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杨 | 图：网络
在老郑州人的眼中，西郊泛指郑州市区西部工矿企业集中之地，一般指郑州大学一附院以西至现在的华山路一带。
狭义的西郊多指从嵩山路往西至国棉六厂的建设路沿线区域。老郑州人习惯于把往京广铁路以西的地方去办事说成是“往西郊去”。
“西郊”这一称呼由来已久，起源却无从考证。“西”指方位，尚可说是以京广铁路为郑州东西分界，可“郊”呢？
当时郑州城区不大，人口不多，城区大体界限是东起城东路，西至华山路，南起陇海路，北到农业路，西郊占了整个城区面积的近1/3，人口密集，重要产业聚集，工厂鳞次栉比，与东部行政区遥相呼应，怎么就被称为“郊”了呢？
七十年代郑州工人文化宫
不管叫什么，当时的“西郊”俨然郑州乃至全省“先进生产力”的标杆。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在郑州投资1.76亿元建设5个大型纺织厂。
1953年国棉一厂开建，1954年国棉三厂开建……到1958年，5家纺织厂在西郊的荒地上一字排开，加上改制而来的国棉二厂，6家国棉企业确立了郑州纺织城的地位。
再加上陆续建成的郑纺机、华山机械厂、“白鸽”等等大中型企业，西郊成为了郑州大型工矿企业的集聚地，郑州纺织城的实力也多体现在西郊这一特色区域里。
沿建设路一路往西，至今仍可在国棉五厂、四厂、三厂、一厂、六厂等企业的高大门楼上依稀遥见它们当年的威武气势。
这些工厂依次排开，厂区、家属区大院将区域自然地区隔为地理街区，三产相对发达，企业办社会，功能门类齐全，从学校、医院、商场、电影院甚至体育广场等，基本一应俱全。
那时有“一厂的风景三厂的楼，四厂的平房碰破头，五厂的臭水到处流”之说，即指一厂的家属区风景优美，每个街道中心地带都有花园，周边是苏式的二层住宅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有部分留存，见证了当年的辉煌。
郑州所存不多的苏式建筑 | 摄影：黑石头
三厂多是三层楼房，当年在建设路一带也是格外气派。四厂多为平房公共院落。五厂地处碧沙岗商业中心，人口流动频繁，管理相对滞后，所以有污水横流现象。
随着大型企业涌入城市的就是大批产业工人，所以当时西郊的居民多是产业工人及其子弟。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工人不仅自豪，荣誉感强，还招人羡慕。
用现在的话来讲，工人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的福利和文化生活相较于其他人也是极丰富的。几乎每个月单位都要给工人包场看电影，且各企业都有自己的礼堂、俱乐部，安排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企业组建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逢年过节时走街串巷，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当时的碧沙岗公园、省工人文化宫、西流湖等也是大家休闲游玩的去处。
虽然不是每家都有收音机，但各企业给每户职工家里安装了有线广播。除转播中央和省市新闻外，还可以播放歌曲、戏剧，以及本单位的简讯、通知等。
西郊还是整个城市消费的风向标，时尚的潮流多由西郊的“雅家儿”（时尚爱好者）引领。那时工人的收入不算低，甚至一人可养全家。
建设路上的苏式住宅楼 | 摄影：黑石头
工人们在周末到东区的“市里”、“老城区”或行政区去逛逛，“轧轧马路”，显得特别有情调。年轻的纺织姑娘（俗称“纱妞儿”）更是花枝招展，打扮入时，走在街上回头率颇高。国有工矿企业的帅哥靓女争相斗艳，很让“市里”的市民们眼热。
那时，每座工厂的家属院（现在的社区）均有一块较大的空地或广场，周末会放映露天电影。遇有热映影片，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就搬着小凳子去占位。平时，孩子们会在广场上放风筝，打陀螺，尽情嬉戏。
每隔十天半个月，小伙伴们相约到二七广场、百货大楼、红旗大楼一带转转，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建设路南侧有一个国营甜食店（后改叫“威士林”），馋嘴的孩子向家长讨要个两三元钱，邀几个小伙伴去那个店里品尝一下冰激凌（那时的稀罕之物），喝一杯冰镇牛奶，那真叫一个爽呀！
当时十元的大钞票被叫作“老头票”，五元的被叫作“老婆票”。一般揣张“老婆票”，逛遍整个西郊仍绰绰有余。尤其是在酷热的夏季，到省工人文化宫看场电影，享受一下冷气的清凉，那感觉如神仙一般。
许多工厂为了工人消暑会自制冰糕、汽水等，每周不定期地发放给职工。每到此时，孩子们围堵在厂门口，等待从厂里出来的家长给他们带来清凉。
父母把这些冰糕、汽水带回家去，一家人共享，其乐融融，胜饮甘露。当时工厂都有职工食堂，给职工发有饭票。有懒省事者，家里很少开火做饭，直接拿饭票到职工食堂就餐。
三厂生活区的三层苏式住宅楼，有的已被当做商铺使用
| 摄影：黑石头
家属区锅炉房免费供应开水，家人直接拿暖瓶到锅炉房去打水回家用即可。
如果职工（特别是纺织工人）生病了，小病可到厂医院就诊，大病可凭“ 三联单”到市纺织医院（现在的中心医院）直接就诊，分文不取。职工子女有病，可径到厂医院就诊，费用减半，药价极为低廉。
许多夫妻“一头沉”（夫妻一方在厂里，一方在农村）的配偶，或家在农村的职工家属，每每来厂看到“城里人”这样的生活，满眼都是钦羡，感叹城里人过的真是神仙般的日子，直呼眼前这一切不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
“我是工厂主人翁，工厂就是我的家”。当时职工热爱工厂、以厂为家的荣誉感也传给了孩子们。
三厂生活区的三层苏式住宅楼，久未修缮
| 摄影：黑石头
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生育高峰。1971年，国棉一厂子弟小学一年级竟招收了11个班，共500多名学生。新生以街道划班，实行连队制，年级即为连，班级即为排，小组即为班，“几连几排几班”的编制至今还留存于这代人的记忆中。
孩子们常以自己父母服务的企业为归属，自觉维护企业的荣誉，服从企业的利益，总认为“这是自己的企业，我是其中一分子”。因此，平时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所在企业的不是，即使与外单位的子弟们产生纠纷，以致打斗，也多以企业的名誉，高举“我是某某厂子弟”的“旗号”一争高下。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男女集体宿舍，或许有你我曾经的记忆
| 摄影：黑石头
回望过去，尽管社会整体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当时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体，是领导阶级，属于中产阶层，工作稳定，福利丰厚，生活相对富足。
由此带来的是城市的相对繁荣兴旺，哪个城市工业发达，哪个城市发展就快一些。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城市发展相对富足是由于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三产功能。
而国家为了尽快打破西方国家封锁，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不得不牺牲掉了农村和农民的一部分利益。在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的形成过程中，隐含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掠夺。
以农村和农民贫困为代价换取了城市繁荣与工业化积累，与此同时也埋下了大量社会不公的隐患。
总之，当时那种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单位，吃喝拉撒基本全包的生态模式给企业职工及其子弟留下了深刻的、可说是快乐的记忆，以致到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工人下岗时期，突然间失去企业依托的工厂“主人翁”们，一下子变得无奈、无助，竟然不会工作与生活了。有的甚至不能适应变革，成为社会的弃儿。
现今的郑州，城区规划范围急剧扩张，城市规模日益膨胀，人口数量骤增，“西郊”的概念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印象。
但无论如何
像许多从出生到成长
工作和生活一直没有离开过
这一区域的人一样
我对西郊的情怀
始终萦绕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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