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一种远程兵器，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首先，羽箭的损失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是一笔令人无法忽视的战略消耗，而由于使用者需要持弓荷箭，往往也不能配备更多的近战兵器，一旦被敌军接近，往往会遭到意料之外的损失。尤其是我国古代，中原部队与游牧部落的骑兵作战时，对手往往会在遭遇弓箭手后选择陷阵强攻，大批弓箭手因为近身战陷入混乱，无法组织齐射，往往损失惨重。因此，弓箭虽然是一种极具威力的武器，但在大的会战中，古代部队往往只会配备三四成甚至更低比例的弓箭手作为辅助部队。
西夏铁鹞子
然而在宋代的西北战场，我们却会看见一幅令人错愕的场景，在当地的军队中，数量最多的并非手持长枪重铠的步兵，也非骑马驰骋，纵横跳荡的骑兵，反而是动辄成百上千的弓手。
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军镇中，弓箭手的数量和比例占据军队总数的绝对优势，比如边防重镇原州，就有“六宅使郭志高请部内募置弓箭手五千人, 从之”的记载；秦凤路的秦州 (即如今的甘肃天水 )守将则“募勇士三千为南市城弓箭手 ”；至于曾经由范仲淹经略的河东路，更是早在庆历五年就“募人距敌界十里外占耕, 得二千余户……涅手背为弓箭手 。”
这些做法表明，在宋朝与西夏边境地区，宋朝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似乎都在尽力扩充当地弓箭手的数量，甚至于一方军镇全部士兵皆为弓箭手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那么，这种违背常规军事常识的做法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呢？这些弓箭手，又真的能承担起防备党项骑兵的重任么？下面我们针对这两个问题来一一分析一下。
在讨论宋代西北一地的弓箭手时，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弓箭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队，而是从边地平民甚至番民中招募的民兵。
早在唐朝末年，这种类型的士兵就已经出现。唐代军队按照兵源种类和职责分为“禁军”、“健儿”和“团结兵”。所谓的团结兵和健儿，均是唐代非职业士兵的统称。
其中，团结兵的最大特点在于，士兵选自民户，并“耕战相继”。在平日里，这些士兵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兵役，仅需要务农耕作，而到了战时，国家则会选派相应的团结兵组成军队参战，不过大多数时候，其承担的也仅仅只是辅助职业军队作战的任务，而国家也只会负责对于团结兵的补给，而饷银则会折冲为农田的耕税加以减免。
而宋代的弓箭手，则几乎与唐代的团结兵一脉相承。
在北宋初年，朝廷并未在西北设置这一军种，而随着宋朝与西夏的军事冲突开始加剧，朝廷因兵源的匮乏不得不开始选派新的参战部队奔赴西北前线。这才有了所谓的西北“弓箭手”。
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这些弓箭手大多来自西北地区的边民，虽然大多未曾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却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历练出了强健的体格，“习障塞蹊隧，解羌人语，耐寒苦”，为了将这些边民收为军士，宋廷以“境内闲田，永蠲其租”来作为报酬。
可见，从士兵的粮饷发放上来看，这些弓箭手与唐末乃至五代时期的“团结兵”并无太大区别。这种募兵方式，在这之后也被称之为“给田募役”。
与我们印象中的弓箭手不同，活跃于宋代西北地区的弓手，与其说是一种军种，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民兵军团。这也从宋朝募兵时的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弓手所获得的屯田为每人两顷，而若是这些参军者自带战马，那么所获得的屯田，则还会额外增加五十亩。
这也意味着，在宋代，这些名为弓箭手的士兵中，同样有大量骑兵存在。虽然同样习练弓箭，但是按照北宋军队一贯弓骑为主的骑兵阵容配置来看，这些弓箭手的战斗任务，未必与我们印象中的步弓手相同。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北宋西北地区，会充斥着边军弓箭手的原因。
而在真正的军事对抗中，这些所谓的“弓箭手”，所承担的任务则更是多种多样。
作为一种民兵，边军弓手的最重要职责自然是戍守边境。事实上，这也是最初设立边军弓手体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宋夏战争最早可以追溯至宋太宗时期，然而，两者对峙局面的形成则出现于宋真宗时代。彼时，宋夏边境几乎全然进入对峙局面，对于缺乏战马和骑兵的宋朝来说，戍卫漫长的边境线，仅仅依靠正规军自然不切实际，因此，宋鄜、延、环、庆、泾、原及河东州地区，纷纷设立“弓箭手”编制。
这样的例子有许多，如“陕西逐路经略安抚司，沿边州军所置寨户弓箭手，专令防托边界，累曾约束训练。”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累曾约束训练”表明，这时的弓手队伍，并不仅仅只是有战时的戍卫任务，就连平时，也需要进行定期的训练来增强或维持战斗力。
这些由边地自行招募组建的弓箭手部队中，除了部分汉民外，还充斥着大量在当地生活多年的番户，这些番户很难说归属西夏还是宋朝，但随着弓箭手招募体系的确立，他们无疑成为了宋朝边军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在于西夏惨烈的军事对抗中，这些边户的战力也素来为人称赞，如“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之类的说法我们经常可以从一些史料中看见。只不过，由于分工不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往往声名不显。
他们所需要面对的，往往是西夏所派遣的斥候游骑，甚至“投入西界（西夏）之人”。
宋真宗时期，由于多次对西夏作战的失利，宋廷一直处于防守态势中，但随着宋夏战争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些弓手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
从熙宁三年开始，宋朝对西夏的作战捷报频传，而与此同时，一些史料中记载被收复的失地也开始频繁征发和招募弓手。
这也意味着，这些弓箭手已经不再仅仅只是用于防御作战，还成为了宋军对夏作战胜利后，巩固战果时最重要的守备力量。
正是凭借着这些由边民组成的弓手部队，宋军主力的正规军才能在占领土地后无需分散力量进行驻守。
以弓手驻扎的好处除了可以节省军力外，，宋夏战争从宋太宗朝一直持续至神宗朝仍未结束，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下，战争所损耗的人力物力即使以宋朝的富庶也有着难以为继之感。
因此，“斥近边土田募弓箭手自占，减戍兵东还”，以戍边弓手代替禁军驻守当地，可以节约禁军驻守所耗费的钱粮补给，毕竟相比于宋朝的禁军而言，边民出身的弓手，除了在战争时期需要负责其粮草和武器的消耗外，并无兵饷的支取问题。
甚至可以说，随着宋夏战争的持续，边军弓手屯驻当地的粮草损耗甚至还逐渐减少，到得天圣六年，为了进一步所见战争耗费，宋廷甚至还改变了最初“永蠲其租”（永不收税 ）的承诺，转而开始以半税收租（仍给新开壕内田，岁所收租半予之，馀充本处公用）。
这时毕竟离最初设立边军弓手体系时已经过去几十年之久，此政令也算不上朝令夕改，因此，在推行过程中并未受到太多的阻力。事实上，这一政令虽然曾经下达，但由于边境地区战事频仍，宋朝大多数时间并未以半税征收粮食，而是以市场价“市籴”收购。
这些隶属于弓手的屯田，因此成为朝廷与西夏作战时极为重要的粮仓供应来源，虽然西北地区并非丰饶之地，但是在过去，宋朝为补给对夏作战的军队往往只能从南部产粮区千里馈粮，路上民夫运粮的人力成本加上路上的损耗甚至要比粮食本身的价值还高，而随着这些屯田的开辟，宋朝支持对夏战争的军费支出中，粮草的消耗数量急剧下降。这对于支持北宋与西夏的战争极为有利。
宋夏战争中，由于宋朝军队的屡屡失利，从庆历三年开始，宋朝就主要以堡寨为基础巩固边境防线。
这种名为堡寨的军事要塞，是宋夏战争中长期处于防守方的宋朝，最重要的军事工事。而这种战地工事的修筑，在其余地区往往依赖当地厢军修筑，然而，在西北等地，由于人烟稀少，可以依靠的厢军并不算多，尤其是在熙丰年间重新收归宋朝所有的熙河地区，就更是如此。
因此，当地的弓手往往还充当着工兵的作用。根据史料记载，熙丰年间有史可查的堡寨中，就有数十个的修筑与弓手有关，例如秦凤路的陇阳堡、达罕堡、吹藏堡，皆是如此。
而这些堡寨修筑完成之后，在大多数时候同样需要交由弓箭手进行驻扎。甚至可以说，在许多资料的记载里，一旦堡寨修筑完成，便会立即“募弓箭手居之”或“以弓箭手防托”。
很难想象，一旦失去边地弓手这股军事和民用力量，宋朝在对抗西夏时，将会失去多少有效的保障手段。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宋朝军队战斗力衰弱不堪，对外战争更是屡屡失利，但是，从今天的讨论来看，并非所有的宋朝军队皆是如此。
边军弓手作为一支民兵为主体的军事力量，以彪悍的战力和多面的功效，成为北宋抗击西夏的重要王牌力量，虽然由于其本身地位较低，无法煊赫于北宋军事体系，但是其在宋夏战争中意义却不该因此被忽视。
而从它的种种效用也可以看出，评价一种军事制度和兵种的优劣，往往不能仅以其体系内军士的战斗力这一点作为参考，甚至可以说，一些看上去十分孱弱的兵种，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地点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因此，全方面的臧否一种军事制度的得失，必须是以正确判断为前提。若非如此，装备简陋、地位低下的边军弓手，恐怕也将继续明珠蒙尘，不为后人所知。
参考文献：
1、《长编》
2、《宋史》
3、《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
4、《宋代军事后勤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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