烹鱼得信的故事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因这首烹鱼得书的民歌，铺衍出了鲤鱼传书的故事。这首诗音调婉转凄切，辞意真挚动人，自汉末问世以来，一直是诗人骚客咏叹模仿的佳作。因此，影响中国文学既深且远。诗中所提及的「烹鱼得书」典故即是一例，后世文人有监于此，便把前文所提到的「鱼书」、「双鲤」……等名称用来代指书信了。而事实上「烹鱼得书」的典故还应该再上推个四百年左右，即约当秦末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之时。当时有著「鸿鹄之志」的陈胜及吴广，经由相士的指点，假藉著鬼魅神术之道来怂恿兵变，而「烹鱼得书」便是其中的把戏---先暗中用朱砂笔在布帛上写著「陈胜王」三个字，并将帛书偷偷塞进鱼网中的鱼肚子里，当部队中有人去买鱼来煮食的时候，便发现了鱼肚里的字条（《史记·陈涉世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以书信将之塞入鱼肚来传递讯息，并不是常态，无宁说有著特殊的目的或者为了隐秘的缘故，才产生了「鱼书」这种独特的方式。然而，自从＜饮马长城窟行＞问世以来，流风所及，便出现了「鲤鱼形」的书信、信封等花样了。而上文所提的「鱼符」、「鱼契」等制度，也莫不是受该诗的影响。此外，尚有一事值得探究。如前文所说，「双鲤传书」的情形应该不是常态，否则代为传达信件的人不就得每次都须拎著一串鱼四处赶路了吗？显然这并不合理，而且史料上没有这种记载。因此，前人在解释＜饮马长城窟行＞一诗中鲤鱼素书的典故时，便产生了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的现象。例如：《夷白斋诗话》便不客气的说：「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密也。鱼，沈潜之物，故云。」又如闻一多、麻守中等众多学者便主张：「『双鲤鱼』就是古代的信封。这种信封和现在用纸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它是用两块鱼形的木板做成的，中间夹著书信。『呼儿烹鲤鱼』，即解绳开函，『中有尺素书』，即开函看到用素帛写的书信。」（详参《古代礼制风俗漫谈2》，万卷楼）再者，汉乐府诗中有一首：「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中事，看取幔中书。」有人便据此说明＜饮马长城窟行＞中「双鲤鱼」即是汉时书札。最后，更有人将之解释为「思念至极产生的幻象」，并引《文选》五臣注中吕向所谓：「相思之甚，精诚感通，若梦寐之间，似有所使自夫所来者，遗我双鲤鱼。」实在是纡曲极了。其实，若我们再仔细的回味＜饮马长城窟行＞一诗，便可发现：「烹鱼得书」的传统解释，实有较多吸引人之处：其一，就历史渊源论。烹鱼得书，其来有自，诗文所引，并非突兀。前已明言，《汉书·陈胜传》（或《史记·陈涉世家》）中「烹食，得鱼腹中书」的典故早发生在约西元前二○九年左右，距本诗之产生（约西元一九○年达四百年之谱，此四百年间的演变，将书帛塞入鱼腹中以便秘密传信，乃不无可能之事。大陆学者商礼群先生在注解本诗时说道：「烹鱼得书是古代民间常用的说法」，笔者水平有限，尚未能多方寻得相关「常用」的情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饮马长城窟行＞诗中以鲤传书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由之举。或诗中良人有不得不然之隐也未可知。且相传本诗为蔡邕所作，若真属实，则以伯喈（蔡邕字）之任官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朝廷颟顸不堪的情况下，多言适足以招祸，「烹鱼得书」的传递方式也正是因应此一大环境的权宜之策。即或非伯喈的作品，至少时代背景相同，上述推论有一定成立的可能性。南朝诗人王僧孺＜捣衣＞诗中：「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依上文的角度来看，则倍感形象化。其二，就诗文理路论。如果说「双鲤鱼」为木制的鱼形信函，则开函展信这种极具私密的事情，又为什么一定得「呼儿」才能烹（开始）鲤鱼呢？如果说古人看信还须僮仆助阵，这显然有点匪夷所思。较为合乎情理的推论当是「受信人」（即作者）本不知鱼中有「书」，才会命僮仆去准备「烹食」，而「中有尺素书」正显示出作者的意外发现之喜。然后便是很恭敬的「长跪读素书」了。其三，就书信内容论。以鲤传书实在兼有二义：一则为问候保重的饮食补品（加餐之用），一则是秘密传信的天然掩饰。而「遗我双鲤鱼」正是呼应著「加餐食」而来的。古代生活不易，孟子曾有「老者衣帛食肉」的说法，日常美食的享用，非得要老年人或富贵人家不可。尤其是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三餐不继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惨事。因此「加餐饭是当时习用的一种最亲切的安慰别人的成语」（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努力加餐饭」这一句自慰自勉的话。清人饶学斌在评论这句诗时说道：「凡人忧思伤脾，每至顿减饮食，因以逐日瘦损者多矣，甚而劳瘠捐生者有矣。能加餐饭庶有豸呼？然非努力不能也。此真明于世故，老于人情而并深于养生之术者……。」而谚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正是「努力加餐饭」的最好诠解。清人张庚说：「且努力加餐，庶几留得颜色，以冀他日会面也。」正是一语道出离别伴侣们的互勉、辛酸。而本诗「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更无非是思不得、见不得的情形之下，退而求其次，冀望于未来的心情写照。因此，「双鲤鱼」既有佐助加餐养生的疗效，又复有传达情思的妙用，诗人据以成诗，有何不妥？相传，三国吴人葛玄与河伯书信往还，就令鲤鱼充信使。唐诗人孟浩然的诗中也说得很明白：“尺书如不吝，还望鲤鱼传。”唐诗人孟浩然的诗中也说得很明白：“尺书如不吝，还望鲤鱼传。”上述《琅環记》中的痴情女子，不也是手持制成叶形花笺，去到江边，寻鱼为之传书吗？因之，信函在诗文中往往被雅称之“鱼函”、“鲤封”。书信也叫“鱼书”，信使也被称之为“鱼雁”。 汉乐府言及“双鲤鱼”的时候，虽已有纸制信函，但应用尚不普遍，故而闻一多教授在其《乐府诗笺》中释双鲤鱼为一种藏书木函，“其物以两木板为之，一底一盖”，“此或刻为鱼形”，“分之则为两鱼，故而双鲤鱼也。”我们已知纸笺是由简牍变革而来，纸制信函之先已有木制信函，木制信函，正如上述，以两木板为之，一底一盖。底即“牍”，用以书写信的内容。盖名“检”，用以封牍，其上书写收信人姓名，有若今之信封的作用。简牍之上加检的木制信函，要缚之以绳，为防绳滑脱，要在检上刻上绳槽，缚绳两道，有头有尾。这在出土汉代出土文物中多有发现。看来，汉代木制封牍的检，也可看作鲤鱼信封了。与“双鲤”、“双鱼”同源的书信别称还有“鱼书”、“尺鲤”、“鲤鱼”、“鱼肠”、“鲤素”、“素鲤”、“鱼素”、“鱼中素”、“尺素”、“鱼缄”、“鱼信”、“鱼讯”、“鱼函”、“鱼封”、“文鳞”、“鳞素”、“锦鲤”、“锦素”、“锦鳞书”等。下边举出—些例子验证这些别称的应用。鱼书  唐代韦皋《忆五箫》诗“：“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    鲤鱼  元稹《贻蜀·张校书元夫》诗：“劝君便是酬君爱，莫比寻常赠鲤鱼    鱼肠  唐李娇《素》诗：“鱼肠远方至，雁足上林飞。”鲤素  宋刘才邵《清夜曲》：“门前溪水空粼粼，鲤素不传娇翠颦。”    素鲤  唐代武元衡《祭李吉甫文》：“风传丽句，缄开鲤素。”    鱼素  元代方回《赠吕肖卿》诗：“湓浦稀鱼素，阳山杳雁程。”湓浦、阳山是地名。    鱼中素  宋人晏几道《蝶恋花》词：“远水来从楼下路。过尽流波，未得鱼中素。”尺素   宋 苏轼《次韵赵令铄惠酒》诗：“门前听剥啄，烹鱼得尺素。”鱼缄  元代张昱《得朱桓修编海道之音》诗：“鱼缄尺素虽云密，事载空言始可怜。”    鱼信  唐代人胡曾《车遥遥》诗：“玉枕夜寒鱼信断，金钿秋尽雁书遥。”    鱼讯  清代黄六鸿《福惠全书·禀启附·候杨提台》：“夙庇鹰扬，虔伸鱼汛。”      鱼函  清人宣鼎《夜雨秋灯录·青天白日》：“遂掩襟往覘，锦袱也。中裹金玉钗钏，珠宝灵星，滕以鱼函，折作方胜。”    鱼封  明李唐宾《梧桐叶》第四折：“题诗罢告天公，替雁帖当鱼封，风卷起入长空。”    文鳞  文鳞指鱼，亦代称书信。李商隐《题二首后重又戏蹭任秀才》诗：“虚为错刀留远客，枉缘书札损文鳞；”    鳞素  明王世贞《答徐文杲》诗：“菰芦最深处，鳞素一堪凭。”锦鲤  本意为鳞光闪烁的鲤鱼，因鲤鱼代指书信，所以用作书信的美称，宋代李泳《贺新郎·感旧》词：“彩舫凌波分飞后，别浦菱花自老，问锦鲤何时重到。”锦素  宋代蔡伸《卜算子》词：“望极锦中书，肠断鱼中素。锦素沉沉两末期，鱼雁空相误。”    锦鳞  锦鳞书  锦鳞是鱼的美称，因鱼可传书，故亦代指书信。如后蜀人顾琼《酒泉子》词：“锦鳞无处传幽意，海燕兰堂春又去。”杜牧《春思》诗：“锦羽啼来久，锦鳞书未传。”   鱼笺  这是与上述各别称不同的书信别称。鱼笺是鱼子笺的简称。鱼子笺是唐代时四川产的一种纸，纸面呈霜粒状。因这种纸常常作书信用纸，所以代称书信。如元代任昱《寨儿令·书所见》曲：“碧波不寄鱼笺，翠衾寒犹带龙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