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人类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帝国的荣耀、英雄的征伐，而腥风血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轮回，伴随而来的则是无休止的权力的游戏，以及文明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
即便在科技发展的当下，诸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类的观点依然依据宗教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来划分出不同的文明，并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
热爱和平的人们则标榜文明的“和而不同”，认为文明之间无高下贵贱之分，强调文明与文明间的平等，主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区分？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不同文明？
一、文明的类型
长久以来人们对文明的划分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发展时期和阶段划分，其二是依据所谓的文明形态进行划分。
前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趋势，衡量标准不同其划分也不同。如黑格尔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东方时代、西方时代和日耳曼时代，孔德则从思想层面将文明史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而按技术的变革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划分，则一般描述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工业和科技时代，或者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另外，马克思提出“三阶段说”，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则将其扩充为我们熟知的“五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文明形态观的代表人物是施本格勒和汤因比。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概括出八种自成体系的文明形态，包括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和西欧文化。
《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则将文明的类型扩展到26种，其中有5种尚存，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并认为基督教文明尚保持活力和创新，而其他4种文明则在走向死亡。此外，东西文明“二分法”也广泛流行，对应的还有南北“二分法”，主要依据经济发展的地理分布将二战以后的文明体系划分为南方和北方。
文明的划分方式可谓林林总总，不同的划分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些划分方式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或为了强调自身理论的优越性，或人为地加剧了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甚至凭借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为革命和战争提供理论依据。
我们对不同文明进行划分，并不是为了区分异己或同敌人划清界线，也并非宣扬一种政治、宗教或道德上的道义以此来发号施令。文明的划分的意义在于，通过洞悉文明之间的本质差异来寻得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和趋势，使得各人类群体都能认清自身的定位，从而悟得真正而有效的发展之道，化“敌我”关系为“师友”关系，共谋平等共生之未来。
文明是为满足人类繁殖衍续而形成的一种生存繁殖环境，它是由特定的经济及诸多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但首先代表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维系人类衍续的一切生存繁殖资源的获得，都属于经济范畴。对文明而言，经济是底层、是基础、是根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而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人类社会的其他社会组成要素均是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出的，它们都需要与特定的经济模型相匹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存繁殖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平等性。
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伦理、文化和艺术，都属于这些社会要素范畴，是高度依赖经济模型的社会上层建筑。而文明是由经济模型及所有社会模型所组成的有机的合体，经济模型是其内核。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文明的差异本质上是经济模型间的差异。处于同量级经济模型的国家或社会，实际上同属于同一文明。它们在时间、地域、风俗、文化上的差异，反映的只是不同的包装和适应方式而已。它们在经济模型上只存在量的差异，而不存在质的差异。因而，倘若我们要对文明加以划分和区分，应当从探讨经济模型开始。两种区分的文明必然对应着两种迥异的经济模型，它们处于不同的维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经济模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生产模型和交易模型。生产模型对应的是资源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组织、技术、管理和创新。交易模型反映的则是经济社会的供需匹配和实现，交易模型越发达，供需匹配和实现效率也就越高。
就生产模型而言，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增殖上，可以用人均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技术水平、组织和管理水平等来衡量。交易模型可以用人口总量、产品细分程度、交易效率、营销规模与金融途径来衡量。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相应的指标来衡量不同的经济模型水平，并以此作为文明划分依据。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教授在一篇学术论文中给出的世界人均GDP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万年里，世界人均GDP仅增长了2/3，而在工业革命到2000年的250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5倍之多。在由这些数据构成的曲线上，世界人均GDP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万年几乎没有增长的迹象近乎一条水平线，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人均GDP呈指数型增长。
近一万年来世界人均GDP
在这里所有伟大的帝国都黯然失色，都毫无例外地淹没在那条近乎水平的曲线里。亚述、罗马、波斯、秦汉帝国，以及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衰对于世界人均GDP都没有根本上的影响，它们到底都只是“一丘之貉”。
同世界人均GDP一样，近一万年来人类总人口的变化趋势也呈现出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点的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绝大多数时期里，世界人口总量均维持较为缓慢的增长，但在工业革命后，全球人口总数增长迅猛。
因而，从经济模型看，以工业革命作为分界点人类文明史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我们把这两个阶段称为农业社会和科技社会。而文明的类型也可以归为两种，农业文明和科技文明。
二、农业文明的善与恶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社会的经济模型，渔猎、农耕、游牧以及与之围绕的工商业均属此类。传统意义上的渔猎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工商业文明都属于农业文明范畴，它们是同一层次的文明，并不存在本质差异。农业文明的经济生产严重依赖人力，虽然也有技术的发展，但多来源于直接经验，缺乏自觉和传承性。
农民们靠天吃饭，遇天灾人祸便饿殍遍野天下大乱，土地饱和时则表现为对外扩张性，征战不休。游牧为生的民族放牧为生，在环境恶劣的草原上随牛羊迁徙而居，也往往靠抢掠营生，被农耕民族视为蛮夷。依借地域条件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民族，或充当农耕民族之间的交易中间体，或依靠本地物产与各方进行简单的商业往来，实际上仍属于农业文明范畴，与后世的现代企业和商业存在较大区别。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是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农业文明将目光放在了资源的分配上，其结果是走向了等级化和集权化。所以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它们的农业文明发展都越来越集权化，民主的雅典终究破灭，而罗马的民主共和最终还是走向了帝制。
当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罗马由共和走向帝制
需要指出的是，雅典和罗马式的民主，都只是农业文明的特例，它们并不是表现出先进性，而反而由于过多保留了原始状态的权力的成分，它们反倒是不够成熟的农业文明。
雅典的民主与后世的民主有很大区别，甚至被人们称为“暴民民主”，其经济基础依然是农业社会的经济模型，严重依赖于奴隶劳力以及农业文明性质的工商业。而罗马的民主也是有等级差异的，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身份，从而决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等级化是集权的必然结果，雅典人将奴隶排除于“公民”之外，他们的民主只是“贵族制”的民主，是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考虑到雅典城邦奴隶之多，雅典式的民主显然带有集权意味，只不过不是一个人集权，而是一群人集权。
而在中国，等级化被美其名为“礼治”，在宗法制的体系下，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表现为义务和权利的不对等，这种不平等的合理性来源于人伦秩序，进而推及到整个社会，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权力层级和秩序。不平等以艺术的方式美化了，等级成为理所当然，成为人道天道。等级化趋向于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在家庭（或家族）中表现为父权的权威性，在国家层面上则表现为君权的至高无上，专制和独裁是登峰造极。
等级化和集权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农业文明以权力分配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分配，避免了因权力分化带来的纷争和损耗。集权的极致是专制独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权力归为一人，产权归为一人，劳役和赋税实际上相当于支付地租，以供养统治阶级以及官僚系统。而当权力分散，由资源竞争而引发的权力间的争斗更为频繁，使得资源大量损耗掉，中国周王朝的封建制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农业文明中，封建的结果是权力的分割，继而引发权力间的混战。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则让不平等的大多数处于弱权力水平，只能选择服从和依附。其次，通过集权建立国家暴力机构，保障内外部秩序，依靠权力的组织能力使得大型水利和灌溉工程成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繁殖优势。
权力层级分明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
在无法有效实现资源增量的时代，依靠等级化和集权化进行的资源分配成为了农业文明的最有效途径。
但权力本身又是不可持续的，权力本位必然带来对权力的争夺，而强有力的集权统治需要严重依赖于个人魅力和实力，一旦懦弱的君主上位，权力便又要旁落了。倘若苛政或自然灾害引发民乱，另一个权力又将升起，并与现有权力相对抗。集权的每一次瓦解和重构，伴随的都是社会的动荡和资源的损耗。
农业文明下权力带有扩张欲望，即便包容如大唐，也不忘开疆拓土。于是内外战争此起彼伏，无数的国家兴起而后衰落，而中国历史俨然成了不断重复的战争史。战争往往会对资源造成巨大的损耗，但对农业文明而言，战争乃是常态。因而，农业文明的资源利用有效性便又大打折扣了。宗教权力亦是如此。而宗教本身扮演的角色也同集权相当，只不过此时的集权是某一超自然的存在。
长久的农业文明让等级化和集权化深入人们的骨髓，导致许多处在科技社会风口的人依然陷入其中，通常表现为对集权的迷恋和推崇，而纳粹德国便是典型。那么科技文明又是什么样子？
三、人类社会的幸运：科技文明
如果人类文明只有农业文明的话，最好的归宿也只能是中华帝国，文明虽历经数千载，却免于灭亡，始终在王朝的兴替轮回中演绎，难以逃脱命运的诅咒。但幸运的是，我们终究迎来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伴随着蒸汽机的轰鸣声，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横扫世界，傲慢如中华帝国者也最终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寿终正寝。这是一股什么样的魔力？
工业革命之后，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了。
首先是经济模型的彻底颠覆，现代工业和现代企业兴起，科技的加成作用带来的是生产技术的迅猛提升，机械能、电能、原子能解放了人力并开拓出更多的生产资料获取渠道，伴随而来的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社会化大分工渗透到各个领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量社会。
社会层面也开始发生巨变，科学一步步剥夺了宗教的权威，帝制几乎在所有国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政体。从1900年至今，世界生产总值年复合增长率达2.8%，每25年即翻一番，世界人口迎来了大爆炸，经济和人口的繁荣程度远超农业社会想象。
世界经济年复合增长率达2.8%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仍处在科技文明萌芽阶段。一部分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有一只脚迈进了科技文明，所以他们身上已经表现出许多科技文明的特征，比如维持较长时间经济的平稳发展。二战以来，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即便经济放缓其经济果实依然得到保存，不存在因政治决策失误和权力斗争带来的经济崩溃，有经济危机偶发，但不影响基本面和经济发展大趋势。
现今，大多数国家依然处于农业文明，或者依然徘徊在科技文明的大门口。这部分国家有些完全抵触科技文明，继续着农业社会的政治作为甚至经济作为，有些热衷于科技文明的技术和器物却完全排斥科技文明所依赖的制度和发展逻辑，妄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其结果是虽有一时的表面风光，却痼疾愈深，不利于长久之计。
大多数国家依然处在农业文明
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准科技文明”并不是至善至美，因为它们尚处在科技文明萌芽阶段和初级阶段。“萌芽阶段”意味着健全的科技文明体制尚未形成，对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也只是先行者和探索者。
许多人鼓吹美国的制度，主张全盘西化，但很多照搬照抄的尝试都已被证明得不偿失。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而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成熟科技文明的一大标志。另外，美国式的民主也常常引发争论，大家都说民主好，但却又发展出不同的民主形式，即便代议制民主操作起来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在科技文明尚未成熟前，所有国家都有机会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尝试成为科技文明的佼佼者，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认识文明迭代之大势，是否能脱离农业文明的权力泥淖，从制度领域着手，促进生产模型和交易模型发展，形成完善的科技文明经济模型。
新界說
纯骨架 无鸡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