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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上游新石器、青铜时代生活推测3


(续)

    (五)小河沿文化

    小河沿文化因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东至奈曼旗,向南可达锦西一带,迄今发现小河沿文化存在时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经正式发掘和调查的遗址还有敖汉旗石羊石虎山、翁牛特旗大南沟和克什克腾旗上店。

    有关小河沿文化经济形态方面的研究成果尚少,故本文对此不做进一步论述。然而,该文化在陶器、石器及骨器制作上却显示出较高的工艺水平。

    与以往各文化类型相比,小河沿文化的陶窑和烧制火候都有所改进,而且陶器制作在手制成型的基础上,又采用慢轮整型技术,使器形更加规范适用。陶器的造型也出现了值得称道的艺术品。石棚山M67:2出土鸟形壶、M36:1出土侈口鼓腹彩陶盆及M76:5出土的双口壶都堪称陶器艺术的精品。小河沿文化多彩兼施的彩陶是彩陶艺术发展的最高境界,白斯朗营子出土的陶尊和器座则是其代表。

    小河沿文化的石器加工技术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在大南沟墓地中,出土大量装饰性的石环、石璧,制作形制规范。还有石斧、石钺、石锛和石凿等生产工具共104件,边线极为规整,棱角分明,这都是切割工艺精良的佐证。

    小河沿文化的骨器制作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大南沟墓地出土的骨制品工具,共有60件,包括刀、匕、凿、镞、锥和装针的针筒及几枚骨针,占出土工具总数的三分之一。石刃骨刀是小河沿文化骨器精湛工艺的典型代表。大南沟的10座墓葬中,共发现石刃骨刀13把,从款式上可分为4式,即弯背宽柄式、弯背窄柄式、剑式和弯弓形刮刀式。其中以标本M34:7的制作最能体现当时高超的工艺成就。

    (六)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它北起西拉木伦河以南,南至永定河以北,东及下辽河以西,西达桑干河上游一带。由于该文化分布范围广阔,故将其细分为三个地方类型:燕北类型(又称辽西类型或药王庙类型)、燕南类型和壶流河类型。本区则属于燕北类型,主要集中于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目前经发掘的遗址有赤峰药王庙、夏家店、宁城南山根、蜘蛛山、北票丰下、敖汉旗大甸子、小河沿、四分地东山嘴、建平水泉等。有关该文化的年代,以徐光冀、朱延平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在距今4000-3400年前后。

    与上述考古学文化相比,夏家店下层文化诸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现将各遗址总体特征介绍如下:

    1、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发现房址280余座,大致经历了由地下向地上、由圆形向方形、由独间向多间的发展过程。早期的房址均作圆形半地穴式,屋内常见红烧面,少见凹下的灶坑。而晚期房址逐渐向地面式建筑过渡。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阴河北岸夏家店下层石城、半支箭河中游及城子山遗址调查时,有相当数量的城邑遗址,基本具备城壕、城墙、城门、角台和马面。这些类似城堡的聚落往往以集团形式出现,即中心城址占据主要位置,四周分布着若干子城,俨然一派城邦林立的态势。

    2、发现陶器共2000余件,仅大甸子墓地就出土1683件。夹砂褐陶与灰陶在陶系中占突出地位。绳纹和绳纹加划纹为常见纹饰。觑、鬲、鼎等三袋足器成为这一时期陶器最重要特征之一。其它器类还有盆、罐、尊、钵等。制法上多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在成型工艺上,快轮制陶成为常用的工艺手段。

    陶器的烧制已应用密封饮窑技术,仅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就有近30%烧制火候极高的灰陶和黑陶。彩陶是该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仅大甸予墓地经彩绘的陶器就有402件,画面勾画细腻,对称协调.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3、石器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各遗址出士石器近400余件,其中较多的有大甸子遗址184件,丰下遗址143件,南山根遗址62件。磨制石器数量最多。约占80%左右。其具代表性的器类有穿孔石斧、石钺、有肩石铲、穿孔石刀(镰)、石锛、石凿等。打制石器有石锄、石斧、镢、盘状器、石臼等。细石器有刮削器、石核石器、镞等。

  石铲(耜)是该文化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且出土数量较多。器形包括扁平长方形、扁平梯形、鞋底形、亚腰有肩形等,尤以磨制有肩石铲为代表。石斧大多经磨制,刃端锋利,除用于农事活动外,还用作武器。常见类型既有横剖面呈椭圆状斧也有长方体扁平斧。此外,还有石刀(镰)。主要有近似长方形、柳叶形和半月形等几种,每种又可细分,可见石刀(镶)形制分类更加细密。尤其是在北票康家屯遗址发现的石镰.通体磨光。弧背直刃,已超越了红山文化的打制石镰。石锄皆打制而成,器身厚重,形制规范。分为长柄有肩式、亚腰式、鞋底式等几种。与长期以来使用石磨盘、石磨棒不同的是,该文化的谷物加工工具已采用石臼和石杵。此外,由于切割与钻孔技术的普及,使石器的制作工艺更为成熟。这已从出士的器形小而甚薄的石铲中得到了印证。

    4、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发现一定数量的金属器,质地除青铜外,还有黄金和铅。铜制品包括工具、装饰品、武器和礼器。

    大甸子遗址及墓地是出土金属制品最多的地点,共出土金属器58件,其中青铜器55件,包括青铜耳环和指环。此外,还有铅器2件和1件金耳环,这两件铅器是我因最早出现的铅制品,而金耳环也是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黄金制品之一。

    在东山嘴遗址中发现铸造金属的一扇陶范,在范的顶部和两侧都有对范的刻划符号,说明当时使用的合范己达到相当规范的程度。

    康家屯城址发现一个石范。由两块范模合并而成,整体呈圆柱状,通体磨光。与此同时,还发现一件青铜刀具,弧刃弓背,刀背呈锯齿状。这是该文化铜刀中最进步的一把。

    最能代表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工艺水平的莫过于水手营子墓葬出土的1件铜柄戈,这是迄今发现档次最高的一件青铜器。铜戈与柄连铸一体,通长80.2厘米。戈体装饰菱形加联珠纹。造型奇特,制作精湛。

    另外,在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发现冶铜炉壁残片堆积,炉壁残片为草拌泥所制,大小不一,多呈弧状,外部呈砖红色,内壁多粘附黑色炉渣层。部分残片带有向内倾斜用以人工吹管鼓风的小孔,推测每个炼炉有两排共12个鼓风孔。这对了解当时冶炼方法是极为重要的。

    5、玉器主要以大甸子墓地出上的玉器为代褒。有49座墓出土玉器,共计94件。主要器类有斧、钺、璧、环、玦、勾云纹佩、鸟形佩等。尤以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镂空透雕马蹄形碧玉臂饰、敖汉旗博物馆藏有表面装饰复杂而精致花纹的玉斧为当时罕见的艺术精品。

    6、骨器数量仅次于石器,大甸子墓地就出土骨器84件,器类有锥、铲、匕、镞和针等。四分地东山嘴遗址出土骨器22件,除上述器类外,还有刀、矛、卜骨等。另外,在该遗址F8出土的一件陶瓮里而遗留一块牛肩胛骨,推测此时除储存粮食外可能还储存肉类。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骨器合计16件,在若干骨科上可清晰看到“锯”痕。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出土的骨器共计近40件,以镞为最多。

    7、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周围。发现有储存粮食的窖穴及谷物遗迹。建平水泉遗址第五层则发现三座直径为2米的圆形储粮窖穴,底部沉积的炭化谷物厚达80厘米。在赤峰四分地遗址一件瓤内盛有部分深黑色的炭化谷物,据鉴定为黍类且经人工栽培的谷物。丰下遗址发现粟(稷)和黍类的遗存.大甸子遗址也曾发现粟的遗存。

    8、在遗址发掘中常见猪、羊、牛、狗和鸡的骨骸,其中猪与狗已是家畜。大甸子墓地有166座墓葬出现埋牲现象,主要是猪、狗,个别墓葬也有鸡。除家猪外,还发现少数野猪。在M37l填士中发现4只猪个体,其中1只猪骨骼中嵌有骨镞,推测是狩猎捕获的野猪。

    二、关于经济生活的研究

    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经济主要包括农业、渔猎和采集,同时还涉及到一些手工业部门,如制石、制玉、金属冶铸等。前人对各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尤以农业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一)农业

    就农业而言,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研究者在判断一种古代社会形态是否属于农业经济类型,一般都从农业生产工具状况、谷物遗存、动物骨骸及定居村落的出现等方面加以考察。

    1、兴隆洼文化

    在兴隆沟遗址谷物栽培遗存正式发现之前,学者们对于该文化有无农耕问题持不同看法。以遗址发掘者杨虎为代表的多数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属于一种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同时兼营渔猎社会经济类型。然而,以秋山进午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查海遗址和兴隆洼文化遗址,都不一定有农耕经济,其社会生产类型属于采集和渔猎经济。但在2002-2003年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炭化谷物标本被证实是经过人工栽培之后,这种说法则不攻自破。

    判断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类型,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归纳起来,大致存在如下分歧:以严文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发现有环壕村落遗址,房屋都是单间半地穴式,大量使用筒形陶罐,农具有锄、铲、刀、磨盘和磨棒等,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与严文明观点一致者是徐光冀、朱延平,他们指出,“尽管兴隆洼文化遗存中带有渔猎、采集经济色彩。但不能否认农业在当时已占相当比重”。同样,赵宾福以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炭化谷物为证,说明当时的生业方式主要是以种植农业型经济为主,渔猎经济是农业经济的补充。此外,胡健等人认为兴隆洼文化己结束了单一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并指出查海遗址农业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于海燕、孙永刚等人也是赞同此说。与之相对立的是苏秉琦、张忠培等学者,他们认为农业在当时并未占有主要地位。苏秉琦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中指出“狩猎、渔业和采集很可能是兴隆洼文化先民主要谋生的手段,而农业在这里尽管可能已出现,但尚未显示出它的重要性。”郭大顺先生也发袭了相同观点,他说“查海一兴隆洼文化即使已经营农业,也不会在经济中占多大比重。狩猎,捕鱼和采集仍然是查海一兴隆洼文化的主要谋生手段。”此外,刘国样、田广林、金广金、光远、夏正楷、徐子峰、乌兰、贾伟明等学者也持相似的观点。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200l一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兴隆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时,在第一地点出土了载培作物粟和黍。赵志军根据对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再结合其他遗迹、遗物,提出兴隆洼文化处在“似农非农”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即以采集狩猎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农业经济形成过程的早期阶段。

    由于植物考古学等科技考古手段的介入,有关兴隆洼文化农业问题的讨论已有初步结果:确定兴隆洼文化已出现北方地区最早的栽培作物——粟与黍,但利用浮选法鉴定。黍在籽粒形态上仍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特征且数量有限,证明兴隆洼文化正处于农业经济形成的早期阶段,采集狩猎仍是该文化主要的谋生手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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