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一般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
张允和问：“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下来，像是要给出去又像不想给，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又把信塞在了口袋里，一只手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忽然，他说：“这是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说着，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就像个孩子般，吸溜吸溜地哭了起来，又伤心又快乐。
那一刻，沈从文怀念的仿佛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曾经提笔给他回信的那个温柔又俏皮的三三（沈从文对妻子的爱称）。
在民国文人写给妻子的情话中，我独爱沈从文这句：“我行过许多次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可也许是这情诗太美丽，是这正当年的感情太过虔诚，这份刻骨的宣言反而让我再难正视这份情书里滋养出来的爱情所导向的一切难堪、破碎和悲剧。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教师沈从文公开追求校花的消息沸腾了整个校园。当时，26岁的沈从文经徐志摩的介绍，受聘于张兆和所就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学校里，张兆和又恰好选修了沈从文执教的写作课。因缘际会，沈从文认识了当时不满18岁的张兆和。
张兆和是典型的名门千金，其曾祖父张树声曾与李鸿章一起创建淮军，历任两广总督，父亲张吉友是著名富商。在合肥老家，张家坐拥良田万顷。父亲担心久居家乡会让子女沾染世家子弟奢华的积习，遂举家先后迁至上海、苏州。
在这种家境下成长起来的张兆和自信开朗、知书达理。除了张兆和，张家还有三个女儿，皆是才貌双全、气质如兰，文学家叶圣陶曾盛赞：“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在几个姊妹中排行老三，容貌并不是最出挑的。在家人眼里，这位三小姐“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那么这个外人看来有点男孩子气的女孩，何以让沈从文这样的含蓄文人一眼万年呢？
两人的大儿子沈龙朱回忆，一次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的尽头后，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又转身，继续边走边吹，动作利索，神采飞扬。那“小兽”般充满活力的少女形象一下子俘获了沈从文的心。
对于出身行伍、仅有小学文凭的“乡下人”沈从文而言，面对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闺秀张兆和，他是自卑的。拙于措辞的他别无表示心意的其他办法，只能长篇累牍地在信中表达自己的爱慕：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我只愿做你的奴隶。”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这些温柔的情话，尽显沈从文在这段爱情中作为一个单恋者的卑微。而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沉重爱情，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显然不知所措，也不置回应。
当时张兆和作为校花，追求者众多，每天都能收到数十封情书。她曾顽皮地将这些情书编为“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对腼腆含蓄的沈从文，她自然不以为意。二姐张允和就取笑她，这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13 号”。
但另一头沈从文却难捱其中的单面相思之苦。不久后，张兆和便听闻沈从文有了为爱轻生的倾向。为此，她紧张得抱着一撂沈从文写的情书，找到了当时的校长胡适。
谁知胡适非但不反对这一出老师追求学生的戏码，反而对张兆和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可急红了脸的张兆和却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闻言愕然，只得给沈从文写信：“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爱你，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但是恋爱中的沈从文还是坚定地认为自己可以打动张兆和，他继续给张兆和写道：“蒲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在情书里加上了叮嘱，不要张兆和因他的干扰而荒废了学业。
张兆和一开始不爱沈从文是真，但因各中的温情为之动容也是真。她曾对人说：“自己到如此地步了，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沈从文连续四年的为爱坚守，终于一点点地融化了张兆和心中的坚冰。
1932年，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沈从文趁着寒暑假，两次南下苏州拜访张家，半有提亲之意。作为一个湘西农村里走出来的“穷小子”，沈从文自己也没有想到，富甲一方的张父并没有嫌弃自己的贫穷，还是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这让沈从文颇为得意，乃至多年后谈及这桩婚姻，他都称其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1933 年9月9日，沈从文在取得了张父的认同后，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婚礼办得极为简单。
两人的新房内空空如也，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册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字帖，而这幅字帖却还是新娘子张兆和带来的。原来在二人成婚之初，沈从文一开始就提出不要嫁妆，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沈家家贫，沈从文拿不出一笔过得去的彩礼钱。不过张家作为大家，自然尊重男方的决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新婚生活的甜蜜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沈从文的创造力。其中，沈从文最著名的《边城》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而小说中“黑而俏丽”的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便是张兆和。
在此期间，沈从文因为母亲生病回了一趟湘西。路上二人的通信往来被收录进后来的《湘行书简》。在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称他为“二哥”。
在信件中，张兆和忧心地关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而沈从文则回信安慰：“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这些过往的书信至今读来，可见二人初婚的温情浪漫。遗憾的是，有情真的不能饮水饱。婚后不久，经济问题的产生渐渐造就了二人的争端。
张兆和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世家小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嫁给沈从文之后，以前习惯被人伺候的她却要“由奢入俭”，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角色。她开始习惯普通人家的粗茶淡饭，操持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四季衣裳。
特别是在生下长子龙朱之后，繁重的家务压得张兆和喘不过气来，她也不再花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形象。为了节省时间，她剪去了自己的一头长发。而这点改变落到了沈从文眼里，成了妻子破坏了婚姻美感的哀伤。他一味地要求张兆和重新留长发、穿高跟鞋、打扮自己，却不能体恤她分身乏术的苦闷。
而在兴趣爱好上，两人也存在巨大的落差。比如说，生活中沈从文爱听傩戏，但那种咿咿呀呀的野调在张兆和听来却入不了耳，她偏爱的是昆曲；沈从文喜古物、好收藏，张兆和却认为他是“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经常干些仗义疏财的事，这让终日为柴米绸缪的张兆和感到气恼。
张爱玲曾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沈从文和张兆和貌合神离的婚姻，很快迎来了第一场危机。
1934年，沈从文在去拜访熊希龄的时候，结识了他的家庭教师高青子。高青子放到当下，就是一个妥妥的美女文青。高青子颇有才华，和沈从文一样热爱文学，且对沈的作品颇为推崇。
面对一个崇拜自己的美女诗人，沈从文一扫在妻子面前的自卑，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让他们侃侃而谈，彼此欣赏。一个月后，两人很快又再次见面。
当时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而这正是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装束。这一别出心裁的装扮显然打动了当时情感苦闷的沈从文，两人遂开始交往。
关于这段恋情，高青子还曾写了一篇小说《紫》作为纪念。小说以八妹的角度，叙述了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女主人公“璇青”的名字更是暗藏玄机，细看便知是沈从文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
在两人交往期间，沈从文将高青子作为红颜知己，诉说着自己对婚姻的苦闷，而张兆和那头的满腹委屈却与无人说。当张兆和得知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时，她刚刚生下长子龙朱不久，备受打击。
为此，张兆和带着孩子一气之下回到了娘家。沈从文这才意识到了自己对妻子的伤害之深。最终，沈从文在亲友的劝说之下与高青子划清界限，回归了家庭，可婚姻中已经出现的裂痕竟是难以弥补。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化妆南逃，前往西南联大任教，而张兆和则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守北京。由于当时高青子也在西南联大任教，关于二人的流言蜚语很快再度传出。这一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大儿子才三岁，二儿子刚生下来不久。
也许是出于对张兆和的愧怍，也许是想要抵抗四起的流言，沈从文一次次提出要张兆和带着孩子们前往昆明团聚，但张兆和都拒绝了。无论是出于情感上的怨念，还是出于对孩子们安危的考量，张兆和的拒绝都在情理之中。
但是在沈从文那头，张兆和一次次放弃了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成了“迁延游移”，成了故意错过。他开始怀疑张兆和不爱他，把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甚至先发制人地质疑：“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在张兆和看来，沈从文的这番质问颇为无理取闹，也是其内心极度自卑的表现，但她还是收敛起内心的气愤和幽怨，在回信中以一种颇为理性的笔触写道：“你说的这些话，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你脑筋里想的全由于太忧郁的缘故，以后再写那样话我不回你信了。”
经过一番考虑，张兆和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战火连天的年岁里，她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路颠沛流离、历经艰险才抵达了昆明，历时整整三个月。个中艰辛，并非沈从文能够体会。
而随着张兆和的到来，高青子也意识到了自己和沈从文的恋情再难开花结果。1941年，高青子选择从西南联大离职，彻底退出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只不过另一头的张兆和却再难原谅丈夫。
在昆明的日子里，张兆和选择了和沈从文两处分居。当时因为战乱之故，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已不如一个堂宿或理发师。沈从文虽在西南联大任教，却囊中羞涩。为了补贴家用，张兆和每天都去七里外的学校教英语，还独立包揽了一切家务。生活困顿，但她都咬牙默默忍耐了。
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兆和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属于那种适应性强、弹性较大的人。相比之下，沈从文则是一个顽固的理想主义者。这也注定了夫妻俩后半生的不幸。
进入新时代后，沈从文的作品被批评为“桃红色文艺”。在得知不能纯粹为自己而创作后，他选择了搁笔。而在同时期，张兆和则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儿子们都不能理解，一家人都在追随新时代的步伐，为何只有父亲不思进取，思想顽固，沈从文与妻儿之间隔膜渐深。
在家庭中孤立无援的沈从文逐渐患上了抑郁症。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医院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随后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抢救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沈从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但是张兆和却转身离开，决定去华北大学深造。这也可以理解为，张兆和始终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丈夫。
但是在沈从文那头，随着他步入晚年，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和冲动在岁月的磨蚀中遍体鳞伤，他越发得以体会妻子曾经的不易。因此，晚年的沈从文一直在试图寻求张兆和的谅解。
动荡的年岁里，沈从文被下放做苦活，扫女厕所，他都泰然处之，唯独在一次接到张兆和的信后，他像一个孩子般嚎啕大哭。为这份谅解，他等了整整23年。临终前，沈从文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张兆和说的：“三姐，我对不起你……”
张兆和在 1995 年出版的《从文家书》的后记中曾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建立在这份释怀之上，张兆和对沈从文一生的评价是“一个稀有的善良的人。”是啊，她不是不爱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已经离她而去。相对于生前的爱恨恩怨，也许这才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爱情的悲剧核心。
在沈从文去世5年后，张兆和也因病逝世。而在此之前，她早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曾经她心里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而也许他们会在下一刻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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