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军帆，男，浙江温州人，中医学硕士，执业中医师，出生于五代中医世家，方证学者，主要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对汉方及腹诊亦微有涉略。前言：日本汉方医学是人类中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明珠，很难想象中医学在大洋彼岸的异国能星火相传不熄。汉方医学提倡的方证辨证、体质学说、腹证检查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医学的多样性，提升了处方的客观性，但笔者在从事汉方医学的道路上，遭受过诸多不解和排斥。大部分中国中医大夫一提到汉方医学，听说是日本人的中医，便往往自诩为名门正派之中医，对汉方则表现出一副极为不屑的态度，再一听说汉方医学习惯只用单方颗粒，更是讥笑此乃“削足适履”之典范！但实际上，这是极大的误解！在没有深入了解过汉方医学之前，所有的评论都是片面而主观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汉方医学在某些方面的确已经领先中国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谓医学无国界，今日就都以此为基，谈谈汉方与我国中医跨越千年的交织。日本最初是用“汤疗”来做民众养生保健工作的，他们发现温泉中含有的矿物质对人体有特殊的功效，于是在生病后就寻找不同的温泉治疗，的确，小感小恙，泡温泉稍出汗有益，然重病疑证，温泉显然难以应对了。到了唐朝时候，日本的鉴真法师东渡瀛洲，将当时中国的中医学知识带回了日本，从那时起，中医便在日本埋下了希望的种子。日本战国时期，日本医家田代三喜（1465—1544）远赴明朝，跟随江南名僧月湖学习中医之术，月湖乃朱丹溪之嫡传弟子，学派一脉相承，田代三喜孜孜不倦学习了13年，于1498年学有所成，便回到日本，开始悬壶济世。他提倡李东垣、朱丹溪及金元学说理论，侍奉阴阳、五行、经络学说，其高徒曲直濑道三（1507～1594）禀受恩师之旨，编著了《启迪集》，并广招门徒，不断扩充影响力，因其处方风格带有金元时期朱李医家的特色，故被称作后世派。到了江户初期，后世派已经成为日本汉方界的龙头。此时，一位名叫古屋玄医（1628～1696）的医生从诸多典籍中，发现了《伤寒论》这一著作，经过仔细研读，深为折服，便提倡汉代张仲景之伤寒学说，废止李朱学说。自后，日本涌现出了后藤艮山、香山修德、松原一闲斋、山胁东洋等医家，其中就不得不提到吉益东洞（1702-1773）了，他极度推崇《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提倡绝对的方证辨证，摒弃后世一切书籍，甚至将阴阳学说也置之一隅，正是这种鲜明的观点，吉益东洞被称作是日本古方派的鼻祖。古方派尤其重视伤寒论在临床上的应用，该派门人读条文最初都是先将伤寒论中带有医理的文字遮掩起来。也许是因为古方派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风格与日本重武轻文的主义不谋而合，故以研究《伤寒论》为主的古方派不断壮大，在江户时代取缔了后世派，成为了日本汉方医学的主流。在这两派的争鸣中，诞生出一种既用古方，又用后世派的“折衷派”，这里就要提到大塚敬节（1900-1980）先生了。大塚敬节师从昭和时期古方派大师汤本求真，汤本求真在1901年以榜首成绩毕业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原本对现代医学坚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直到1910年，他读到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使汤本求真放弃了现代医学，全身像投入到了汉方的研究上。他处方排斥一切后世方，无论碰到什么疾病，都只使用伤寒论之方，相当程度地扩大了经方的使用范围，故可以说仅在经方单方的运用方面，汤本求真已经超过了中国。故对《伤寒论》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这并谦让之词，中国历来虽然对伤寒论经方亦颇为重视，但往往都会兼用其他后世方，并做很多加减，虽然在语言制高点上占上风，所谓“不能执死方以治活人”，但为何汤本求真就能一生只用伤寒方而成为了一代宗师呢？说明在经方单方运用方面，我们确实技不如人。作为古方派传人，同样的，大塚敬节刚跟随汤本求真学医时，便将全部重心放在了《伤寒论》的研究上，以至于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学医之始未涉及杂学，而是全力攻读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给我的恩赐！不过大塚敬节时常也会怀疑，难道后世的书籍都是糟粕吗？后来，其汉学老师权藤成卿劝诫到：古方派的排他癖，难道不是你们的短处吗？随后，大塚敬节便开始研究金元明清学说，将龟井南溟的箴言挂：医者意也，意生于学方，无今古要期乎治。矢数道明（1905-2002）和大塚敬节为同一时期之医家，他们的著作中虽然也涉及了很多脏腑、阴阳学说，但观其处方思路，仍以古方派的方证辨证为核心，只不过在方剂的选择上，对后世方亦颇为重视，尤其是《万病回春》《和剂局方》中的方剂，亦较为常用。日本汉方医学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在单方的运用、合病并病的治疗、腹诊的运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19世纪鸦片战争敲开了我国国门之后，汉方便进入大众的视野，而当时国内以明清温病学说盛行，汉方医学（这里主要指古方派）的辨证思路与其完全不同，其处方常以单方、原方出现，一般很少做加减，尾台榕堂曾排斥后世医随意加减，自我创立方剂的做法，其言：诸家异趣，技术不同，故其立论制方以不同，导致杂乱方法不能统一，治疗无规则。方剂之间能统一联络破少，导致方剂不断增多，后学者反而触类旁通。不难想象，汉方医学这个“舶来品”在当时的中医界无疑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也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赞赏，其中以陆渊雷、叶橘泉为主要代表，陆氏著作《伤寒论今释》引用了大量日本古方派、折衷派医家的论著。古方派的单方应用与中国传统的复方应用对比相当鲜明。藤平健是20世纪活跃于中日两国的重要汉方家，在与中国医家多次的交流中，他深深感叹到：中国对于方剂中的每一味药物的配伍、特点和运用非常熟悉，我们虽然对于方剂的运用颇有心得，但对组成方剂的药物知识着实不如中国医家那般包罗万象，这一点是我们的不足之处。深究其因，可能是我们致力于将方剂看做一个整体的单位运用，而忽略了对一味一味药物的研究，从很久以前就意识到这一点，但一旦形成的习惯却很难改变。现代中国的中医师若能高水平掌握腹诊，或许可以达到新高度，而汉方医师对中医学进行恰当的取舍，也能更再上一层楼。笔者对藤平健这段中肯的比较深表叹服，坦露自己不足之处，虚心学习，对于层次越高的医师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不过，他提到日本汉方家重视方剂，忽略了单味药的研究，我想正因如此，才使得汉方对单方的运用如此出神入化。而我国正因为对单味药的研究发挥到了极致，才使得后世创立了诸多可以和《伤寒论》媲美的复方，所以说，有失必有所得。由于单方治疗疾病的传统，日本汉方家在临床若遇见2个及2个以上方证的时候，一般不会轻易合方，而是根据六经的病位，大致采取先表后里的原则，选择分步治疗。在这方面，藤平健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作为第一次访问中国学术代表团团长参加了1981年”中日伤寒论研讨会，并做了关于合病并病的演讲，会中其谈到所谓合方者，并不一定就是两者相合便产生协同作用，要深刻认识到不同方证之间的联系，其作用趋势是否一致，要谨慎对待。中国医家在这方面很薄弱，因为在当时能用经方辨证的医生就很少了，并且还要在辨证方证准确的前提下不轻易合方，并且选择正确的顺序，这的确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汉方家除了在单方的应用方面领先我国之外，其腹诊的运用也是登峰造极。腹诊起源于《内》、《难》二经，张仲景深谙其道，但无奈中国古代受礼教的束缚，遵循《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训诫，尤其胸腹，不轻易示人，导致腹诊一法在中国几乎没落灭绝。所幸日本将腹诊的香火传递了下去，18世纪下叶，便有70余家关于腹诊的著作，而其中主要为稻叶克文礼和其学生和久田寅撰写的《腹证要览》，《腹证奇览翼》为代表，两书总结了经方腹证的各自特点及侦查方式。刘渡舟在本书译文版的序言上客观评价到：腹诊客观上给人辨证论治之规矩，然医学之理甚微，腹证之法亦不能尽善尽美，孔子云，三人行，当择其善而从之。“水流千载归大海”今腹证之术复还于中国，亦医坛之佳话。可见腹诊作为一种诊法，不能过度抬高，《内经》云：卒取寸口，何病能中？腹诊也是一样的。笔者在从事汉方研究的工作中，一直遭受者外界的非议。在网络上曾经有读者通过本人公众号对我私信，往往都是不好的言论，比如“所学之论乃易端”“医道走歪”等，更有甚者直接大骂笔者为“卖国贼、汉奸”。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师友也表示难以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眼中我是刺头一样的存在和异类，这一点我一直较为苦恼。我想日本汉方医学和中国医学有很多相似的命运。在19世纪，两者受到西方医学的冲击，都处在几乎灭亡的地步。“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日本留学现代医学时，恰逢日本“脱亚论”，汉方医学遭到取缔和废除，受到西方新潮影响，余云岫回国欲引领医学革命。此后时不时会出现取缔中医的论调，好在经过中医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医传承之薪火得以延续，而在这批反对废除中医的人中，竟然有汉方家之身影。1940年矢数道明与龙野一雄同赴中国，出席满州国民生部会议讨论废除中医药议案，最后采用了保存中医的政策。很难想象，在那个抗日的年代，中国人对日本痛之入骨，这两个才35来岁的日本医生胆大包天，竟然冒着战争炮火，远渡大洋来支持我们中国的中医，所以可以说中医得以存世，也有汉方家的功劳。只不过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日本，中医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汉方受到明治维新的裁决，沉寂了100多年。1985年在南阳“张仲景敬仰之碑”揭幕式上，已经80岁的矢数道明踏在中国的泥土上，望着这个让自己研究了一生的仲景的墓碑，感慨万千，不禁落泪。 医学无国界，我身为中国人，自然不能忘记侵华之耻，但就事论事，日本汉方家崇高的品德和高深的医术让我深受敬仰，可能就是怀揣着一股热血，才得以支持我一路走来吧。客观的评价，日本汉方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都有各自长处和短处，不能厚此薄彼，但部分中国医生往往自持中医为中国之医术，不屑于东洋之论。陆渊雷名震近代中医经方界，但今日却鲜有人知；民间医家费维光在国内屡遭排斥，反而在日本却深得大塚敬节等汉方家赏识；方证学者黄煌教授最初将经方传播之路定在海外，而后返回中国，我想可能也是受氛围所限。笔者在与不同医师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往往越是职称高、资历深的主任、教授级别的医生就愈排斥汉方医学，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中医界的相对顶层，自己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和自己不一样的理论就很难接受。我在提到方证辨证的时候，经常会遭到一些人的驳斥，他们往往不由分说就扣上了“守株待兔”这样套方的帽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方证辨证是一门规律性极强但又不失灵活的辨证手段，既不能过于死板机械，又不能过于发散。宋柏杉老师讲得很好：你又不懂别人的思路，你有什么资格评价别人的处方。我在某个学术会议上曾讲到：中医学流派众多，他们就像一颗参天大树的不同分支，互相之间重叠而又不交叉，但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实际的患者到实际的方药”这一主干而延伸的，所以没有必要互相攻击、贬低。现代医学之所以占据主流医学，除了一些资本的力量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非常团结统一，新的治疗指南一经发布，全世界的西医都会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但如今中医界仍然颇有文人相轻之势。当然，中医是不可能真正统一的，因为其特点就是同中求异，我只希望各位同道以包容之心态，公正之角度去评判诸如汉方医学这样的流派，同时在没有深入了解之前，不要轻易发表言论，退一步讲，即便是做不到包容之心，起码不要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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