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
自古以来，我国的封建帝王都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如果地方势力过大，那么中央就会逐渐丧失对诸侯的限制能力，最终沦为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眼看地方诸侯做大，最终威胁中央，像周朝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央对地方的压迫过于严苛，那么诸侯往往会格外团结、抱团对抗中央，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比如汉朝的七国之乱。
西汉名士晁错
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时期，以吴王为首的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因为景帝削藩而联合反抗汉朝的统治一事。此事一度令景帝十分恐慌，若非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那么大汉的历史有可能被改写。
引发这场巨大灾难的导火索，是景帝信赖的大臣晁错，正是他坚持己见，催促景帝削藩，才使得七国诸侯不甘被削弱，最终采取了军事行动。晁错对削藩之事的态度如此坚决，除了政治需要外，其背后更是儒家和道家关于治国之道的一次激烈碰撞。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继位，也就是汉景帝。景帝二年，也就是文帝去世仅仅两年后，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晁错便大力建议景帝削藩。
汉文帝像
晁错曾先后担任过太子舍人和太子家令，因为其才智过人，善于分析问题，被刘启视作智囊。所以在晁错的大力支持下，景帝加快了削藩的脚步。
之所以说加快削藩脚步而不是开始削藩，是因为这件事在文帝和贾谊联合执政时便已然出现了：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汉景帝像
文帝去世后，削藩的相应工作以及之前取得的成果也被景帝继承。按理说此时景帝刚刚接受到过渡的权力，还没有有效建立起完成从属于自己的权力架构，不应该施行过于激进的执政策略。
毕竟在许多潜在问题和隐患没有暴露前，保持稳定和维护朝堂秩序才是当务之急。没有彻底解决军功集团尾大不掉和刘氏集团人心不齐两大历史问题前，景帝最好的选择是令两方互相制约，他才可以更从容地从中寻找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助力。
汉朝实际控制地区远小于诸侯
然而晁错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在此刻却没有拿出符合其地位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帮助景帝安抚住新君渴望青史留名的躁动之心，还凭借着自己三公身份以及过去和刘启建立的深厚友谊，屡次和刘启建议用严格的手段去削藩。
起初，景帝对此事也是抱有怀疑，于是开启朝堂辩论，窦婴、袁盎等大臣都对晁错的建议感到不满，可是却碍于其地位不敢做出激烈反抗，这也为最终景帝全盘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随后，景帝即刻着手削藩，而七国之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快速爆发，回顾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说晁错基本是凭借一人之力引发了这场灾祸。
诚然，地方诸侯势力过大最终伤害中央，这种例子在我国古代封建历史中屡见不鲜，中央采取政治手段遏制地方诸侯也是正常举动。然而，晁错之所以大力要求景帝削藩，除了政治目的外，其背后更是他所站台的儒家和汉朝坚持的道家黄老之术的一次激烈碰撞。
惠帝开启了黄老之术治国的道路
从惠帝到文帝，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道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即使在吕后引发了诸吕之乱时，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文帝更是此思想的坚定拥趸，将此思想全盘传递给了自己的皇后，也就是景帝时期权倾朝野的窦太后：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当时，整个朝堂上的大臣，基本都要接受道家思想的洗礼，晁错也不例外，然而，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出现抵触情绪，但是他从骨子里却是儒家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
儒家思想有两大内核，第一是等级制度，第二是仁政思想。通过'等级制度'，把社会的各个群体进行分级，让各个等级的人各安天命。强调'克己复礼'，所有人凡事从自身找原因，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统治者统治起来就方便。
窦太后影视形象
按照儒家思想来看，汉朝的统治出了很大问题。儒家十分重视君臣之别，然而汉高祖刘邦却是用宗族血脉维护去维护皇帝和诸侯的关系，这就是关键的矛盾冲突。
高祖和诸刘之间君臣之别肯定存在，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其兄刘喜，其父刘太公在高祖面前的小心翼翼，但是高祖却从来不主动提出这点，而是巧妙地绕过去了。
刘氏宗亲们的战功肯定和韩信等人无法比，可是他们却能取代异姓诸侯王，成为笑到最后的地方大员，这是因为高祖晚年希望借助血脉宗亲的力量维护刘氏江山，而非刘邦一人的江山，因此对他们在表面上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而这种尊重自然牺牲了儒家严格推崇的森严等级制度。
当然了，出现这种原因，和高祖本人厌恶儒生，做事风格流氓化也有很大关系。
总而言之，汉朝建立初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多方或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道家思想，而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儒家思想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所以晁错这次大力倡导削藩，本身也是希望以自身高位推动儒家再次崛起的行为。
在了解晁错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博弈后，让我们回到事件表面，来探究这种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为了得出结论，我们不妨对比下文景二帝的削藩手法。
首先说文帝，这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皇帝执政手法极其高明，对局势的掌控较为稳健，在成功削弱了军功集团的势力后，文帝也将目光投向了刘氏诸侯，他以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方针，打破嫡长子继承制度，让诸侯的子嗣陷入内斗，分裂其固有的封地。
吴王刘濞影视形象
再说景帝，在晁错的大力要求下，景帝继位不久立刻进行削藩，如果只看这两年，我们很难公正客观地用如此短暂的时间去评价景帝整体的削藩手段，只能说他是在继承文帝削藩的基础上，将这一个问题中潜在的矛盾迅速激化，戳破泡沫。
简而言之，景帝和文帝的削藩手法差别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景帝没有理解时间的伟大红利意义，因为晁错的进谏而将一件百十年的长久工程强行缩短到一年之内。
正是因为这一区别，汉朝随后发生了七国之乱。在这场事件中，占据东部富饶地区的七大诸侯联手后的势力十分强大，具备了推翻景帝的法理基础和军事力量。若非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大汉的历史很有可能被重写。
文帝时期也曾有诸侯作乱，不过影响极小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相比，还是文帝的削藩手法更加高明，如果这种方法延续下去，那么绝大多数诸侯的子嗣都将分为两部分：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和没有继承权的非嫡长子，其中人数更多的嫡长子明显会站在给予他们合理继承权的中央一方，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刘氏集团的人数增多，同性诸侯王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势力，必将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激烈的争斗，假以时日，之前有能力和资源抗衡中央的强大诸侯，必然会被逐个击破，最终中央可以极其优雅的完成政治整合。
综上所述，文帝的削藩手法更为稳健且又效果更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道家思想比起儒家思想，更加被汉初社会所接受。
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
七国之乱虽然一度闹得轰轰烈烈，但是最终也在周亚夫的抵抗下宣告失败，此事之后，景帝的权力得到高度集中，刘氏集团也因为几大强者的失败，继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更深层的分裂和衰败之中。看起来景帝是因祸得福，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七国之乱始于晁错以一己之力逼迫景帝快速进行削藩，因为没有预留给对手足够的消化时间，从而触动了诸侯王的底线。换句话说，这些各怀鬼胎的成熟政治家在晁错的努力下，摒弃了之前的利己心思，达成了极度团结的政治同盟，而晁错也堪称以一人之力，搅动得天下不得安生。
晁错之所以着急削藩，本质上是希望自己承认和尊重的儒家思想再次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核心工具，然而通过七国之乱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在战国被纵横家压制，在秦末被法家击败，在汉初被道家笼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儒家过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强行推动社会资源向中央靠拢，因此儒家思想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即使儒家子弟占据了话语权，强行推动儒家思想上位，也只能在混乱过后留下一地鸡毛。
参考文献：
【1】《晁错论》
【2】《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
【3】《史记·三十世家·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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