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苏格拉底是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转折点和漩涡”——对于政治哲学史也同样如此，而政治哲学是哲学由以庇护并发展哲学的准哲学式的手段。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成为其自身的历时性记载具有一种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远远逾越了哲学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存在，因为它是对哲学转变为苏格拉底式哲学的持续记载，而这种记载采取的形式最终主宰了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

——朗佩特

作为由尼采开创的新哲学史的一个部分，《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旨在表明，柏拉图印证了尼采关于哲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观点。尼采说，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而柏拉图的思想就属于我们的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正如柏拉图所表明的那样，苏格拉底正开始成为一个革命性的人物，而事实证明，他的苏格拉底的确是革命性的。柏拉图将苏格拉底呈现为“所谓的世界史的唯一转折点和漩涡”，在苏格拉底之后，“所有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走在同一条轨道上”。尼采也说过，真正的哲人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而柏拉图则展现了，苏格拉底如何逐渐成为一个为哲人统治确立原则和必要性的哲人，而且他本身就体现着那些原则，苏格拉底本人就是关于诸神本性的立法者和通过观念进行哲学统治的创建者。尼采还说过，启蒙运动之前的所有哲人，都清楚显白与隐微的区分——而柏拉图表明，苏格拉底由于普罗塔戈拉不充分的隐微术而批评过他，并恢复了希腊智慧者们自从荷马开始就已经在实践的隐微术，而且创建了显白的柏拉图主义，以庇护和促进他真正持有的隐微哲学。没有哪位哲人比柏拉图更好地体现了尼采就哲人讲述的真理，即便培根、笛卡尔这样的隐微术大师也有所不及，这两位哲人的命令和立法是现代世界创建过程中最伟大的事件，而他们——正如我在《尼采和现时代》中分析他们的隐微写作时尽力要表明的——是柏拉图的学生，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时代的强迫，以致他们创建的宏伟计划成为一种反柏拉图主义。

一部尼采式的哲学史有能力揭示一种被分享的视角，这种视角潜在于明显由彼此交战的阵营所充满的哲学传统之内：苏格拉底认为，哲人之间的战争是家族内部的冲突，是在同类人中间的论辩和讨论，这些人彼此分有的相似性要远远大于他们与非哲人的相似性。作为爱真理者，他们面对着哲学总在面临的共同敌人，苏格拉底将其界定为对属己之物的爱，并通过让哲学成为看起来最首要的属己之物——美、正义和好——的守卫者来抵御这种哲学的共同敌人。苏格拉底使美、正义和好的东西显得是确定的普遍概念，因此当时当地的哲学家也能通晓：让哲学看起来成为非哲人最珍爱之物的守护者。而且，作为爱真理者，哲人们拥有共同的目标，这是一个爱人类的（philanthropic）目标，在一个热爱非理性的世界中，为理性保全一席之地。柏拉图表明，苏格拉底一直在追寻这个目标——从第一次在《普罗塔戈拉》中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到他从波提岱亚返回雅典后，在《王制》中提出的改变世界的策略，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那一天，他在雅典监狱的一间小囚室里提醒说，必须要以哲人的人世之爱（philanthropy）反对厌辩者的厌恶人世的倾向（misanthropy），厌辩者憎恶理性，他们如此憎恶理性的部分根源在于，他们所恐惧的是理性不能证明他们需要是真实的东西，即不能证明他们是不朽的。

柏拉图作品的“尼采式”特征在20世纪变得更易于理解，这是由于哲学隐微术历史中的一个伟大事件：施特劳斯在1938年和1939年重新发现了古希腊作家们的隐微教诲的完整范围和特征；他之后的作品——这些作品本身就是隐微的——描述了隐微教诲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性，并详述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传统中那些最伟大的思想者们的隐微术实践。参朗佩特，《施特劳斯对隐微教诲的恢复》（“Strauss’s Recovery of Esotericism”）。（我要借此机会说明，本文的第一版在介绍隐微教诲的产生阶段时，有严重的错误，尤其是页79，82-83；关于此文请参见第二版。）施特劳斯的目标是，证明哲学是可能的：那些伟大的哲人不是简单地屈服于他们的时代，成为他们所在的时代之子，正如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义所论证的那样；相反，按照尼采的论证，他们是其时代的继子，他们在思想上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同时却用当时的语言传播他们的思想。为了证明哲学的可能性，施特劳斯不得不揭露隐微教诲的真理。他因此在隐微术历史上导致了一场革命：多亏了他，像笔者这样的哲学劳作者才能写下例如眼前刚刚完成的注疏，这部注疏借鉴了施特劳斯的洞见，因而进入了哲人大厦的某些密室之中，倘非如此，这些密室就会是关闭的。在这些私密的房间中，藏有他们最极端、最有活力的思想。施特劳斯创立的学派——起初只专注于政治，只有其最伟大的榜样伯纳德特除外——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一个新的学问传统，因而能够为未来哲学的缘故复原古老的大师们的教诲，而尼采已为未来哲学写下了序言。未来哲学是一种忠于大地的哲学，以这种原初的忠诚，它既反对那笼罩了我们的过去的柏拉图主义，又忠于哲人们自身所奉持的内容。

一部得到施特劳斯扶助的尼采式的哲学史，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身上发现了一种服务于哲学的政治，即一种“大政治”（great politics）。它在其最深层的政治方面是一种神学，一种关于最高存在者的神学—政治教诲，它教导并标示出我们最值得效仿的那些对象是什么。正是在柏拉图的神学政治之上，一部尼采式的政治哲学史停留地最为长久。什么是神？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让一位神看起来是一个超越于流变的存在者，一位道德法官，他对我们的行为充满了强烈兴趣，渴望施予奖励与惩罚，同时配备有一种被转化了的冥府，在那里，对苏格拉底使之不朽的那些灵魂的奖赏更为甜蜜、惩罚更为残酷。从几乎二千五百年后的具有后见之明的位置回望，一部尼采式的哲学史能够追踪阿德拉斯忒娅为一种教诲所安排的未来：这种教诲将关于“神与人将在来世获得永恒”的谎言提升为最高的理想。因为，柏拉图主义——一种由一位哲人创立的神学政治教诲——遭受了可怕的命运，它被一种宗教捕获，这种宗教是一种远比它自身更为生动和真实的“大众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欧洲第一位提到波斯神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人，失去了对他的教诲的控制，使之最终从属于源于琐罗亚斯德/扎拉图斯特拉的千年一神论之中的一种；柏拉图主义最终受到了由柏拉图引入的宗教创新的一种近亲的统治，而柏拉图当时大胆地在哲学中引入这种宗教创新，是为了将其作为一种对哲学的政治保护。当尼采选择扎拉图斯特拉来表达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教诲时——这一教诲肯定了万物的永恒复返，他知道，他正在回到那位创立了对宇宙的道德观点的人那里，而柏拉图则敢于把这一观点放进哲学中去。通过一位从对大地的复仇中——这种仇恨燃烧着道德的观点——康复过来的扎拉图斯特拉，尼采开创了一种哲学的政治，他与柏拉图怀着同样的文化目的：建立一个对哲学宽容的社会秩序；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植根于相反的激情——爱，而不是植根于伴随着复仇的怨恨。与柏拉图类似，尼采超越了他的时代，因为他知道宗教有何益处——宗教因何而不可或缺，因为宗教是构造日常生活的诗，是每一个人类共同体自动生活于其中，并作为共同体的有益、善和神圣之物的信仰和价值之网。但柏拉图的命运——柏拉图主义的历史，让尼采也许更为清晰地看到“至高无上的宗教”的“可怕危险”，即宗教不受至高无上的哲学的统治。

尼采说，难以看到旷日持久之物的全貌。这个已经看到从荷马到现在的欧洲精神生活的整个轨迹的哲人说：“我们是极北之人。我们知道道路。我们已经发现了千年迷宫的出口。”至于尼采哲学的未来，没有人比Peter Sloterdijk更清晰地表明，那些未来如何依然植根于我们的未来之中。那些未来可说是文艺复兴的一种推进，关于其中一种未来的简要陈述，柏拉图在荷马的传统之内为哲学开辟了他的政治事业，但至高无上的一神论凭借他那非荷马式的创新篡改了他的哲学，这种一神论试图声称自己保留了希腊最优异的东西，但事实上，它却抹去了真正的希腊性并用柏拉图主义重写之。“古代世界的全部劳作都是徒劳无功的：我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我关于这一巨大灾难的感受”——在那场统治西方历史的精神战争中，耶路撒冷战胜了雅典，对此甚至尼采都发现自己因为这种震惊而感到无言以对。但是，他关于那一重大事件的思考，他为那场伟大的战争的原因和策略找到的言辞，指出了将哲学史与宗教史分离开来的道路——而柏拉图曾经让哲学史适应于宗教史。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旨在揭示，柏拉图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它成功地刻画了内在于人类思考之中的自然而然的柏拉图化（natural platonizing）倾向，同时也暗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对于一部尼采式的哲学史来说，揭示柏拉图主义的政治性质因此只是复原柏拉图的使命的一半，因为，什么是隐藏于政治中的真正的哲学呢？显而易见的是，真正的哲学不可能是那种印在护卫新城邦的哲人-狗的心目中的哲学，真正的哲学也不可能依赖于由一种“好”（Good）——这种“好”可以轻易地变成神——所监管的理式带来的安稳。遵照柏拉图为其对话设置的时序安排，一部尼采式的哲学史以解经的方式追求着真正的哲学，其途径在于，抓住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之产生的展示，以之作为进入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式哲学之产生的展示的门径。在《苏格拉底如何成为苏格拉底》中——笔者探讨柏拉图的尼采式计划的第二部分，我将追踪柏拉图在《斐多》《帕默尼德》和《会饮》中展示青年苏格拉底的道路。柏拉图表明，这条道路引导苏格拉底进入了哲学真正的秘仪，即关于爱若斯神的秘仪。我自愿地揭露那些秘密，亵渎那些秘仪，因为尼采业已亵渎了那些秘仪——在命名那一根本性的事实之时，他用的不是神的名字，而是“一种无力的衰弱的比喻”：权力意志。柏拉图和尼采共同分有着一种大政治，因为他们都明白宗教有何益处。但他们也共同分有所有哲学那种本质的异教主义，即对大地的爱欲，而这才是最深刻的分有，因为他们二人都发现：作为对存在之物的爱欲，哲学就是对爱欲的爱欲；哲学所追求的是作为多产的生成过程（becoming）的存在（being），这种存在允许我们就其所是地（in what it is）瞥见它自身：爱欲，或权力意志。

而且，生活在柏拉图式文明的精神废墟中间，如果我们不希望，也缺乏意愿来凭借柏拉图的方式——即他关于神和灵魂的政治学——复原精神生活的活力，我们就仍然有可能看到，通过在政治哲学中包裹真正的哲学，柏拉图做了尼采后来知道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尼采知道，他不得不将他关于宗教有何益处的知识传递给我们，传给我们这些仍然被千年之久的宗教体验灼伤的现代自由心灵；尼采知道，在被迫将他的哲学呈现为大地神灵狄奥尼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回归时，他被迫用一种不受欢迎的形式向唯一可能的听众呈现他的哲学。但他尽一切努力教导这位听众一种关于神和灵魂的新政治学。“哦，那些希腊人！”——尼采在那本结束了他那一系列论述现代自由心灵的科学和文明的著作中，在这部著作第二版前言的结尾说——“哦，那些希腊人，他们理解了——如何去生活：因为必须要依然勇敢地站在表面、站在褶皱上、站在皮肤上，必须去敬拜表象，信仰形式、音调和言辞，信仰充斥表象的整个奥林波斯山！那些希腊人是肤浅的——出于极度的深刻！”像奥德修斯一样，尼采开始懂得“他的命运就是确立信仰，而不是知识”，因为他像荷马和柏拉图一样开始懂得，只有通过信仰，他才能建立不断接近知识的入口。

摘自《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时间安排描绘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时间进展。《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了三篇柏拉图对话——《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和《王制》。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初登公共舞台，他在此前后的哲学政治有一种更加公开的政治意图。在《卡尔米德》和《王制》中，苏格拉底经历了长期的在外征战，重返已然改变的雅典城邦，学会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自己要采取全新的方式来传达哲学、彻底保护哲学。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美]朗佩特 著

戴晓光 彭磊 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