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现在我原本可能在戛纳

作者：Daniel Eagan

译者：易二三

校对：奥涅金

来源：《Filmmaker》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原本计划进行《花样年华》的20周年特别放映。除了梁朝伟斩获戛纳影帝，影片剪辑师、服装设计、美术指导张叔平和摄影指导杜可风、李屏宾还一同捧得了技术大奖。

 

《花样年华》（2000）

杜可风本希望自己的新片能参加戛纳电影节，包括《第一炉香》，但电影节于4月14日宣布推迟举办。该片由许鞍华执导，是一部改编自张爱玲作品的浪漫爱情片。隔离刚开始时，杜可风正在完成电影的后期制作工作。他在香港的公寓里接受了本刊的采访，而他的母亲于一天前在澳大利亚去世。 

杜可风

问：最近过得还好吗？

杜：还行。我住在香港中部，附近的街上几乎没人，是我见过最安静的时候。就连出租车也载不到客。

问：听到你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

杜：她不是死于病毒，而是死于衰老。享年95岁。这件事伤心的地方在于没有人能去看望她。我不能去，因为澳大利亚有14天的隔离期。即使是我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姐妹们也无法去看望她。这是最艰难的部分。一个人面对死亡肯定很艰难。

 

杜可风

问：你的工作情况如何？

杜：电影院已经关门一段时间了。我近期拍了两部电影，都是和女导演合作的。一个是和许鞍华导演，在内陆拍摄的，投资来自香港和内陆。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里，我还拍了一部完全是香港投资的电影。两部电影都挺棒的。制片人都希望影片能去戛纳参展。今年还是《花样年华》的20周年纪念。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本来是非常重要的一届。

 

《第一炉香》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她写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战时的上海或香港，爱情题材，男人通常是个混蛋。这些文学作品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许鞍华翻拍了几部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作品，我也拍了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

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第一炉香」（注：英文片名为Love after Love，并非直译）是童贞的隐喻。故事发生在40年代的香港，但我们是在内陆拍的，因为40年代的香港已经在香港难觅踪迹了，40年代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甚至60年代也如过往云烟。《花样年华》的很多戏都是在曼谷拍的。

 

杜可风（左一）在《第一炉香》拍摄现场

一个月前我们完成了许鞍华这部电影的分级，那部港片则在一周前完成了分级工作。当然我们都戴着口罩之类的东西。我们没有怎么谈论疫情相关的话题，我们只是很高兴拍了这部电影。我想这也许是处理问题的唯一方法。这真的是你活着的目的吗？

如果你只是「想」去做一件事，那就不要去做。因为「需要」才去做。去做一件事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如果你只是想当一名电影摄影师，那就打住。什么是电影摄影师？奥逊·威尔斯曾说：「电影永远不够完美，除非摄影机是诗人的一只眼睛。」

 

问：你的资金情况怎么样？

杜：我自己有一个电影剧本，故事一半发生在中国，一半发生在澳大利亚。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但现在一切都停了下来。作为电影人，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收入。我的意思是，电影摄影师没有固定的月薪，有时候甚至会开天窗，一分都没有。我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没办法获得救济。

其次，拍电影是一项社会性事业。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各种问题。显然，像动画、CG制作的这类电影将会出现爆发态势，这在电影业算是一次有趣的演变。但对于一个不太懂电脑的电影摄影师来说，情况将会很艰难。不过我还涉及一些其他领域，写了不少东西，写书，教课之类的。尽管赚的钱不多，至少在智力和精神层面、在保持精力方面，我认为自己做得还可以。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是道裂缝。

 

去年我在日本拍了三部电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就像汤姆·威茨《日本的大人物》(暂译，Big in Japan)那首歌里形容的那样。其中一部电影在日本获得了摄影奖——《一个船夫的故事》。

《一个船夫的故事》（2019）

我可能是第一个获得那个奖的外国人。这部电影由小田切让自编自导，他还出演过我的电影《白色女孩》。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治时期，即1850年代，当时日本正试图实现现代化。其中一个角色是拥有一艘渡船的船夫，但是当地正在建一座桥，也就意味着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灰。

 

《一个船夫的故事》（2019）

这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很像。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两人之间达成了某种约定。影片其实很简单，一个场景，一条河，一艘船。非常有趣。Joe（注：小田切让的英文名）一直对我说，「克里斯，想想1950年代的日本电影。不要移动摄影机。」他还会说，「再宽一点！再宽一点！」我只能回答：「乔，你在电视荧幕上或手机上甚至无法看到这些人。」因为这是西尼玛斯科普宽银幕电影，用了超广角镜头。我获得了摄影奖全是因为乔。影片非常简单，非常影像化。我的意思是几乎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个船夫的故事》（2019）

如果你在日本工作过，你会发现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日式。我是个很没耐心的人，但他们什么都要商量。有时候你提出一个建议，半小时后才会有人说：「好吧。」我们就在那儿坐着，灯光师会说，「我们必须等光，」我说，「我不在乎什么光，就这么拍吧。」他又说，「不，不，不，我们必须等光。」但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但他说：「你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时？这算什么？我以前和黑泽明一起拍戏的时候，有时为了合适的光我们会等上一个月。」

我很喜欢Joe，我们很亲近。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年末还会一起拍一部电影。

 

小田切让与杜可风（右）

问：你认为你能给这样的电影项目找到投资吗？

杜：这通常不是电影摄影师的工作。但当我担当导演工作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如何说服别人是件了不起的事。就连雷德利·斯科特也得操心，这完全是政治问题。他拍了2000余个商业广告，所以他了解客户和赞助商、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关系。

这可能意味着，就像一些西方演员会提议的那样，削减片酬。将预算控制在一个更易管控的水平。这一直是拍电影的挑战之一。我们只有这么多预算，我们想这么做。就像电影《艾德·伍德》里，如果只有10万美元，他就只能找贝拉·卢戈西来演戏。

 

《艾德·伍德》（1994）

我们总是在愿望和限制之间进行平衡。看看德里克·贾曼。再看看他的《蓝》，或者《卡拉瓦乔》。他死于艾滋病，并在病榻上拍了一部电影。他没有雕塑，所以他把布盖在一块纸板上，暗指那是教皇宫殿。真他妈是天才。这些惊人的创造力的涌现实际上有时是预算紧张造成的。

《蓝》（1993）

这是积极的一面。现实是，ARRI公司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我们又开始用佳能5R拍电影了。那就是我现在用来拍电影的器材，我昨天在香港的公园里拍了一些外景。

 

昨天我对某件事做出了回应，它对我就产生了某种意义。这是我做事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不会说日语，能与日本导演合作。这是一种直觉，是一种平衡，这就是电影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

 

事情将会发生剧变。日本知名演员浅野忠信也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开始讨论一起做些什么。我也在和王家卫交流一起做点什么。这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泻药起作用了。我们正在净化、排毒，不管是从哪个意义层面上的隐喻来看。我们正在交流。我的小团队，开始积攒能量了。我们会尽快把东西做出来。这是第一步。这是你唯一的选择。或许能量是可再生的。

 

杜可风（右）与浅野忠信

就像我参与的大多数电影一样，我不是在为表达自己。我们必须为他人说话。这也许就是你意识到自己是社群中的一员的原因。这个社群有时可能会缩小到只剩下你独自一个人。但关键是要如何扩展出去呢？

 

问：你没办法一个人完成一部电影。

杜：这句话可以作为这次访谈的标题，就像是对这段经历的一个总结。你没办法一个人拍电影。所以振作起来吧。

 

和你爱的人一起拍。

 

为你自己拍电影。

 

如果一部电影不完整，有谁会在乎？不过是另一部《速度与激情》，另一部系列电影，重复同样的烂片。如果那种能量是真实的，它就是普遍的。如果我们忠实于自己，就能与他人建立联系，人们就会回应。

 

问：拍电影时，总会在某个时刻归结到钱的问题上。

杜：通常，你只要告诉我预算，我就会尽力在预算内完成。那些稍微了解我的人——与我的名声截然相反的是——他们知道我的工作速度很快，工作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会准时开工，并且严格控制预算。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一种态度，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更小的团队会更专心。

 

问：你好像会带着电影回归。

杜：不，我会带着性感回归。我觉得贾斯汀·汀布莱克是个很棒的人。他妈妈很爱我，因为我把她儿子拍得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