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徐灵胎一样
有颗纯洁的心
清明节后的首个周六，是中医人纪念徐灵胎先生的日子，也是经方人的盛大节日。最近，“第二届徐灵胎学术思想研讨会暨2024黄煌经方临床应用学习班”在徐灵胎的故乡苏州吴江隆重召开。我虽未亲临现场，但是作为新晋“中医界圈内人士”，通过“心电感应”的方式，“观摩”了这一场让中医人深受鼓舞的聚会。
徐灵胎，何许人也？
他是林文先师兄笔下的“神仙级中医爱好者”，搞水利工程的公务员，博通经史，精通音律书画，兵法水利，20岁习武，可举起300斤巨石。
他更是黄师的中医领路人与精神导师，在黄师《我的大学》中曾多达27次提及徐灵胎。
徐灵胎真的是“经方爱好者之光”，有这位大师前辈灯塔般指引，我等后辈更有了学好经方、用好经方、传承经方、推广经方的志气与底气！
黄师曾说，“经方爱好者是一支推广经方的重要力量，徐灵胎就是爱好者，陈修园是爱好者，恽铁憔先生、曹颖甫先生都是爱好者，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为稻粱谋，他们只求真，只求实效。从这些名人身上，我们看到经方爱好者同样是推动中医学术进步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自信，希望有更多的爱好者投入到经方推广的事业中间。”
第一眼在敏姐姐公众号文章（黄煌经方 | 魅力吴江，最美经方）看到黄师对经方爱好者的描述和期许，简直就爱惨了这段啊！仿佛这就是黄师语重心长说给我听的，更是为我学用经方、推广经方打了一剂“强心针”。
于是，我再一次受到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心血来潮、突发奇想，想在黄师（以及其他前辈）的文字中“幸会徐灵胎”，与这位在中医史上曾散发璀璨光芒的中医大家来一场美好的“邂逅”。
以下的文字，权当是这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的纪实文学，记录下“人生若只如初见”般的绚烂。
01 学医济世徐灵胎
徐灵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前往《中国历代名医传》中寻找答案。书中用“悬壶济世，著作等身”八个字对徐灵胎的一生做了高度的概括。
徐灵胎不是一般人，所以不走寻常路。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特立独行”。徐灵胎出生名门望族之家，却淡泊功名利禄。在中了秀才之后，他认为科举抹杀人的灵性和创新思想，最后会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于是他决定跳出牢笼，开始研读《易经》《老子》等圣贤经典。他一边学习，一边注释。
他不屑八股文，得于幼时老师的启发，“时文有止境，只有经学才是无止境的”。杨大华老师在《十年一觉经方梦》中是这样写的，“据说，灵胎入塾时，曾问老师：八股文是不是最好的文章。老师说不是，时文优于八股。又问：时文是不是最好的。老师又说不是，还有古文。灵胎又问：古文是不是最高境界。老师说不是，《易经》才是最高的，是源头。于是，灵胎便将精力投入《易经》。此后，他便养成了抓源头的治学习惯，研究中医独重视经典著作。”这种“抓源头”的治学模式，就如同哲学领域的“还原论”，直指核心，抓住关键点，然后一以贯之、一通百通、一泻千里。
徐灵胎治学，不为名闻利养，不为升官发财，只为追本溯源，探求真理。此后，他对经学和医学产生了兴趣。所以，兴趣与热爱是最好的指路明灯。徐灵胎自此走上了自选的学医济世之道路。杨大华老师评价徐灵胎始终以出世的心境做入世的事业，这是凡人所不及的。就如同黄师所说，要有着像徐灵胎这般纯洁、纯粹的心。
徐灵胎研究经学，探研易理，旁及百家，尤好道家。徐灵胎，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文艺复兴人”。在彼得·霍林斯《全能学习法》一书中，对“文艺复兴人”的定义就是门门皆通的博学通才，可以为一切领域的知识累积跬步或是显著提升对其的认知水平，启发我们去想象人类理解力和学习力真正的极限。他们跨领域的超凡造诣似乎拥有着超能力。这种超能力在徐灵胎身上更是全面彰显，他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在诗、文、书、画、天文、历算、音律、击刺、算法、水利，尤其是医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灵胎更是文武全才，他曾习武，可举300斤巨石。
若说徐灵胎深感医学重要，契机正是因为时至中年，家人连遭病患而不治身亡。他气愤于当时庸医之医术低下，于是愤而学医。化悲痛愤懑为力量，徐灵胎把家藏几十种医书拿来读，朝夕披览，日久通其义。苦学数年之后，徐灵胎将中医的太义全部读通。上至《黄帝内经》，下至明、清历代名家的医书，广求博采、穷源溯流、融会贯通，自此站在中医的巅峰。他洞彻医理，精于临床，疗效非凡，誉满大江南北，名动北京城。
从他开始学医的五十年中，经他批阅的书约有千卷，泛览的书约万卷，“广求博采几万余卷，而后胸有实获，不能已于言矣。”这种发奋读书的精神，令人感佩！求学治学就要有这样孜孜以求的精神，如《霹雳大医：李可》中说的，中医大家都是“勤求古训、刻苦读书”的典范。仲景倡“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倡“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名医程门雪曾拟有一联：“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这里也说明了大医之所以成为大医，都是极尽刻苦用功的典范，更是也概括了名医成才的两大因素——读书与求师，如李可老师所说：“纵有一技可师，师之；纵有一剂可承，承之。”亦如近贤朱沛文所说，“先读书以培其根柢，后临证以增其阅历，始为医学之全功焉。”读书与求师，正是自己学医的路径，黄师的书（连同敏姐姐的推荐书单）一本一本读起来，师承黄煌经方跟随研习堂的师友们一同前行，我们是浩浩荡荡的一支经方大军！
徐灵胎留给后世的最佳典范就是——博极医源，精于临床，勤于著述。他把前人的经验加以整理提高，写出了十几部很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如王孟英说，后学均奉为金科玉律。徐灵胎不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更是中医大家经验的“集大成者”。徐灵胎治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往往十年“磨一书”。在《难经经释》序中，他说，他研究医学十余年，乃注《难经》，又十余年才注《本草》，又十余年才作《医学源流论》，又五年才著《伤寒论类方》。写《伤寒论类方》时他已满67岁，完稿后又钻研了七年，五易其稿而成。正是这种精雕细琢、仔细打磨的态度，徐灵胎的著作，虽不贵多，但贵其精，堪称后世学医的经典之作。
徐灵胎的后半生，隐于故乡吴江洄溪一个叫作画眉泉的地方安度晚年，他晚号洄溪老人，仍继续着自己悬壶济世、恬淡安静的生活。徐灵胎不愧是研究《易经》的高手，他甚至能知悉自己“命数将尽”，即将“驾鹤西去”，对于乾隆皇帝下诏进京，因为“忠义”不可违，他不惜残命，冒死进京。他更是看淡生死，抬着棺材进京，谈笑而逝。他自作挽联曰“魂返九原满腔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和自撰墓石联（墓志铭）云“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土坟”。这里的“处士”，是指有道德而不愿做官的人，就是徐灵胎一生的写照。
在徐灵胎的生平事迹中，我读出了这是一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高人，他的“不羁放纵”不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而是始终坚定笃行走着属于自己的路！时光荏苒，时代变迁，徐灵胎这种“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颇具现代主义之光。
02 念念不忘徐灵胎
黄师在《我的大学》中是如何提及徐灵胎的呢？
徐灵胎是黄师的中医领路人与中医传承上的精神导师，在黄师自传《我的大学》中提及徐灵胎多达27次。
黄师提到当年爱读的中医书，用力最深、花时间最多的，当属清代苏州名医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简称“叶案”）。学医后，黄师一直听到这位温病大家的大名，也听老前辈们说叶案如何如何艰深晦涩，其用药如何灵活善变，一直对叶案心存敬仰。黄师的师弟沈建煜从上海买到了刚出版的叶案繁体竖排本，还有着清代名医徐灵胎的批注。一本书集齐黄师敬重的叶天士和徐灵胎两位大咖的思想碰撞与同频共振，太令黄师兴奋了，并毫不客气地“占”为己有了。黄师的这段文字读来太有画面感，把对书的痴迷热爱彰显得淋漓尽致，同为爱书人的我读来更是心生欢喜之情。
初到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的黄师，在图书馆里手不释卷并笔耕不辍地读了徐灵胎等许多中医大家的书。在思想放飞与回归的年代，黄师从百年中医学发展的思想轨迹中，提及清代医学家徐灵胎等“已然看出医学蜕变的危机，并发出过振兴医学的呼声”。走上讲台为学生讲课的黄师，在主讲的《中医各家学说》的历代名医中，徐灵胎等医家的趣闻最有讲头，他们的人格魅力、品格特质、治学经历、趣事轶闻、生平事迹等等，最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内容。
黄师的著作《中医十大类方》曾受到徐灵胎《伤寒论类方》的启发，通过主药“类方”的分类方法传递一种思路方法。黄师在写作《张仲景50味药证》时，更是依据徐灵胎所说“医生的病大约有两种，一是有药无方，一是有方无药。有药无方，是说用药没有结构，处方其实是一堆药而已；有方无药，就是不懂变化，不会加减，用的是死方。”
最能感受到黄师向徐灵胎致敬的浓厚心意，是黄师的博士论文《徐灵胎与吉益东洞学术思想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分析》，论文以清代经方家徐灵胎与日本古方家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为主线，比较分析两人的异同点并分析其原因，进而探讨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异同点。《中医好文选》称黄师的这篇论文是一篇大视野、大手笔的学术好文。如黄师所说，徐灵胎与吉益东洞都是这个时代的医学革命家，正是由于所处在同样的时代，促使他们产生了相同的学术主张，真可谓“异域同心”。这是18世纪世界东方出现的一道耀眼的医学科学精神的闪光。日本学者三上章瑞曾这样说过，“不期而同，复古之业，岂非时运之使然乎？”实质上，徐灵胎和吉益东洞都是在响应着时代精神（zeitgeist），期待医学的自然科学化。
我特别喜欢黄师总结的徐灵胎“中医人才观”。在徐灵胎的眼里，医学首先是一门学问，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不是谋生的手段。他最期盼的是所谓“伟人”“奇士”般的从事医学研究的高级人才的大量出现。徐灵胎心中的理想人才，首先是“聪明敏哲”的、“渊博通达”的、“虚怀灵变”的、“勤学善记”的、“精鉴确识”的所谓“具过人之质、通人之识”的高素质人才，然后，又有“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的培养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人才模式的设定，决定了徐灵胎必须强调基础，强调博取，强调精思。我暗暗自我期许，要朝着这样的方向自我养成！
黄师希望的是，“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表述；平常的问题，一定要深刻表述！”这也将成为我学医与治学的标准——把复杂简单化，把平常深刻化。
黄师一直以“我要学徐灵胎先生！”为此生志向，“强调经典，立足方证；删繁就简，惠及基层；普及经方，推广经方，振兴民族文化”！那种“舍我其谁”的信念感，最是让我感佩！就如黄师说的那句“经方这么美，让我如何不想她，让我如何不用她？虽说有阻力，但没有什么可怕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如今已是，虽千万人，吾辈往矣！
“徐灵胎”这个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大学》的文段，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巨大浪潮下，黄师与时俱进地推动了经方网络化、经方大众化——建立“黄煌经方沙龙”个人网站推广经方。有了网络，黄师不再担心经方失传，更不怕经方被某些人据为已有。经方是大众的，有了网络，就能回归大众。互联网的世界与经方的世界交融互通，甚至在不远的未来，经方AI化、经方数智化也指日可待！
如黄师所说，医圣张仲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800年的后代，他的思想和智慧，被如此迅速并广泛地传播。徐灵胎先生也会羡慕我们，收集资料如此便捷，让他老人家恨生之太早矣，要不然，借助网络，他的思想可以让更多的人惊心动魄。网络的力量，无法低估，经方的传播插上互联网这双“隐形的翅膀”，更如春燕纷飞，“飞入寻常百姓家”。经方惠民可以在互联网的时代，发挥更大的功效！而我，正是得益于互联网的连接力和传播力，才踏入经方这精彩纷呈的新世界的啊！
相信徐灵胎先生看到经方之火在我中华大地，熊熊燃烧已成燎原之势，一定会开心且欣慰的！
03 学术传承徐灵胎
黄师的博士论文是怎样以徐灵胎的学术思想来探讨研究的呢？
我在《徐灵胎与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异同点及其原因探讨》一文中，看到了黄师的用心之至。
黄师的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伤寒论类方》与《类聚方》关于方证的研究，这一部分是对“方证”的研究，我在其中看到了《中医十大类方》和《经方方证》的雏形。第二部分是《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与《药征》关于药物的研究，这一部分是对“药证”的研究，我在其中看到了《张仲景50味药证》和《经方药证》（即将出版）的身影。可以说，方证和药证是筑起黄煌经方大厦的两大基石。第三部分是《医学源流论》与《医断》关于对医学的总体认识。第四部分是两人异同点的原因分析，黄师从两者各自的文化传统、人才观、学术个性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在黄师的论文中，我了解到了徐灵胎和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共同点：强调实证精神、实践思想，重视药物效能、方证及方药临床应用研究。
从黄师的这段文字中，我看到了“以类方解伤寒”的思想一脉相承。徐灵胎“探求三十年”的力作《伤寒论类方》，“不类经而类方”，从方证相应的角度揭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规律，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日本的古方派大家吉益东洞，也完成了作为该流派经典著作的《类聚方》。此书将张仲景的处方与证“列而类之，附以己所见”，其研究思想与编集方式与《伤寒论类方》十分相似。我现在细读揣摩之的《经方方证》，也是黄师“不类经而类方”“列而类之，附以己所见”的呈现，而黄师“附以己所见”的是学医几十年的经方家经验和从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让我看到经方传承的魅力，如此殊胜美好，令人心生向往。
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方证相应是经方的第一性原理。黄师曾如是写道：第一，方剂是医者治病的基本手段，方证的辨别是医者基本的临床技能。张仲景当时著书，“亦不过随证立方”。第二，方证是病的基本构成单位。徐灵胎的话是：“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与强调特异性的病名诊断相比，辨方证就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第三，方证是中医学规范化的基础，是医学发展的前提。因为医者随证立方，最为具体，处方的组成、剂量、加减法，皆可以作出规定。特别是张仲景的方剂，于此规定甚严，“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第四，类方便于理解药性及方意，便于临床使用。类方是一种比较异同的分类法。方证研究不仅是《伤寒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除了学方证，那为什么还要注重药证、注重药性呢？黄师说，（徐灵胎的）《百种录》讲药性，是论所以然。徐灵胎认为：“知所当然，则用古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所以然，则方可自制，而亦能合古人制方之意也。”徐灵胎在《兰台轨范》中提出专病专方专药的思想，他说：“一病必有其方，一方必有主药。”强调了药物特异性功效的研究。所以，懂得药性，才能传承古方中古人之意，也才能够在加减合方之时，不失古人制方之精髓所在。
对于徐灵胎“博览群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而造就的“寻本溯源之学”——《医学源流论》，我无尽感慨，徐灵胎先生一人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扛起了复兴传统医学的大旗！
徐灵胎先生的很多见解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犀利独到。如黄师所说，徐灵胎先生认为，临床能准确地判断疾病的预后，是医生临床水平的最高境界，所谓“学问之极功”。“能愈病之非难，知病之必愈必不愈为难。”在我看来，知病必愈必不愈，可乎谓之神。就如同，徐灵胎先生知道自己命数已定那般境界吧！
徐灵胎先生还认为，医学研究除了反复验证，即所谓“历试”之外，需要缜密的科学的理性思考，即所谓“精思”，只有在弄清所以然的过程中，学问才能进步。我想，“精思”对应着理论研究，“历试”对应着临床实践，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圆融。
黄师说，“《医学源流论》表现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能合理地利用传统医学理论和前人研究的成果。”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在学习中医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带着一份敬畏之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且合理地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用空杯心态写下自己的一行注脚。就像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在黄师写中医大家徐灵胎的文字中，找到自己心仪且共鸣的地方，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地写下自己的所思所获，添一笔“用心的注脚”。
徐灵胎先生认为，诊脉是辨病中的一种诊断方法，“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并且分析脉象应当结合具体的疾病进行，他指出：“不按其症，而徒讲其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疾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医学不能局限在某种学说或某种疗法上，勤求古训，博采兼收是必须的态度。所以，望、闻、问、切四者合之皆美，离之俱伤。不会仅以脉观之，不会仅以病观之，而是通过整体思维，真真切切看到眼前这个“病的人”。
此外，徐灵胎先生提倡针灸、按摩、导引、放血等外治法以及心理疗法，批评了当时“只以一煎方为治”的倾向。试问自己会不会有“汤药重于一切”的错误思想蛰伏在心底呢？要警惕这样的思想苗头！
在黄师的笔下，我看到徐灵胎和吉益东洞两人在学术上明显的差异。“徐灵胎的医学博大宽厚，吉益东洞的医学纯专锐利；徐灵胎强调基础、精思、所以然，吉益东洞强调技术、实证、所当然；徐灵胎善折衷，吉益东洞走极端”。可以这么说，徐灵胎涵养中华传统经典久矣，医学思想蕴含着中道的智慧。
黄师说，两人均以复古为号召，但方式方法略有不同。徐灵胎是改良式的，吉益东洞则是革命式的，一则和缓，一则激烈。正是吉益东洞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促使了日本汉方脱却中国医学的圈子，走向了独自的发展之路。正如大塚敬节先生所说：“中国医学在日本的蜕变，始于曲直濑道三，完成于古益东洞。”
如今日本汉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正如我理解到的黄师“师夷长技以共赢”的学术胸怀，“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学术无国界，中医无国界。经方惠民利世，应当成为全人类得以共享共用的瑰宝，这也是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所在。
04 千古永怀徐灵胎
黄师是怎样看待徐灵胎对当代中医人的启示呢？
黄师眼中的徐灵胎，“他是胸怀大志的醒世者，他是经方医学的倡导者，他是类方研究《伤寒论》的创新者，他是辨病专治体系的开掘者，他是弘扬科学精神的孤勇者，他是不求功利的真学者。”在我看来，徐灵胎是最纯粹至诚的中医学者，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颗璀璨闪亮的星！徐灵胎，中医界的“纯爱战神”！要做经方爱好者，就要做像徐灵胎这样的天花板级别的顶流经方爱好者！关键在于至诚、纯粹、专注、真学、精思、笃行！
方证相应，在黄师看来，就是徐灵胎的“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就是指复杂系统普遍存在的一个属于其本质上正确、无需证明的底层逻辑。清代俞东扶称《伤寒论类方》为“简洁明净，以少许胜人多许。”徐灵胎从方入手的研究方式，直接进入了《伤寒论》的核心思想——方证相应。“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黄师还讲到，抓个体差异与抓辨病专治是中医的两手。《伤寒论》是抓个体差异，《金匮要略》是抓辨病专治。因此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黄师说，徐灵胎是330多年前升起的医学明星，闪烁着医学科学的光辉，让处在迷茫困惑中的中医人看到前进的方向，在当今中医学的传承发展的关键时刻，学习徐灵胎的医学思想，依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今天中国的中医，依然需要徐灵胎！
今天中国的中医界，需要怎样的“徐灵胎”呢？那就是以不求功利的纯粹之心真学行医。徐灵胎家境富有，本不以医为职业，为人治病，研究医学，均是为了好奇心的满足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他强调医学的纯洁性，反对在治病救人时附着功利观念。因此，他的所思所想始终贯穿着学者的气息，这也是他医学思想魅力长存的原因所在。徐灵胎曾说，“凡举事一有利害关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尽然，岂独医也哉！”
好一个“我志天下事尽然，岂独医也哉！”心怀利他之大爱，永葆纯粹之真诚，这就是我想要“以致敬徐灵胎的心，走好我的经方之路”的姿态！我向往的中医大家风范，不只是技术、医术、学术等等出类拔萃，还有学者的儒雅温良，还有博览群书的睿智精思，更有着纯粹至诚的仁爱之心。
如黄师的呼吁与号召这般，医院要有学院气，医生要有学者气，医疗行为要有浓郁的学术气！我们要有一颗像徐灵胎一样的纯洁的心！我志天下事尽然，岂独医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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