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六艺”概念浅释
刘
内容提要：马一浮的“六艺”概念实际上有三层指谓，即六艺之书（文本）、六艺之文（知识）、六艺之道（价值），三者的重要性则依次递增，以六艺之道（价值）为主导。分清“六艺”的内涵层次，是理解马一浮的六艺论的重要前提。
关 键词：六艺之书
马一浮先生乃一代大儒，其核心思想为六艺论。在现代新儒家研究中，马一浮已逐渐成为重点，而六艺论又为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在对马一浮的六艺论进行阐发和探究之前，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对他的“六艺”概念进行辨析。因为马的“六艺”概念的内涵颇为丰富，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指谓，而马又从不事先界定声明，这就给理解带来困难。[①]只有先分清“六艺”的内涵层次，才能明白马的确切所指，进而理解马的六艺论思想。
一
考察马一浮的相关论述，我们发现，“六艺”这个概念实际上有三层指谓，即六艺之书、六艺之文、六艺之道。
六艺之书，就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马说“圣人言行可为法于天下，皆名为教，不独被于当年，将以贻于后世，则不得不寄之文字简帛，于是有六艺之书”[1]（P328），又说“以竹帛言，则谓之书”[1]（P22）。所谓竹帛、文字简帛，就是典籍。因而六艺之书，又可以称之为“六籍”[1]（P49）。马认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2]（P8），此六种典籍皆与孔子有关，是孔子教授弟子的经典文本。[②]
六艺之文，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中所记载的事相。马说“文为事相之总名”[1]（P15），又说“事之见于书者，皆文也”[1]（P22）。例如《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里的志（情思）、事（政事）、行（行为）、和（和声）、阴阳（万物变化）、名分（伦常纲纪），就是六种典籍中所记载的事相，也就是六艺之文。而所谓六艺之文、六种典籍中所记载的事相，实际上就是当时人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事物现象的认识，也就是他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比如政治制度、法律规章、科学常识等等，只不过这些知识还比较感性、经验和零散。因而六艺之文，实则就是六种典籍中所具有的知识性的内容。马认为，六种典籍所记载的事相是无比丰富的，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它们的记载之内，成而为六艺之文；六艺之文可以统摄天下万事万物。马说：
六艺之文，即“冒天下之道”，实则天下之事，莫非六艺之文。明乎六艺之文，斯可以应天下之事矣。此义云何？《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书》以道事。事之大者，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书》之事。《礼》以道行。凡人伦日用之间，履之不失其序，不违其节者，皆《礼》之事也。《乐》以道和。凡声音相感，心志相通，足以尽欢欣鼓舞之用而不流于过者，皆《乐》之事也。《易》以道阴阳。凡万象森罗，观其消息盈虚变化流行之迹，皆《易》之事也。《春秋》以道名分。凡人群之伦纪，大经大法至于一名一器，皆有分际，无相陵越，无相紊乱，各就其列，各严其序，各止其所，各得其正，皆《春秋》之事也。[1]（P13）
六艺的知识性内容广大悉被、无所不包，掌握了六艺的知识，便可以应对一切事务。由此可见，六艺之文不单单是六种典籍所有的知识性内容，它实际上代表着中国文化一整套的知识系统。
六艺之道，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中所蕴涵的义理。马说：“唯‘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实足以配六经。”[2]（P8）又说：
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知，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此处以《书》配义，以《乐》配智也。）；以五德言之，《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皆信也，皆实理也；以六德言之，《诗》主仁，《书》主知，《乐》主圣，《礼》主义，《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达道是和。[2]（P15）
知、仁、圣、义、中、和“六德”，就是六种典籍中所蕴涵的义理，也就是六艺之道。马说的“德”，就是道德价值。因而所谓六艺之道、六种典籍中所蕴涵的义理，就是古人所追求的道德价值，比如仁爱、诚信、和谐等等，虽然原初，却有着普遍而永恒的意义。马认为，作为六艺之道的知、仁、圣、义、中、和“六德”，约而为五，则是仁、义、礼、知、信；约而为四，则是仁、义、礼、知；约而为三，则是知、仁、勇；约而为二，则是仁、知或仁、义；举一全该，则是仁。诸德皆为六艺之道，而六艺之道说到究极处，只是一个仁道。由此可见，六艺之道不单单是六种典籍中所具有的零散的价值性内容，而是代表着中国文化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价值系统。马进一步认为，六艺之道虽为六种典籍所蕴涵，但其根源却在每人各自的心性。马说“义理本人心所同具”[2]（P28），又说“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2]（P13）。六艺论中“六艺统摄于一心”的命题，其真实的意涵正在于此，其中“六艺”概念的具体所指，正是六艺之道。
二
马一浮曾说：“有六经之本，有六经之迹。六经之本是心性，六经之迹是文字，然文字亦全是心性的流露，不是臆造出来的。”[3]（P1158）这是以“本”和“迹”一对范畴，来分疏六艺之道（“心性”）和六艺之书（“文字”）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用这一对范畴来进一步阐明六艺之书、六艺之文、六艺之道三者的关系。
六艺之书以文本的形式，承载着往圣先贤所记之事和所求之理，是六艺之文和六艺之道的物质载体。而六艺之文和六艺之道作为文本所承载的知识和价值，则是六艺之书的精神内容。不能离文本而空谈事理，更不能舍事理而死守文本。六艺之书与六艺之文、六艺之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但从层次上看，作为精神内容的六艺之文、六艺之道，显然高于作为物质载体的六艺之书。也就是说，六艺之文、六艺之道为本，六艺之书为迹。
六艺之文与六艺之道，虽同为六艺之书所承载，但一为知识性内容，一为价值性内容，二者虽紧相关联，却也有本迹之别。马说“文所以显道”[1]（P22），又说“道外无文”[1]（P13）。六艺之文乃所以显发六艺之道；离开六艺之道，六艺之文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换言之，知识的存在是为显发价值；离开价值，知识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二者之间，六艺之文为迹；六艺之道为本。
再合六艺之书、六艺之文、六艺之道三者而言，则六艺之道为本，而六艺之书和六艺之文皆为迹。三者之间，六艺之道占绝对的优势地位，也就是价值对知识、文本有绝对之主导性。
最后须强调一点的是，在马一浮看来，六艺之书、六艺之文、六艺之道三者虽有本迹之别，分属三个不同的层次，但它们相互依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正因为如此，三者才可以用“六艺”一个概念来指称。[③]
参考文献：
[①]有学者就明确表示“不明白六艺的外延内涵、确切所指”，认为“六艺本身含义的模糊”，“造成一般社会认知的困难”。见许宁《马一浮与文化判教论》，《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
[②]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大多学者都力破旧说，认为六经并称始于秦汉之后，六经的形成与孔子并无直接关系。但随着出土简帛等新材料的不断涌现，近来不少学者又据此断定，六经的形成确是源于孔子，六经并称早在先秦就已确立。参阅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③]马一浮曾论中国经学传统：“汉人言经术，通经可以为政，国有大疑大难，每以经义断之；唐人专事注疏，
便成经学；宋人以义理明经，见处远过汉人，乃经术正宗。”（《马一浮集》第三册，939页）马认为，汉人通经致用，重视经典的知识层面；唐人专事注疏，重视经典的文本层面；宋人以义理明经，重视经典的价值层面，此为经术正宗。很明显，马在这里是将儒家经典分作文本（注疏）、知识（经义）、价值（义理）三个层面，三者之关系为知识重于文本，而价值又重于知识。这正可佐证我们以六艺之书（文本）、六艺之文（知识）、六艺之道（价值）三者分疏马之“六艺”概念为不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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