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是个好名字。

 

我们的史书，很喜欢讲“中兴”。

 

比如，汉武帝当年办大事，成绩很多，代价不小。

 

兴头过后，臣民都深感疲惫。

 

武帝自己也意识到了。

 

晚年，搞自我批评，弄了个“罪己诏”。

 

表示今后不折腾了，拜托大家同心同德，戮力王室，往前看。

 

当时的理论界很客气，都说陛下真伟大，唯盛德之君，才能做如此深刻之反省。

 

武帝既崩，中央拨乱反正，这便是昭帝、宣帝的时代。

 

这一时期，朝廷办事比较克制，特别注意了两点。

 

第一，减轻群众负担。

 

第二，让干部队伍免于恐惧。

 

局面就渐渐好转了。

 

历代史官都很振奋，称之为“昭宣中兴”。

 

当时就有人感慨，说武帝办大事，靠的是文帝、景帝时期的积累，而昭宣时代，其治又过于文景之时。

 

难得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最讲政治。

 

他评论这一段时，也不禁感慨汉武帝这个人很复杂。

 

司马光说，这个人办事，明明有那么多“亡秦之失”，可为什么朝廷又能免于“亡秦之祸”呢？

 

想来想去，把原因放到了八个字上。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第一，自己承认自己错了。

 

第二，今后办事的人比较靠谱。

 

这两点，正可以拿来注释“中兴”是个什么东西。

 

之后还有“光武中兴”。

 

旧体制在大革命中崩了，朝纲坠于地。

 

出了个刘秀，高举大旗统战，苦心孤诣，拉一派，打一派，最后次第削平，再造中央。

 

事情成了，结论跟上。

 

自古打天下的豪杰，多是光棍、流氓、兵痞底色，刘秀则读书人出身，在这个队伍中比较罕见。

 

所以，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推崇这位皇帝。

 

明末的王船山读通鉴，经常怼人、毁人，至“光武中兴”，赞不绝口，连说这个好，这个好，自古得天下之正，还是咱汉光武！

 

成功有很多方法。

 

包括不择手段。

 

但一边靠刀枪成功，一边还能把道理讲好，弄出些真学、真信、真用的“主义”，还数刘秀。

 

这便是“光武”何以“中兴”。

 

唐代也有中兴。

 

但并不十分令后世史官兴奋。

 

何也？

 

因为他们主要是在纠正祖宗赖以成功的方法所造成的那些问题。

 

比如藩镇割据。

 

明代的“弘治中兴”比较低调。

 

一来，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弘治皇帝，比较低调，比较谦虚，连后宫也只有妻子一人。

 

这个就很冲击民间对“做皇帝很美”的想象。

 

比如坐天下、睡女人之类的。

 

二来，也是因为这个中兴，相当一部分，是比出来的。

 

他之前，和他之后的皇帝，都比较喜欢整大臣，弘治皇帝则不怎么喜欢诛戮、廷杖之类。

 

所以，干部队伍普遍都说他好。

 

最有意思的，还是清朝的“同治中兴”。

 

这大约要算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了吧。

 

一改革，干部积极性高了，击败“太平天国”，内乱平息。

 

一开放，“中外禔福”，外患也好了。

 

原已摇摇欲坠的大清国，硬是又撑了四五十年。

 

有人说，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次抵抗”。

 

既抵抗“收摊”，又抵抗“西化”。

 

想走出一条转型的路。

 

历史是给过大清国机会的。

 

只不过弄到最后，朝廷没有抓住罢了。

 

所以，史书也就不好意思用“转型”这样的新词，照例用了“中兴”这个传统说法。

 

说法背后，是思维方式。

 

说法暴露认知。

 

那“中兴”到底还是不是个好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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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不议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