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最早源于儒家，公元前408年，孔子的学生子夏在魏国开创了西河学派，不仅对儒家文献的流传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更培育出大批靠变法治世的良材。尤其是师承子夏的那个李悝，他是战国法家的始祖，他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吴起在楚国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等，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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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申不害，他擅长黄老刑名之术，主张将法家的法治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在韩国的改革主要是“修术行道，内修政教”，即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经过15年的努力，让这个在夹缝之中生存的韩国，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道路，挤身战国七雄之列。
秦国的商鞅，他主要就是依据魏国的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奖励军功，实行郡县，废除分封，为秦国建立了富强的基础。再后来，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李斯和韩非，更将法家思想推向了极致，终灭六国，一统华夏，让法家思想独尊于朝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的正统思想。
可惜的是，伟大的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在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人的举兵造反下，轰然倒塌。各路诸侯经过几年的混战，让刘邦脱颖而出，最终建立了西汉帝国。
虽然很多人都在反对秦朝，但汉承秦制却是事实，无论是官制还是法律，汉朝都是对秦朝政治制度的延续，只不过它在继承的同时，还进行了修正。萧何进咸阳时，曾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西汉政权建立后，他又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萧何之后的丞相曹参“萧规曹随”的执行，再之后是憨直守规的王陵，再之后就是陈平和周勃互换，再接着就是秦吏出身的张苍，他们经历了吕后临朝称制，几乎没有对律令进行过大的修改。国家民众因为需要修养生息，从曹参时起，在治国思想上开始偏重于黄老之术，经过诸吕之乱和皇帝废立事件后，汉文帝刘恒继位，在他的手上就出了一位崇尚申不害、商鞅刑名学说的名臣晁错。
关于晁错，据史载，曾经在张恢门下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思想，为人严峻、刚直、苛刻，他不仅信奉法家，更有法家代表所具有的品行。
他在汉文帝朝时：一是，上书要求太子学习术数（申不害所推崇的治国方略和统治手段）；二是，在匈奴问题上，提出以蛮夷攻蛮夷之策和募民实边之策；三是，多次上书从政治和法令方面对抑制诸侯提出建议；四是，被任命为太子家令，成为太子刘启的重要谋士智囊。
在汉景帝朝时：一是，晁错先被升为内史，紧接着就被升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二是，因为宠幸倾九卿，气死丞相申屠嘉，得罪窦婴、袁盎；三是，建议景帝强势削藩，通过查找诸侯王过错，逼迫他们造反，借惩过之名，然后以谋反罪由中央直接收回诸侯王封地；四是，激起吴楚七国兵乱后，他应对时提出的两条对策“割地给吴国，景帝出征自己留守”严重失误，让汉景帝开始怀疑他的忠心，他的大对头袁盎受到景帝重用。于是，袁盎被任命太常，出使吴国；窦婴被任命为大将军，准备迎战。
袁盎给景帝的建议是，七国打的旗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只有先斩了晁错，再归还诸侯封地，才能消弭战祸。景帝深思后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十几天后，景帝收到丞相、中尉和廷尉等高官弹劾晁错的联名信，说他：削藩引发吴楚造反，还建议让皇帝冒生命危险御驾亲征，自己留下守京师，大逆不道；不信任群臣，为臣不礼，为人不义，该当腰斩，灭族，弃尸闹市。景帝当即批准。
公元前154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身穿官服的晁错，被腰斩于去见景帝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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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他就是那个敢于率先挤破国家藩镇割据脓疮的人，他对于自己的这次被杀，虽然没有料到，但他却知道他是必死的，不要说他自己，就是他的老父亲都能看得出来。当他强力推行削藩时，他老父亲就跑来批评他“侵削诸侯，疏人骨肉”的做法，并说：“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而晁错的回答是，“我愿为此舍身。”无奈的晁父，在留下一句话“我不忍见祸害加身”后，服毒自尽而死。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晁错父亲不怕死，晁错他自己也不怕死，因为他是法家的代表，他的身上也有法家那种杀身殉法的精神。这种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更加珍贵，更加值得后人崇敬。
法家思想，在于进取而不在于安定，在于发展各人之才而不在于平均各种阶层，在于鼓励兼并而不在于凝聚团结，是秉着历史进化的观念，规划将来的世界。秦朝的灭亡，让它跌落神坛，因为不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而被抛弃。
在儒生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努力下，从汉高祖时开始，儒家思想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惠帝时，曹参开始信奉黄老之术，虽然主流思想是黄老之术，但它宽松的政治氛围，也给法家、儒家提供了复兴的机会。到文帝、景帝朝时，在窦太后影响下，打击排挤儒家，批判法家，让黄老思想独尊于朝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让后世的儒学史学家们对于法家人士的评论都不是很好，主要体现在，班固说他们：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刻薄。司马迁他们：严而少恩。他们在描述晁错时也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在评价商鞅时，也有与之类似说法：天资刻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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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晁错的死，不只是苏轼在《晁错论》中写的那些原因，我想更多的可能还受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需要找个人出来替罪。
一是，当时的主流理念是以道家为主的黄老思想，以法家思想著称的晁错，他的思想和主流思想不一致，很多做法和主流做法也不一致，自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二是，在咱们国家，历来都比较重视稳定，朝臣之间不管怎么搞都不会有事，只要天下不出大动乱；如果出现大动乱，那就得有人出来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不管你做的是对对错，都得先承担了责任以平息事态，等以后再给你平反昭雪。吴楚七国之乱时，舆论不统一，既然你们打出了这个所谓的保皇除奸借口，那我们朝廷就先把你们的这个借口都灭了，如果再不罢兵，从道义上来，这就让天下百姓看到是你们自己在找借口作乱，而不是皇帝有错，那再出兵讨伐就是为了正义，师出有名，就会赢得人心归附。
三是，关于晁错的故事，并不只是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有，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也有这样一段描写晁错的话，把他和郅都等酷吏相提并论，说他：孝景时，晁错生性刻薄严苛，又很会使用一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才能。因而吴、楚等七国叛乱，把愤怒发泄到晁错身上，晁错因此被杀。这看似对晁错是一种负面的评价，不过，随着时间的飞逝，当法治成为人们普遍的认同时，它或许就会成为了赞颂。
四是，晁错的削藩也不是没有成果，他已经成功的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对于吴王的造反，晁错对景帝的分析也很到位，他说：你削藩，他要反；不削，他也要反；如果即刻削，他早反，准备不充分；如果不削，让他准备充分，祸害就大。景帝也非常认同的他的说法。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晁错尽早鼓动景帝的削藩，文景之治就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可能就没有后来汉武帝取得的那以多成果。
信奉法家思想的晁错的崛起受宠，曾让法家思想昙花一现。晁错死后，景帝继续执行了文帝朝时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也让法家思想再次与封建中央集权失之交臂。
汉武帝继位后，因为偏爱儒家学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了我国后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也让昔日曾经辉煌无比过的法家思想，远离了我们很久。
当然了，后世也有类似的法家思想类的政治改革，不过，改革家们再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说自己是学习和继承了法家某某人的思想，即使是违心的，也要总要在它的指导思想之前加上“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指导”之类的话语，给它穿上一件儒家的马甲，来证明自己的改革是以儒家的教化思想为根本，是为了教而不是为了罚。只要打起了儒家思想的大旗，至于内容吗，没有人会太去在意的。
庆幸的是，今天，国家已经认识到了法治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2014年10月28日这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必将推动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不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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