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纯喜欢的是“古道”，他也劝人遵守古道。这古道，就是原典意义上的六经旨意、孔孟之道。他不满后世儒家对古道的诠释与改造，进而鄙弃这些俗儒所撰的作品。
他强调古道尊严，从其始出已经涵盖一切的真理，而后世儒家的言论文献，都是对古道的误读与讹传。
“孔子没，圣人道由古而今，二大厄也。一曰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曰宋儒说理。”【太宰春台：《圣学问答序》，赖惟勤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7·徂徕学派》，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58页。】
太宰认为：对于古道而言，自从孔子去世之后，遇到两个特大的灾难，一个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个是：“宋儒说理”，也就是如朱熹那样的“理学派”的出现，及这些理学家对于孔子原典精神的错误解读与亵渎伤害。
他感叹道，对于焚书坑儒，举世而知其误，责其罪，而对于“宋儒说理”，世人却不知其错，相反受其蒙蔽，沉溺而不自知。
其实，秦始皇焚书，无法将华夏诗书礼学焚尽灭绝。书，这里指的是周道孔教原著，其虽遭焚毁，也不过是野火春草，虽毁而再生。书是烧不完的，有人烧书，就有人藏书，且先人之道，既载于书简，也传于口耳，也就是这个原因，至于汉兴，孔学复出，而至于复兴。
在太宰看来，古道就是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在六经，六经原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也就是这个原因，人们把六经说为六艺。所谓艺者，含工具、方法的意蕴。六艺，是一个配套体系，综合使用，缺一不可。缺其一，无以治国。此外，六艺之间又不可相互替代，不可以《诗》代《书》，不可以《礼》代》乐，也不可以《易》代《春秋》。
六艺，各具特殊的功能，各有千秋，各司其职。义理之学兴起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上述道理，无人晓谕，无以实行。在宋儒看来，何必通六经之全，只要在六经之内，择一经而专，即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能。
“每说一经，辄以为圣人之道，尽于斯矣”，宋儒有病，此其病矣。“程伊川治《易》，胡文定治《春秋》，朱晦庵治《诗》，皆因此而坐失其道”。此类情量，让人想起，释氏治佛经，“执一经，浮屠之道，尽在此也。”与宋儒相比较，何其相似乃尔。【太宰春台：《斥非·附录》，赖惟勤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7·徂徕学派》，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181页。】
太宰春台对于司马迁取尊重的态度，读其《史记》，多加引用，以证明己说。他说，太史公有“六艺者，折衷于孔子”的说法。六艺是六经，折衷，即是非判断。论说六经之道，必以孔子之道定是非，必以孔子之说为准绳，分别善恶邪正别无他法，一从孔子。这是后世儒家必须遵从的法则。
太宰春台解说诗经，认为凡古道，应具备“人情”。他在《读朱氏诗传》中说：“今夫《诗》者，人情知行于言者也。《三百篇》其尽之矣！天下人情，于何不有？君子诵《诗》，不出户庭，可以知天下人情，知天下人情，然后可以施政于民，此《诗》之所以有用于政事。而知人情者，为政之大经地，六经之有诗以此。”(太宰春台：《朱氏诗传膏肓·读朱氏诗传》第11卷第1页。引自洪楷萱：《毛奇龄与太宰春臺对朱熹《詩集傳》之批評比較》）
太宰春台的古道论对儒家礼及义理的理论，作独特的诠解。他说：有所谓礼者，又有所谓义理者。礼者，先王所制定，而吾人等皆当循之。义理则各人所見不同，难划一者。譬如君子小人各有其义理，一则以义理说人，一则以义理责我，争论由此发生。
在太宰看来，礼为实，理为虚，古人轻虚言而重实际。朱熹及宋儒缥缈虚无，而悖先王之道。（太宰春台：《朱氏诗传膏肓·读朱氏诗传》第11卷第7页。引自洪楷萱：《毛奇龄与太宰春臺对朱熹《詩集傳》之批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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