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唐宣宗嫁万寿公主，竟致驸马对牵线人衔恨入骨一事。
唐宣宗虽有11个女儿，但对万寿公主最是宠爱。眼看宝贝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决定要给女儿好好选个夫婿，于是他找来宰相白敏中，也就是白居易的堂弟，让他物色人选。白敏中一眼便相中状元郎郑颢，郑颢本已与卢氏有婚约，但没办法，只得改娶万寿公主。按说郑颢这是攀了高枝，但他却对白敏中恨之入骨。
后来，白敏中出任邠宁节度使，白敏中就找宣宗诉苦，说：“当初公主下嫁，责臣选婿，当时郑颢到楚州迎娶卢氏，已至郑州，被臣一纸书信追回，这才改娶了公主。但是郑颢不乐为国婚，衔臣入骨髓。臣在京城当官，他拿我没辙，这回去外地当节度使，以后他一定会想法设法诬罔构陷我，臣死无种矣。”
然而白敏中还是低估了郑颢对他的恨意，宣宗听完白敏中的话后，说道：“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人将一小箱子交给白敏中，“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
为人牵线作驸马，竟招致如此深仇大恨，实是天下大奇事。
搞“甘露之变”的唐文宗为了嫁女儿，也是愁上了天，一再被士族冷遇，不由感叹道：“民间娶妻嫁女，不看当了几品官，而只看其是否是旧族高门。我家二百年天子，难道还比不上崔、卢耶？”他不光嫁女儿没人要，给太子娶媳妇时，当时的士族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卢氏杂说》：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因罢其选。
东汉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出现大地主。当时书籍又甚为难得，这些垄断经济的大地主中一部分人又将知识垄断，而垄断知识就相当于垄断仕途。当时选官的孝廉制度，变成了这些人的相互吹捧，由是出现世代公卿之家，成为大姓豪族，也即士族。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更提高了士族的地位。
到了东晋，通婚第一步就是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即使是士族内部，门第讲究也很严格。如同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所写：“通婚之时，往往比量父祖。故庶族以娶高门士女为荣。即夫家坐罪没官之妇女，寒人得之，且荣幸无比。”
这些士族发展至唐代，虽已经处于没落、衰亡阶段，其政治、经济地位都已与其极盛之时的魏晋南北朝无法相比，但仍享有世人心目中极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唐代不但门阀观念仍旧强烈，婚姻也延续了重门第的积习。
出自关陇军事贵族的李唐皇室，他们本非旧族高门，以门第自矜、尚阀阅婚姻的山东旧族根本不愿与之通婚。另一方面，当朝新贵则“慕山东著姓”，均以与山东士族联姻为荣。
贞观年间，唐太宗下令修《氏族志》，其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自己和当朝贵戚，打压山东士族，《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
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凡嫁公主，娶王妃，皆择于功臣之家，不许在山东旧族中挑选。紧接着，他又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下诏，禁止“自号膏粱之胄”的燕赵右姓山东旧族卖婚，《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其后，唐高宗于显庆四年（659年）更是下诏，明令限制四海大姓自为婚姻和受陪门财，《资治通鉴》卷两百：
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所谓“陪门财”，胡三省注云：“女家门望素高，而议婚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说到底，还是针对山东士族。
然而，太宗、高宗这些整治活动却是徒劳无功：“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
唐室虽然对当朝新贵抛出“做亲家”的橄榄枝，这些人却根本不买账，依旧争相与旧士族攀婚，而且这股风气经久不息。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薛元超官至中书，仍以“不得五姓女”（即崔、卢、李、郑、王）为平生恨事之一。玄宗朝宰相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唐中期名臣王锷，“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炫，翃子弟多附锷以致名宦”。
其风气之盛，后来竟连唐室也突破了只在贵戚勋旧中为公主觅驸马的婚姻圈。从唐宪宗起，便主动与山东士族攀亲，《旧唐书·独孤郁传》载：“权德舆作相，（独孤）郁以妇公辞内职。宪宗曰：'德舆乃有此佳婿。’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选尚公主者。”于是，将爱女岐阳公主配与杜佑之孙杜悰，并尽封十室诸女为县主，“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宣宗除将万寿公主嫁郑絪之孙郑颢，仍下诏“于士族中选人オ尚公主”，又将广德公主嫁给于琮（于休烈曾孙）。
但是，正如李斌城在《唐代文化》中所说：
唐室公主择婿标准的改变，预示着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到这李唐皇室和士族高门在婚姻礼法制度观念上逐渐接近互相接受之时，也就是以前他们曾分别代表的新兴关陇军事贵族和门阀旧族互相歧视互存敌意成为过去，他们在历史上生存的时代，连同整个门阀制度寿终正寝的最后时刻到了。
诸公主自恃金枝玉叶，长期的宫廷生活，使她们养成了高人一等的心理，对于当时一般妇女所必须遵守的礼法，她们视之为无物。
按《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六载，公主下嫁者，非但不向公婆行礼，反而要公婆向她们行礼，而且她们并不答拜。“不顺父母”，这可是古代休妻“七出”之首。
《旧唐书·杜悰传》甚至说，公主死后，驸马要为之服丧三年，如同服父母之丧一般。而按礼制，妻丧，丈夫只应为之服齐缞一年。这两点，对于讲究门风礼法的名门士族来来说，完全无法接受，“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
其次，有些公主嫁人以后，竟公然偷情。如太宗女高阳公主，嫁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在见到和尚辩机以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并且另选了两名女子，代她伺候丈夫。后来事发，太宗怒斩辩机，高阳公主怨恨于心，太宗死时她竟毫无哀容。
另外肃宗女郜国公主在丈夫死后，与彭州司马李万、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昪私通。
顺宗女襄阳公主则与薛枢、薛浑、李元本私通，尤宠薛浑，甚至去见薛浑之母，如同拜见婆婆一般。这完全是置夫家名声于不顾，不说名门士族之家，就是普通平民之家也无法忍受。毕竟，绝大多数人是要脸的。
还有一些公主随心所欲，不通人情。前文所说万寿公主，丈夫郑颢之弟病重，宣宗派人前去探望，这人复命时，宣宗问：“公主何在？”答道：“在慈恩寺观戏场。”小叔子病重，作为嫂子，居然不闻不问，自顾自去看戏。宣宗不由感叹：“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
当然，有了士族高门不愿与皇帝结亲的教训，皇帝们也开始注意管教他们的宝贝公主。万寿公主在小叔子病重期间去看戏，即被宣宗叫入宫，使其“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而且除了对公主加强礼法教育，皇帝还通过诏令，使其法律化。比如为了改变公婆反拜公主的不良习气，唐宣宗就曾下诏：“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
唐代社会并不歧视女子改嫁，公主更是改嫁成风，见于记载下嫁的132人中，再嫁者24人，三嫁者3人，合计超过20%。但这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些改嫁的公主全是唐肃宗及之前诸帝的公主，唐代宗之后出嫁的46位公主无一人改嫁。这应当是唐中后期随着儒学势力抬头，皇室内部对礼法要求加强的结果。
唐宣宗下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明确对公主改嫁做了限制，开始提倡守节，目的就是为了与高礼法的士族接轨。
在这样的“整治”下，便出现了一些孝事公婆，恪守礼法的公主。如宪宗歧阳公主“事舅姑以礼闻……姑寝疾，主不解衣，药糜不尝不进”。嫁给于琮的宣宗广德公主，“于族内外冠婚丧祭，主必自预行礼……为时所称”。黄巢攻入长安，于琮拒不任贼相被杀，公主谓贼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缢而死。
这样的公主，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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