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参观“红岩”
从姑姑那里回到住处，我便和大家一起赴重庆歌乐山，参观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中美合作所，即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因为之前已经读过小说《红岩》，不止一次被书中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所感动，所以来到实地参观，更是使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为先烈们的坚强意志和宁死不屈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着实感动了好一阵子。
此后，这个地方我又于1987年和2005年分别来过两次，每次来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动和感悟。参观后的几天时间里也曾不止一次的想过，假如自己也生在那个时代，也处于那样的环境，是否也会经受住象先烈们那样的考验？我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那么也就什么都不怕了。
看完中美合作所，学校当初规定的15天参观期限已经超过，但那时大家心已大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热激情，已根本不再去理会那些规矩以及学校所规定的时间。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去上海，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当时曾轰动一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其间，一起从学校一块出来的同学路途中逐渐分开，从西安起，就有一些去了兰州，有一些去了延安，还有一些去绵阳找其亲戚，也有一些因想家而返回了家乡。此时包括我，一共还剩下6名同学，他们分别是66、67届的，68届的就我自己。
六、缓行的火车
重庆上车时已是傍晚时分，因上车的人太多，从门口上不去，不少人包括我们都是从车窗爬进去的。进入车厢后人满为患，几乎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连厠所里挤得都是人。实在没地方存身，一些学生就爬到行李架上去。见别人爬我也爬，在行李架上找到一个位置，竟还能够躺下去。（那时的列车质量也真叫可以，行李架上座那么多人，虽然都是孩子，但也没听说有压塌行李架的事情）。
也许是位置比较舒服，再加上几天的奔波劳累，上去后不久我便睡着了。一觉醒来，见车窗外天已大亮，于是我问：“到哪了？是到株洲了吧？”话音一落，引起同学和同车厢的人哄堂大笑。原来，从上车到我一觉醒来，6个多小时过去了，车就一直没动，根本就没出重庆站。车窗外之所以亮如白昼，是因为站台上雪亮的白炽灯造成了白天的效果。一直到后半夜，睡梦中已不知车是啥时间离开了重庆。
车辆行进中仍是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每次停车都说是为战备车让道。由于停车、开车都没准点儿，以至于有一次停车时，落下了两个下车去看风景的大学生，他们的背包都在车上，只好交给列车员为他们代管。那时人荒马乱的，估计最终能找到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从重庆到上海，坐火车搁现在顶多也就一天两夜或两夜一天的时间，（不知动车开通没有，如动车开通会更快）。但那一次一路下来，我们竟走了三天四夜，腿都坐浮肿了，直到第四天凌晨才抵达上海。
七、第一次到上海
到上海后，可能是学生太多，学校已经住满，我们被安排到上海丝钉厂在市区内的一个仓库里。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一个临街的两层小四合院。院很小，长不过十几米，两厢房中间有一条宽约两米多的甬道。一层是仓库，还放着物品；二层空着，仍是打地铺，供学生们临时住宿。一层上二层，在右手厢房和上房的拐角处，窄窄的楼梯间下，有一块不足一平米大的地方是所谓的“厕所，”但里面没有便池，仅有一个马桶。由于地儿太小，所以厕所门向外开，里边一次只能容下一个人。有意思的是，简陋的木门上里外都没装插销，进去方便的人只好一边方便，一边用手用力抓住中间的门带，否则会有人因为你没抓紧，而一下子把门从外面拉开，把正蹲在马桶上的你弄一个大红脸。尽管大家都很小心，但尴尬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晚上不外出时，我们会和丝钉厂看仓库的师傅聊天。据师傅们讲，丝钉厂并不大，但机械化程度已很高，除了生产元钉外，还生产缝衣针。做缝衣针有专门的生产线，成品针可以像一条小瀑布那样“唰、唰、唰”地从机器中源源不断“吐”出来，产量相当可观。
简单看了几处市容后，我们便乘公交车直达上海江南造船厂，亲眼目睹了当时全国闻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我们去参观时水压机正在锻打机件，红彤彤的大钢坯放在下面，水压机“咚、咚、咚”地一下一下地击打，每击打一次，下面的机件就缩去几寸，力度着实不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参观完水压机回到市区后，我们又看了上海西郊动物园。当时郑州还没有动物园，不少动物只是在书本上见过，这次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真的、活的动物，真是大开眼界。特别是每一种动物旁边都立有一块牌子，牌子上详细介绍着这种动物的名称、科属、产地及习性等，个别动物还会介绍它的来历和年龄，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上海期间，还有一件事颇值得记述。当时在上海小一点的街道上，临着街隔不多远就会有一处倚墙而建的小便池。便池呈长方形，靠里边的一侧多是趁着建筑物的后檐墙，左、右和外三面则是一个二、三十公分高的踏步台。男士走到这里如想小解，一转身走上台，就可以方便。这边背转身“哗、哗、哗”急流直下，身后面或男人、或女士“踏、踏、踏”缓步走过，撒尿的，走路的，全都是行止自如，并无人显示出半点尴尬。一开始我们很不理解，也不好意思上去方便。过了几天，见人家上海人都是这样，也就放开胆子在上面方便了几回。这种设施，到1982年我随团市委参观考察团再到上海时，已没再看见。
在上海时，看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发的、要求学生们停止大串联，“尽快返回原籍就地闹革命”的通知，于是我们便决定返回郑州。进上海站后，在还没找到发往郑州的列车时，却先看到有一列准备发往北京的车。一个同学说：“这次出来我们虽说走的地方不算少，可最大的遗憾是还没见到毛主席。”另一个同学接着说：“不回家了，干脆上北京算了。”大家齐声赞同，于是没有通过车门，而是故伎重演，从车窗爬进车厢，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这次出来的同学中，数我年龄最小，虽说当时已有点儿想家，但又不想一个人坐车回郑州，于是便跟大伙一起，踏上了进京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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