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梨园界有唱义务戏的老规矩。义务戏大致分作四种,一是遇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虫灾、地震等,梨园公会出面组织伶界赈灾义演,各路好角儿登台献艺。二是赈济社会孤寡、幼儿教育等公益事项。三是伶界行内凡至每年腊月下旬,由梨园公会出面组唱义务戏,俗称“窝窝头义务戏”,以救济同业贫困者。四是临时遇行内伶人病殁或死后贫于安葬,由同行倡议,自愿参加义演,行内叫“搭桌戏”。
赈灾义务戏规模最大,伶界所有在京好角儿都踊跃参加,卖座儿收入悉数送往灾区。这类义务戏有几个特点:1、场地大卖座儿多。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最大的戏园当属位于珠市口迤西的第一舞台,有2500个座儿,是赈灾义务戏的首选场所。2、好角儿多。伶界生旦净丑各行好角儿都把义务戏看得极重,唯恐欲参加而不能。3、戏码儿多且硬。义务戏所演剧目都是名角儿的拿手好戏,戏码儿多至十几出,耗时七八个小时。4、票价高。义务戏票价比日常商演高三四倍。缘于义务戏众多名角儿荟萃一堂同台献艺实属难得,对戏迷而言是一次高档盛宴。
民国五年(1916年),第一舞台举办了一次大义务戏。大轴儿谭鑫培的《洪洋洞》,压轴儿杨小楼、王慧芳的《战宛城》,倒第三刘鸿升、谢宝云的《雪杯圆》,倒第四陈德霖、王瑶卿、路三宝、贾洪林的《六本雁门关》,倒第五龚云甫的《沙桥饯别》,倒第六俞振庭的《溪皇庄》,倒第七时慧宝的《朱砂痣》,倒第八是九阵风的《泗州城》,倒第九许荫棠的《胭脂虎》,倒第十李顺亭的《镇澶州》,开场董俊峰的《铡美案》。这十一出戏于一天演完,戏迷花多少钱都觉得值。
再如民国六年(1917年)顺天京兆水灾,自8月22日至24日,于第一舞台连演三天大义务戏。名角儿如下: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陈德霖、王瑶卿、龚云甫、王凤卿、王慧芳、路三宝、田桂凤、杨小朵、钱金福、郝寿臣、姜妙香、王长林、吴彩霞、慈瑞泉、许荫棠、黄润卿、贾洪林、裘桂仙、孟小如、高庆奎、李顺亭、金仲仁。每天十来出戏,个个硬整,演至凌晨5点尚不能散。
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老生三大贤及四大名旦正值大红,极能叫座儿。原本他们当中任何一位都能卖满堂,义务戏却是七人同台,影响力可想而知。况且还有一位大轴子杨小楼。这种规模的大义务戏,票价至少5块大洋。先母在世时曾说,那时一年总有两三回有人到家里售卖义务戏票,而且总让我外祖母认购两张(知道怹家人是戏迷)。先母那时在闺中尚未成家过日子,能看好角儿大戏自然高兴,却不知两张戏票10块大洋能买多少柴米油盐。
“窝窝头义务戏”是为救济同业贫困者,能让贫困伶人有口窝头吃。该义务戏始创于民国十五年前后,先由票友陈启沅(琉璃厂赏奇斋掌柜)倡议,后由梨园公会牵头,每年腊月底举办,所得收入让贫困同业过年吃顿饺子。窝窝头义务戏所得收入按在册的七行七科人员的年纪和家庭状况,每家分些现钱。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腊月的一场窝窝头义务戏大致收支如下:票款收入2537元,世界红十字会捐洋1000元,上海大舞台老板黄金荣捐洋1000元,梅兰芳个人捐洋1330元,共计5867元。支出:生行165人,旦行110人,净行144人,丑行84人,武行36人,龙套后台等合计917人,每人4元,共计3668元。又给伶界120名孤寡每人5元。统计发放4268元,余1599元。其制度与账目细致完备。
上海伶界也有此规矩。凡至年底名角儿拢聚一堂,称作“八班合作”。其实不止八班,一提“八班合作”便是为贫苦同业筹款之义务戏。
倘若遇贫困伶人丧事或重大疾病,行内即时举办的义务戏叫“搭桌戏”,意思就是业内同人都伸把手出把力凑一台义务戏,收入送给遇到困难之同业。总之是为伶界同人不至无钱看病,冻饿而终,或终而不得入土。
武生俞振庭(俞菊笙之子)晚年病重,囊中不裕财力不支。他早年是急公好义之人,捧红了不少好角儿。晚年如此凄惨,伶界众多好友就为他唱了出搭桌戏。戏散,俞振庭让人搀扶亲自到后台给每位演员道乏,作揖致谢。名净金少山一辈子挥金如土,晚年极为潦倒,病殁于自家屋中。出殡发送全赖同人唱搭桌戏,方入土得安。
说到搭桌戏,有一则趣闻。前清某王爷喜京剧。家资甚巨,举动奢华,时常花大把银子登台票戏过瘾。他是站中间儿的,自他以下二三路,直到旗锣伞报底包跟包端茶壶打洗脸水的,人人都有大戏份儿。每回他一进后台,请安的、道乏的、点烟凑趣儿的前呼后拥,三五层人裹着他走,跟“圣驾”没什么两样儿。民国一来俸禄没了,可他手面一点儿没小。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他这么攘。没几年就家无隔夜粮举债四方,逢年过节得到处寻宿儿躲债不敢回家。北京诸多伶人先前都从他手里挣过不少钱,见他过年都吃不上顿饺子了,就提议帮他唱出搭桌戏,也算知恩报恩。
旧京伶界的义务戏完全由行内自行发起组织,没有官方衙门等行政指令,数十年未间断。伶界这项义演旧规在其他行业似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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