有重大缺失。
一方汉印，如今学习篆刻时的章法，很多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方圆、巧拙、独秀、残破诸法都可以从中见到端倪，如今篆刻之章法都是在总结秦、汉古印中所得。如何在这些总结出来的章法之中加入自己的“性情”，便是“入古出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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