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私塾老师

辛亥革命后，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开始动摇，西方文化逐渐向内陆农村渗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教育正处在一个从旧的私塾馆向新式学堂变革的时期。但是，就像把小脚放大那样困难，一方面死硬的保守派要抱残守缺；一方面因经济、师资、设备等因素的困扰，变革也很困难。当时，有些县市因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开始创办新学堂。县以下的有些地方开始实行联保办学，但也是半土半洋。在广大农村教书、育人的事，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操纵在一些官绅手里，那些传统的职业教书匠，也只能听他们的摆布。

在当时，京山下洋港也有不少私塾先生在家里办私塾。像傅老师、吕立勋老师、陆老师、顾老师、黎老师、林元吉、邹国瑞、吴国鼎等，都先后在下洋港办过私塾。这些人中间，有的读过一些四书、五经，有一定的文墨功底，因家境贫寒，收几个学生，教书度日；有的是书香门第，与世无争，办个私塾，图个清闲，可谓是书生气十足，一辈子落个两袖清风；有的是绅士派文人在地方上有点名气，但在政治上没有强硬的后合，难得爬上一官半职的位置，在家办个私塾，收几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图个名利双收；还有的是在官场上或是战场上，落伍败北，回乡办个私塾，有个精神寄托，过上隐居生活……他们办的私塾，教材内容五花八门。就拿当时的启蒙教育来看，有的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有的读《国语》〉，“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有的读《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还有的读《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等。

我是1942年（五岁），农历正月十六，在老家旧口郑桥上学的。父亲把我送到离家几里路的一个张老师的私塾里读书。我记得，那天很早，我和父亲就动身了。我们一进张老师的门，就看见客厅正中央放着一张方桌，方桌的正上方，供着一个红色的牌位，牌位上工工整整写的“孔夫子圣人之位”。父亲放下手中的礼物，向张老师拱了拱手，道了一声“恭贺”，就叫我跪下拜孔夫子。这一拜，就算是孔夫子的弟子了，这是读书人一生难忘的时刻。转身又叫我向张老师跪拜，一则是拜师，二则是拜年。学堂里的学生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才不过十来岁。张老师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国语〉第一册。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张老师一句一句教我读，一个字一个字教我认。读熟了就背书。私塾的教学，没有规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第一册读完了就换第二册。但是，必须将第一册“包本”，就是从头背到尾，背不下来，还是读第一册。直到能“包本”了，才能换第二册。那时候，学生换了新书，都要高兴得跳起来。

私塾很注重毛笔字。张老师给我写的第一张“影本”是“上大人，孔乙己……”我是用十八开的白纸套在“影本”上临描的。开始，老师捉住我的手，一笔一划教我临描。到了放晚学的时候，就把写好了的字纸交给老师圈阅。写得好的字，老师就用红笔打个圈。写得特别好的字，老师还打两个圈、三个圈。

1944 年，我家就迁到了下洋港。在下洋港，我上了傅老师的私塾。傅老师的四书、五经功底很好，教书也很认真。傅老师教的学生，年龄悬殊大，程度参差不齐。我读的是《国语》，有的读《论语》，有的读《孟子》，有的读《古文观止》、《诗经》。私塾读书，就是重视读和背。学生每天清早一到校，就像钉子钉在座位上了，一个劲哇啦哇啦地读。大一点的学生读起来摇头晃脑，很有神韵，听起来也十分悦耳。读一阵子后，就开始背书。早晨背书，除了背新课外，还要温习已经读过了的书，比如你读的是《古文观止》，还要把已经读过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离娄》……都要一本一本把它摞起来。然后，一本一本地背。一本只背一页或一面，这叫背“搭书”。背完后，老师用一个书签，签上当天的日期，夹在书里面，第二天接着再背。背起搭书来，老师为了节约时间，就叫几个学生同时站在老师的座位旁，面对墙壁一起背。背得不好，就要被罚下来再读，再背。背完后，就上新课。傅老师上新课很认真。除照本宣科读一遍外，还用红笔在书上圈圈点点，表示作重的地方，并且还详细讲解。私塾是采用个别教学法，傅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可见他对学生是很负责任的。

傅老师也很注重毛笔字。我还是写的“同影”就是用“影本”临描。一些大的学生写“脱影”，就是不用老师的影本，用的字帖。要写柳体，就用柳公权的字帖；要写欧体，就用欧阳询的字帖；要写颜体，就用颜真卿的字帖。照字帖上的字体临摹。所以在过去凡是读过私塾的人，一般都有一手好的毛笔字。

1945 年，下洋港遭到了一场罕见的火灾。傅老师的草房被烧了。傅老师的家境本来不好，火灾犹如雪上加霜。我们一些学生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同情和安慰，还多给了一个月的学费，一块大洋。

傅老师没有办学了，我和几个同学就进了顾老师的私塾。顾老师是书香门弟，教学管理很严。我们每天早晨读书，顾老师总是一把太师椅坐在前面，眼睛把我们死死盯着。一发现谁不用功，就要被罚站。读了错别字，还要揪眼皮。在背书的时候，顾老师不准几个人同时背，要一个一个单独背。背错了，他先给指出来。你还是背不上来，他就把书一甩，你乖乖地把书捡起来，回到座位上老老实实地读，直到会背为止。顾老师的严厉可苦了我们一些读《四言杂志》、《五言杂志》的学生，这几本书真是难读难背。比如《四言杂志》的“犁耙耖磙、蓑衣斗笠”；《五言杂志》的“油盐酱醋茶，煎炒烹煮炸……”这些字在当时的确是难认，几乎每个学生都打过手签（用竹板打手）。

顾老师的学规严。不准迟到，每天清早，他也是搬一把太师椅往门口一坐，专等迟到了的学生。他对到得早的学生很喜欢；对迟到了的学生，他就毫不客气。对迟到的学生，一进门就要背书，背不上来，就罚你跪着读。所以，学生都不敢迟到。不管是下雨或下雪，家长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按时送到学校。

老师的严厉，学生总觉得太紧，不自由，总是想找个机会轻松轻松。我记得有一天下午，顾老师到别人家去做客，回来迟了。整个下午几十个学生，就象炸了圈的羊，脱了缰的马，有的打土仗，有的打水仗，没有一个人在坐位上读书。当时住下洋港日伪中队部队长的儿子，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调皮生。他估计顾老师快要回来了，就杷一块瓜皮放在教室门槛里边，准备老师匆匆进门摔跤的。忽然有人报：“顾老师回来了！”顿时，个个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自己位上坐下了，装模作样地大声读起书来。顾老师很有经验，在门外站了一会，听了听动静，觉得还好，就放心大步进门了。这时读书的声音像剪子夹断了，鸦雀无声。都在等着一个精彩的时刻。队长的儿子失望地“哎”了一声。老师本能地往地下一看，瓜皮！我们都捏了一把冷汗。老师一声未吭，就在自己位上坐下了。喊了一声：“拿书来背！”　我坐在最前面，特别紧张，可是今天老师要从后面的大学生先背起，因为老师如道，一贯是大学生闹得最凶。果然大学生被叫上去，一个个都背不上来。望着墙壁站成了一长串。老师想到了“瓜皮”，又看到地下横七竖八的扫帚，脑门都快气炸了。使力地拿了一根天天用来吓唬我们的一尺多长的竹板。吼了声：“都把手伸出来！”顾老师挨个儿将我们每人打了三竹板，个个的手掌被打得通红。是谁放的瓜皮，老师胸中有数，免得招惹麻烦，就没有追问。按老师以往的脾气，对这个放瓜皮的人，是一定要被按在长凳子上打一顿屁股的。顾老师按捺住胸中的火，让学生把书都背完了，天气不早了，放了一个夜学。

顾老师的严厉，现在来看，当然有点出格，但从当时的教学制度和教学环境来看，顾老师是一位很负责任的好老师。

我的最后一位私塾老师是吴国鼎老师。在他的学校里我读完了“四书”，还学了一点音乐和美术，他还破例收了两个女学生。

1948年，下洋港解放了。京山教育科在下洋办起了下洋小学。从此结束了私塾教育，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下洋港蓬勃发展起来。

2002年11月

京山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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