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中的“无逸”篇，就是周公旦对侄儿成王进行家教最早的诫子书。《母训》，即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公父文伯之母训诫儿子的记录。至于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家训《颜氏家训》和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的清人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更是影响深远。自汉至唐、从明到清，各种进行家庭教育的家训、家书、家规、弟子书、母训、女诫、启蒙读物更是汗牛充栋。研究、筛选、汲收、利用这些家训，对于提高每个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行为准则，从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劝勉读书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关于教子劝学勉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更是不可胜数，仅从我国古代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来看，其中就列举了数十个劝学、勤学、苦学、励学的故事来勉励孩子学习，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这些故事，通过《三字经》朗朗上口的传诵，使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颜氏家训》中，专有一节《勉学》：“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不能隐也。”颜之推历仕四朝，始终靠自己的才学立足于乱世，他目睹了梁代士大夫子弟因不学无术造成可悲的局面，因此，深感学习的重要性，提出“积财千金，不如薄技在身”的思想和勤、精、博、虚、实的学习方法。历代家训中，都十分重视教育子弟读书做人。大多数家训都认为，教孩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寻上达之路，更主要是读书做人。《朱柏庐劝言》中说:“所谓人者，不但中举人、进士要读书，做好人尤要读书”；“子孙不读书，则不知义理，一传再传，童贵蠢蠢，有亲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于固陋，慧者习为黯诈，循是以往，虽违禽兽不远，弗耻也。”不读书就不能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古今不易之理。
修身立德
“德”指的是人的德性、德行，“崇德”就是人要尊崇德性，敬重德行，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纳入道德的规范之中。古人将“立德”置于“三不朽”首位，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德”的内容，如在谈到节俭时，有“俭以养德”、“俭，德之共也”的论述；在谈到谦恭时，有“恭为德首，慎为行基”（羊祜：《诫子书》）的论述；如窥人隐私，借物不还，与人争利等“皆无德之一端也”（吕祖谦：《辨志录》）；在谈到人际关系时，认为“忍让为居家美德”（吴汝纶：《谕儿书》）；在谈到人的生命时，认为“大德曰生”（曾子）；为官从政者要“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为官德。所以，“养德”是培养的目标，而“修身”是“养德”的途径。这种“修身”一定意义上是通过家庭道德教育而实现的。宋代大儒朱熹即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意思是说，有德的人虽然年龄比我小，我也会尊敬他；不肖的人，虽年龄比我大，我也必定疏远他。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德的重视程度。在朱熹看来，重视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明代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告诫子孙：“人品须从小做起，权宜苟且诡随之意多，则一生人品坏矣。”他认为，人品要从小就开始培养,不能苟且诡诈，否则一生的人品就败坏了。
孝悌为基
所谓“孝”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强调“父慈子孝”；“悌”是指兄弟之间的关系，所谓“兄友弟恭”。当然前者也包括婆媳之间关系，后者也包括妯娌之间关系。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家庭中的“孝悌”。众所周知，儒学核心的“仁”，而“孝悌”则是“仁”之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中国古代，“忠孝”是每个人必备的最基本的品格和修养。因此，古代家训宣教忠孝思想的情况非常普遍。孔子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把孝悌置于崇高地位。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把事亲看作人生最高的道德表现。此后，孝之观念继续演变，扩张到世间一切事务、一切德行，莫不以孝为中心。《礼记》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吕氏春秋》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孝经》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由此可见，孝为“仁之本”，立身之本，百善之首，无论长幼尊卑，无论王卿将相，还是黎民百姓，都是如此。汉文帝侍奉母亲，亲尝汤药；赵倩雯照顾老母，尽心尽力。他们的言行之所以打动人心，正是源于心中那份至纯至真的孝心。“百行孝为先。”唐代最著名的柳公式《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把孝悌作为家法的基础，这在古代家训中很有代表性。要想“家”齐、“家”和，叔伯兄弟、婆媳妯娌、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和谐共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倡导“孝悌”。
教子明理
痴心父母古来多，天下没有不疼爱子女的父母，但问题在于，如何去爱？单纯给子女们提供物质财富，会使他们泯灭自我奋斗的意识，丧失独立创业的能力。因此，明智的父母，就要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来留给子孙，把清白留给子孙，这才是无价之宝。那种只为子孙聚货敛财的愚蠢行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痛斥。父亲们告诫子女不要凭借祖上的余荫，而应奋发自立，要以自己的奋斗来实现人生价值。传统家训认为，爱护子女，关键是教育好子女，即“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左传·隐公三年》）首先，教育子女立德做人，把孝、友、勤、俭、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反躬自省，真知力行。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年届七十时写成《诫子益思书》，希望儿子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北宋司马光在《家范·祖》篇中认为：“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唐太宗也命魏征集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分赐给子女，让他们置于左右，以进行品德教育。其次，教育子女要志存高远。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者，其本也”；“立志而圣，则圣也；立志而贤，则贤也。”（《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明末姚舜牧在《药言》中告诫子孙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老当益壮，贫且益坚，是立志之说也。”再次，教育子女要自强自立，不要依赖祖辈的地位和财产。颜之推总结一生的经历，深有感触地告诫子女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
勤俭持家
历代家训对中国人勤俭节约品格的养成，起了很大作用。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勤奋程度决定功名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诸葛亮劝诫子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勤俭的反面是骄奢，司马光认为，“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劝诫儿子“以俭素为美”。“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美德，亦是传统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朱柏庐劝言》中说:“勤与俭，治生乏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匾，财匾财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黯者入行险侥幸之途。”这一训诫，十分富有辩证思想。不勤劳收入必然少，如再不能节俭，必然会动邪念头，不少人正是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待人处世
与什么样人交往，怎样与人相处，这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孝友堂家训》中说:“与人相与，须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为人所容。颜子犯而不较，孟子三自反，此心翁聚处，不肯少动，方是真能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即以声色相加，此匹夫而未尝读书者也。”有度量能容人，不仅是个人修养程度的表现，也是与人相处的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对人要能做到忍让，让则无争，无争则不生怨。《高忠宪公家训》告诫家人:“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这不仅是在处人，也是在积德。但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同别人发生某种利害关系，只有善处，才能与人相安。在《袁氏世范》中，袁采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
勤政清廉
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公式所撰《钱氏家训》更是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公式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宋人包拯更是以家法的形式告诫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脱脱《宋史·包拯传》）清代聂继模在得知儿子聂焘中了进士后被派到基层当县令，便写下了《诫子书》，教导儿子如何做官，儿子遵照父亲的教导，在地方干出了显著成绩。《诫子书》中说：“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在基层为官，不要因为偏僻、担子轻，而销蚀了为官的进取心。要寻找工作突破口，勇于担当，敢于任事，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又可以凭借着早已积累和准备好的本领予以应对，能将“有事”化为“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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