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书
想起书，总首先想起朋友肖兵。对于书籍的等同甚至超过生命的追求，最初是在肖兵身上感受到的。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们作为难友相识在淮阴农村，饿得在冰雪野地寻觅胡萝卜，饿得在猪食槽底打捞豆饼屑。肖兵的民俗神话学著作《玄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营构的。从某种意义说，他的玄鸟是一只饥饿的鸟。急需学甲骨，怎么办？他毅然卖掉两只崭新的瑞士三都士，一只换了一册郭沫若的《殷墟卜辞研究》，另一只变成为冷馒头，他夹着冷馒头钻进上海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本书一本书地抄。不知因为精神，不知因为仪貌，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他抄书，感动得公主般的管理员主动为他送开水。我懂得，肖兵的成就可以说是一笔一划抄出来的。他研究人类文化学，倒不知人类文化学该如何研究他？我是那两只手表的见证，那两只手表是他初恋的见证。忍痛舍弃，正应裴多菲那首关于爱情的诗。
我的抄书是出于无奈。先是因为没有书，现在因为记不住。忘不了一本《草叶集》。那是１９８０年冬天，我客居北京，在诗刊社帮助工作。在资料室里酣畅淋漓地阅读了包括叶甫图申科在内的一大批诗人。当时叶甫图申科还是个秘密呢。也读常规书，比如《草叶集》。熟知许多篇什章节，但我没有全书。于是抄。被柯岩看见了，她感慨无语，事过半年我回到淮阴后收到一包书，柯岩寄来的，其中有一册《草叶集》，书里夹着一封信：“看见你抄书，心里很难过，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帮忙，他们说早卖完了。跑到他们仓库里找，终于找到了它。”读着那封信，草叶在我手中顿然沉重起来。
蒙诗坛师友之不弃，每有新作，他们不忘地处偏远闭塞之一隅的我。于是我的书架上延伸着一串尊敬的名字，抬眼见到它们，立即想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有思而不来的时候，比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踏破铁鞋无觅处，咬牙切齿去了南京。事后真想写信问问余秋雨，是你文化苦旅，还是我文化苦旅？信当然没写，省得他太得意。也有不期而遇的时候，1986年，在青藏边界处的格尔木一家小书店里竟然碰上一本《双桅船》。大戈壁上是只有骆驼而没有船的呀，更何论双桅。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婷的先生陈君，引得他为诗歌的穿透力——当然首先是舒婷作品的穿透力罗——认真感叹了一阵子。
终生的憾事是没有外文书。最后一次动心学外语是1981年２月，一天晚间，随荻帆老师去首都剧场二楼小礼堂参加“彭斯之夜”晚会。王佐良、郑敏、陈敬容、于蓝都去了，黄宗若和外文局专家白霞小姐报幕，朗诵彭斯诗歌。英若诚自不必说，黄宗若、于是之和好多位北京人艺艺术家个个谙熟英语。事后，我就学外语的事悄悄问及邵燕祥，他说：“我此生是下决心不学外语的了，皮茬青，更难受。”我还认真去淮阴师专英语系，请教了系主任潘老师：若为读雪莱而学英语，该下到什么功夫？她说，外语学院毕业反正不行，因为雪莱是古典英语。我立即想到邵燕祥，才悲凉无奈地死了这条心。当然，书架上也不是绝对没有外文书，比如外文版的《中国文学》，因为上面刊载了我的作品评介了我的诗。还有外国友人的馈赠。面对它们，只能是“相对无语，唯有泪千行”了。
刊物一年数涨，还是保留了《读书》。《读书》是书之书，它具有丰富的延展性。《读书》上有三联书目，三联的书学术性强、信息性强、邮购又准确，一家没有，给你到另一家找。版本不同，价格不同，还根据你的志趣给你调配。难得，难得。为了这，我的书便多从三联邮购了。
想想也惭愧，许多字和词，甚至许多常见词、多用词，也一误再误地错了大半辈子，比如“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直到不久前，听见五岁外孙女欢欢读成“cui”，我还纠正她：“是sui，不是cui。”她理直气壮：“妈妈教的。”问她母亲，回答是：“上海版磁带发音是sui，还是孙道临念的，可是附在磁带盒里的教材上却注的是cui，查了字典，应该是cui。”这件事让我回忆想五十年代在晓庄师范念书的时候，语文老师把《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作者周晔念成了周华，我有点犯疑，一查字典，却是“ye”。我举手报告，他不耐烦，我把很耐心，摆出一副你不吱声我就把手举到世界末日的架势，他只好问：“什么事？”我说：“念周晔（ye），不念周华。”他还不在意：“谁说的？”我把字典一举：“它！”他认真了，从讲台走到我课桌前，拿起字典看了半天，一声不响走回讲台，说：“两种读法都可以。”时隔几十年，又来一个“乡音无收鬓毛衰”，我愈发警觉了。几天前写作一篇散文，随手出来一个“摩顶放踵”。搁在往常也就过去了，可反复琢磨就出了问题：“摩顶放踵”的“放”究竟是什么意思？查阅《汉语大词典》一看，哪里是“放fang”呀，“fang”！至，到的意思，就是说从头到脚都磨破了。合上词典，立即有一种醍醐灌顶、甘之如饴的感觉。“朝闻道，夕死可矣。”言之凿凿，言之凿凿。也有万般无奈的时候，比如一个“料峭”就把我迷糊了大半生。关于“料峭”的源起，《汉语大词典》没有，商务版《词源》也没有。北上南下时请教过诸多教授，回答至多也就是“寒冷”。看来这个该死的“料峭”要成为我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未可知。昨天忽然想到该续买《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册了。带了一百块钱，冒着烈日酷暑去了书店。一看，连第十二册也来。一问，两本一百五十元，价格之烫手引得书店小姐陪我一道感慨。回家取钱吧，不就是人家条把香烟的价？拼死吃河豚，认了。始料不及的是，书柜前竟然诞生吃河豚的悲壮。
大约七月初吧，一位署名吴光辉的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街头地摊上看见他久觅不得的《赵恺诗选》，触发了一番文明衰微、诗歌贬值的慨叹。吴君说的是实情，我就在地摊看过我的诗集，不能说视而不见，不能说无动于衷，毕竟是春蚕吐丝、子规啼血过一番的吧。可怜那里面的作品，有的进了文学史，有的进了大学教科书，有的进了文学大辞典，有的被好几种文字翻译过。我知道不止一位同道因为研究我的诗歌获得了高级职称。如今，说得委婉些是流落里巷，说得凄楚些是暴尸街头。诗集旁边竟是一册《毛主席语录》。如今，《毛主席语录》得上是珍稀文物了。一本诗集和一本语录街头邂逅固然是一种巧合，可是当我想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时候，心里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