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光宅元年（684年）十二月，冬日的低气压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氛围下，唐高宗的皇后，现如今的武太后，召集群臣，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训话。
之所以说是“别开生面”，是因为这场训话发生在平定“扬州叛乱”之后，而且武太后在训话时，大发雷霆：“……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
以负义相责，显然，这个已经六十岁的女人是动了真怒。紧接着她又以裴炎、程务挺、徐敬业三人之死为例，“警告”或者说是“威胁”群臣：“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新事朕。”
这是在警告群臣，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比裴炎、程务挺、徐敬业三人还要厉害，就来试试；否则的话，就乖乖地辅佐我武太后。
“不利于朕，朕能戮之”
面对雷霆震怒的武太后，群臣顿首，不敢抬头，只得说道：“唯太后所使。”
然而，群臣的这般表态，真的能让武太后放下心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武太后还有更狠辣的手段在后面等着满朝文武，而武则天太后时期的恐怖政局，也从这时拉开了序幕……
恐怖政局的形成，首先是从制度上开始的。
就在“训话事件”过去没多久，武太后便改元“垂拱”，似乎要向那些反对她的官员，表明自己的态度：自己偏要垂拱而治。而就在垂拱元年（685年）的二月，武太后将手伸向了“登闻制度”。
（一）改革登闻制度与制定匦检制度
所谓登闻制度，是朝廷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者申诉冤情的机会而设立的制度，在西朝堂设立登闻鼓，在东朝堂设立肺石，有上言、伸冤的臣民可以击鼓立石，所陈之情便可上达天听。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登闻鼓与肺石都设有官兵把守，百姓见此往往都会望而却步。
可就在垂拱元年二月，武太后却下制书改革'“登闻制度”，她是这样修改的：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搥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将把守登闻鼓与肺石的士兵撤走，你可以理解为给百姓申诉提供了一条畅通渠道；但同样的，这也放松了直达天听的管制，而“放松管制”或许本就是武太后的初衷，因为很快，另一个鼓励上言的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匦检制度正式推行。所谓“匦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朝堂内设置一个四格的铜匦，每一个铜匦对准一个方位，接收不同方面的举报，比如东边接收关于“劝农之事”的举报，西边接收“自陈屈仰”的进言，南边接收关于“时政得失”的上言，北边接收“告朕以谋智”的投书。
此外还规定：凡有上言告密者，所在地的官员都不能过问，必须以驿马，并供应五品官的伙食，将其送往行在，由太后召见。合太后意者授予官职，所告之言造假的也不追究责任，这无异于鼓励臣民任意上言。于是四方告密风起，而后一大批告密者，又被提拔成酷吏，成为了独立于司法制度之外的“政治打手”。
（二）恐怖政局下：大批臣民惨遭构陷
恐怖政局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酷吏政治。负责制狱的胡人索元礼就是早期的“佼佼者”，他每推一案，必然要牵连出数百人，而武太后对此做何表态呢？她竟然多次召见并慰问索元礼，这便相当于告诉天下，武太后要给他撑腰，张大其权。
恐怖政局另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告密风起。垂拱三年五月，因告密而引发的“刘祎之案”，让所有人于战战兢兢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即使私下说话，也有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告密而身死。
事情是这样的。刘祎之是武后幕僚“北门学士”的心腹人物，之前还参与过武太后“废帝（李显）事件”，就连武太后本人，也曾称他为“忠臣”。
可作为武太后的“忠臣”，刘祎之内心却希望武太后能够将权力还给皇帝李旦，曾私下对下属说：“太后……不如返政，以安天下心。”
哪知这位下属，转眼就将此话告诉了太后。很快，各种脏水便全都泼向了刘祎之。有人告密称，刘祎之曾收受契丹人贿赂，还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太后大怒之下，借机命人推按此事，刘祎之最终于家中被赐死。
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又发生了宰相“魏玄同案”。酷吏周兴诬告魏玄同曾说过“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的话，于是武太后大怒，将他赐死于家中。此案牵连内外大臣甚多，他们或被杀害，或被流贬。
面对酷吏政治、告密风炽的局面，大文豪陈子昂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上书总结当时的局面为：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一人被讼，百人满狱……及其穷究，百无一实。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仅告密风起，而且一人被告，上百人就会牵涉其中，最关键的是，“百无一实”。陈子昂又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他认为：狱吏相戒，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
陈子昂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个局面，就是因为告密、淫刑有利可图，只不过这样一来，就会“滥及良善”，伤害无辜的人。——陈子昂对当时政局的总结，基本上是到位的。
（三）恐怖政局下：宗室被戮 几乎“殆尽”
垂拱四年（688年），又一场风暴来临了。这一年，武太后召集各州宗室在神都集合，准备举行“拜洛受图”（接收祥瑞）仪式和南郊祀天大典。此举引起各路宗室猜忌，于是以越王李贞父子为首，韩王、霍王、鲁王等宗室们都开始串联反武。
不过，起兵的过程则有些乏善可陈。越王李贞的儿子李冲贸然起兵，导致宗室之间缺乏配合，很快他们就被武太后派兵镇压了。事平之后，武太后开始秋后算账，除了李贞父子在事变时身死之外，其他宗室也迎来了灭顶之灾：
垂拱四年九月，太后命酷吏周兴审理此案，抓捕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常乐公主夫妇等人，胁迫他们自杀，而党羽也被诛杀殆尽；十月，东莞郡公李融被人攀咬，被斩于市；十二月，霍王元轨因曾与李贞串联而被废，流贬黔州，死于途中。
就连没有参与“串联反武”的纪王李慎，也在永昌元年（689年）下狱，流贬巴州，死于途中。
不只是宗室，唐高宗的庶子们也没能幸免。永昌二年（690年）七月，也就是“武周革命”前两个月，酷吏周兴罗织唐高宗庶子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谋反”罪名。此案过后，不仅二王被杀，而且泽王李上金的七个儿子也流配而死；许王李素节的九个儿子被杀。
历史学家雷家骥曾进行过统计，从唐高祖建国以来，发生“事故”的宗室大概有一百一十三人；而在武后掌权后，被杀或被贬而死的宗室就有六十三人，占比高达百分之六十。难怪《资治通鉴》在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道：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以上，阐史君用了不短的篇幅，记述了武则天为太后时期，所制造的恐怖政局。说到这，我们还要追问一下，这种恐怖政局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当然，追求权力是不变的动机，但除此之外，这种恐怖局面的形成，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这段时期的政局，很有帮助。
制造恐怖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武太后有着很大的还政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理上的压力，一个是官员们施加的压力。
（一）唐高宗《大帝遗诏》 让武太后专权缺少法理依据
时间还要拨回到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这一天，冬日肃杀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大唐帝国；同样在这一天，唐高宗走完了他的一生。
唐高宗驾崩前，留下了一封《大帝遗诏》，而正是这封《遗诏》，让已经参与朝政二十四年的武后，产生了一丝权力的失落感，因为《遗诏》中是这么安排的：
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武后）进止。
应该说，《大帝遗诏》确实对武后进行了一定的授权，甚至把她抬到了政治导师的地位上，允许她参与决断大事。然而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发现，《遗诏》对武后参与决定的事宜，做出了明文的限制：首先，必须是“军国大事”；其次，还必须是“有不决者”。否则，即便有“军国大事”，也不需要“兼取”武后的意见。
这种安排，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唐高宗末年，尚书左丞冯元常曾对高宗李治说的那番话：“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
而《资治通鉴》也记载了高宗听后的表现：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
联系在一起看的话，或许《大帝遗诏》中对武后的安排，也是高宗李治有意为之的吧。不过，事情还是出现了意外，顾命宰相裴炎不知何种原因突然上奏，表示皇帝在守丧期间，应该由武后（此时应该叫做武太后）代行职权，处理国政。而正是这个意外，让武太后重新掌握到了权力。
虽然如此，但皇帝守丧，是以日代月，这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便是新皇帝丧服期满之日，武太后又该作何选择呢？还政还是继续执政？这种还政的压力和焦虑，无时无刻不在武太后的脑中盘旋。
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武太后联合裴炎废掉了皇帝李显，立了“傀儡儿皇帝”李旦为帝。然而，武太后的还政压力依然没有缓解，因为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激起了更大的反弹，内廷和外朝给了武太后更大的还政压力。
（二）内廷外朝 给武太后施加了更大的还政压力
第一个向武太后提出质疑的，是在军界和政界都有着极高威望的刘仁轨。事情发生于武太后立李旦为新嗣帝之后不久，当时，武太后命刘仁轨为西京（西安）副留守。
久居要位的刘仁轨似乎嗅出了不寻常的政治气氛，以自己年老为由，坚辞不受。不仅如此，《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刘仁轨对武太后的规劝：（仁轨）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戒。
刘仁轨尽到了作为臣子的职责，他冒着风险，以汉初吕后的祸事来规劝武太后。而面对朝廷重臣的规劝，武太后竟没有发怒，十分反常地称自己“愧慰交集”，表示自己只是在皇帝居丧之时，“且代亲政”罢了。——这些话一出口，武太后的还政压力又大了一些。
可随后，更大的压力迎面而来。光宅元年九月，英国公李勣的孙子李继业，联合一些被贬的中下级官员，在扬州起兵反武。
这还没算完，当此之时，朝中宰相也出现了逼迫武太后还政的倾向。尤其是那个曾与太后一同废立皇帝的裴炎，当武太后问他如何平叛之时，裴炎竟然趁机说道：“皇帝年长，为俾亲政，乃致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反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
扬州兵变之时，宰相裴炎提出的平叛方略竟然是劝武太后将权力还给皇帝，此举大有趁扬州兵变逼宫之嫌。武太后自然不会听从裴炎的劝告。很快，便有御史上奏裴炎有“异图”，武太后不顾众人求情，坚决将裴炎问斩。
虽然兵变最终平定了，反对自己的人也给杀了，然而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却让武太后更加紧张：一群中下级官员登高一呼，便能号召十多万人来反对自己；而朝中竟然也有人以此相威胁，并且连曾经的战友裴炎也带头逼宫，这种形势实在太可怕了。
严峻的政治形式，越来越大的还政压力，让武太后觉得必须做些什么了。然而她为什么非要选择酷吏与告密这两种手段呢？
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武太后一路走来，除了夫君唐高宗之外，都依靠了哪些谋臣或者说集团呢？我们不妨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扳倒长孙无忌时，她靠的是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然而这些人也只是陪伴了她一小段旅程，便先后死去；
二圣临朝之时，她靠的是北门学士，来分宰相之权，可令她痛苦的是，北门学士的重要人物刘祎之，在此时竟然也希望武太后能够还政于君，以“安天下之心”。对此，太后内心十分复杂，她曾说道：“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在武太后看来，刘祎之是在背叛自己，这个曾经委以重任的襄赞集团似乎也不能陪她走完全程了。
其实，武太后从十四岁入宫，到现在六十多岁，这么多年的深宫生活，让她很少接触社会，更别提结交豪杰了，因此她不像唐高祖那样有一个太原集团为她打天下。于是问题来了，现在她该依靠谁呢？
她选中了酷吏，这些出身底层、靠告密发迹的酷吏，正好成为她打天下的“开国集团”。酷吏们为太后排除异己，伤及无辜，威慑臣民，不仅稳固了太后的统治，更成功的营造了太后的威权。更重要的一点，这些靠告密起家的酷吏，不会要求提拔他们的武太后还政。
在一定时期内，武太后将酷吏塑造成了自己的“政治打手”，成为了自己的“功臣集团”。
除了现实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是冲破父系社会压力的需要吧。
武太后如果想要长期临朝称制，就必然面临着前文所诉的“还政”压力，当然更重要的还有，父系社会施加的压力。
把时间线放长，我们可以看到，武太后为了提高自己作为女性的地位，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她为皇后时，曾于上元元年（674年）上表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在风俗改良上，她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也就是说，父亲健在，母亲去世，子女也要为母亲守丧三年，这在此前是不敢想的，此举也为天下母亲争取到了与父亲大致平等的地位。
再比如太后时期，她又追尊李氏先祖老子李耳的母亲为先天太后，并将其尊像立于老君庙内。此举不正是在抬高自己，或者说抬高母权吗？
不过这些还不够，武太后最终的目的是“革李唐之命”，而后君临天下，这样一来，无疑会面临着更大的父系社会压力。这不，连自己曾经那么信任、那么属意的人，如裴炎、如刘祎之，不一样也“背我”了吗？或许这时候需要一场政治大颠覆。而这一场政治大颠覆，就是酷吏与告密交织起来的恐怖政治。
恐怖政治，正是武太后夺取政权、对抗父系社会的手段。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告密风炽、酷吏横行的环境里，大批异己被排除，更多的臣民选择明哲保身，这自然也为接下来的“武周革命”做足了准备。
但，亘古不变的真理，无数次的告诉我们：物极必反、玩火过头也会自焚。大唐复辟的种子或许也在这时候埋下了，而这则是后话了……
参考资料：《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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