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后，确立了对全日本的统治霸权。德川家康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曹魏时期阴谋型政治家司马懿，但手腕相较而言更为高明。他所建立的幕府一开始就致力于活跃贸易，以创造更多的收入。
英国前驻日本外交官和日本近代史学家乔治·贝利·桑瑟姆所著的《日本史：江户时代》一书指出，德川家康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增加财富的机会。幕府一经建立就开始统筹日本全国的商品经济。幕府鼓励发展工商业，并征收各地的金银矿。就这样，日本各大商业中心城市成为了幕府的财源。幕府废除长期由大阪等城市垄断的贸易特权，在增收的同时，还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大名以及私商的势力。
更进一步，1604年，德川家康下令垄断生丝贸易权。生丝是当时中日贸易最重要的货物。此后，家康分别给予了荷兰和英国商人以贸易许可，批准日本商船前往吕宋和安南。1610年，日本与西班牙建立了通商关系。
只有在理解了德川幕府经济统制能力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为什么幕府陆续发布法令要求大名必须遵守各种严苛的法令，严禁大名包庇罪人，并强化等级制度，等等，大名无法或者说不敢反对。而对于心怀异志的幕臣和大名的处置，再加上血腥屠戮丰臣全家，则足见家康借势、发力的果敢。
1616年，家康去世。幕府的组织结构开始急速转变，建立起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的御三家，外加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由内到外的体系。在两个多世纪时间里，幕府较好地限制了各级大名的实力增长，使之不至于快速膨胀为可以倾覆幕府统治的巨头。
而在幕府进入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之后，其机构设置才基本完成，这可以理解为当初家康建政期间释放的政治活力消褪后，并无家康威望的后继者必须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才能更低成本地实施统治。
《日本史：江户时代》一书认为，幕府的机构设定非常完善。而基于历史事实，幕府的统治从来就不免腐朽，却以其制度框架能够延续200多年。
幕府统治的核心原则在于创造条件，避免一切变化。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其实已经有违家康当初的建政原意。某种意义上，家光以后之后的各任将军，其实都被文官阶层成功架空。所以，哪怕不能实现家康时期的财富增长，只是自然延续，有时还会因为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造成财富损失，但文官阶层的利益不受影响，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维持。
那些在日本战国时期大展身手的武士，也因为幕府推行的农业经济秩序，再加上幕府对大名土地的不断剥夺，而陷入困境。这就是所谓的浪人武士。浪人武士曾因此加入丰臣家的阵营，并由此受到进一步的惩罚。不得已，一些浪人回归农村，成为佃农或者小农，但更多人则继续飘零。德川家光统治时期，日本各地都陆续曝出了浪人武士为主体的起义浪潮。
《日本史：江户时代》书中指出，日本战国时期到幕府初期，曾积极推行海外贸易。但在1633-1639年，幕府却接连下令禁止海外贸易，仅仅维持与中国、葡萄牙、荷兰的有限贸易，限定在长崎港进行贸易。书作者认为，这等于自动放弃了日本在当时的贸易优势。而后，幕府对外国传教士以及本土信教者展开屠戮，其目的也是服务于锁国。
中国明代以及清代，也曾一定时期内推行过海禁；而日本幕府坚定锁国，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国内的反对派政治势力获得海外殖民者的助力，更重要的是，防止自由贸易造成知识、思想生产和传播的不可控，危及统治秩序。
有趣的是，幕府锁国的同时，强化了对儒家思想的尊崇。这虽然没能动摇神道教与佛教在日本的压倒性地位，却起到了培养世俗化知识分子的作用，两个多世纪以后，正是这些人成为了洞察中国鸦片战争危机，加快推动日本开放维新的主角。当然，《日本史：江户时代》书中所谈到的是，尊崇儒家最重要的是强化日本各类社会阶层人士对于皇室和幕府的忠诚。这方面努力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日本政治场域内的“下克上”也没有因此彻底消弭。
总的来说，当德川家康去世，他的子孙在文官阶层的辅佐下，慢慢建构了一个几乎完全背离了家康原意的幕府统治体系，从而较为彻底地耗尽了战国时期日本积蓄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力，造就了一个200多年里稳定却沉闷的岛国。在这种沉闷而高压的政治秩序中，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士，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浪人，其忠诚其实是大加可疑的。
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史：江户时代》
作者：（英）乔治·贝利·桑瑟姆
译者：孙婧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出版日期：202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