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圻畅
此生见到父亲，死而无憾。
——田圻畅
上世纪的香港，一间不到40平的小屋，却成为几十万台湾老兵梦想的团聚港湾。
这里是田圻畅的家，也叫博爱事务所，三十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信，为两岸700多个失散家庭的重逢牵线搭桥。
在那个特殊年代，田圻畅以毫无保障的个体户身份，自发组织了这场大型寻亲。儿子问他：“为什么来我们家的客人们总哭啊？”
田圻畅没法回答，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这一代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懂，但眼泪里包含了重逢的幸福，他笃定这一点。
“现在有人还来往，说田先生在那个小屋里头让我们见面了，想起来那可能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田圻畅直到31岁才见到爸爸，他深有体会。
1947年7月，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田灼奉命南调，他刚新婚，这一去几时回来，谁也不知道。田灼妻子说：“你看我们这个夫妻，这么几天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孩子，有的话，就当给你做个伴儿。”
走之后，杳无音信。1948年5月，田圻畅出生了，因为父亲参军，又在海峡另一头，家里给他取名“海军”。
有一天，一个比他大点的孩子拿了张地图，指着小小的一块对他说：“这里是台湾，你爸就在这儿。”那是田圻畅第一次听到“台湾”，他似懂非懂。更不知道，后半生都跟台湾产生了瓜葛，往后有了儿子，也取名“田晓湾”。
对于父亲，他全无印象，家里只有一张年轻小伙的海军照，是母亲保管的，他平时很少看到。真正让他困惑的是，自己从来没喊过“爸爸”。
<田圻畅父亲：田灼>
邻居家的叔叔买来零食逗自家儿子，让他喊声“爸爸”，越大声越好，田圻畅也想吃零食，兴奋地跟着喊了一声，他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母亲听到了，气呼呼地把他揪回了家。
母亲和他住在小南房，每天早晨出门捡垃圾，下午就拿钩子去煤灰里扒拉煤核，打小家里没烧过正儿八经的煤，都是靠煤核烧火做饭、取暖。奶奶还有个儿子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常有人来慰问。
在这种气氛下，母亲活得都很压抑，又不敢声张，受气了就带几件父亲衣服到坟地里大哭，哭到天黑，再领他回家。
“她当时男人也不在，实在太不容易了。”多年后，田圻畅才后知后觉这一点。
1965年，田圻畅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原本是光宗耀祖的事，但时运不济，赶上十年浩劫，他被扣上“黑五类”的帽子。
这几乎是葬送前程的大事，为了表明立场，田圻畅公开宣称已经与国民党父亲划清界限，认错态度良好。他从出生起，就没和父亲说过话，连真人都没见过，现在满世界说立场，简直滑稽。
田圻畅的积极表态也没能让他摘掉“黑五类”头衔，毕业后，他仍旧无法留在北京，被分配到了河南京剧团。
未曾谋面的父亲让田圻畅母子俩一直活在低人一等的阴影下，田圻畅本该恨他，但又犹豫着，随后发生的两件事，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恨父亲 。
<台湾老兵>
大陆与台湾海峡小摩擦不断，一次“八五海战”，官方通报击沉了国民党两艘军舰，田圻畅高兴不起来，他甚至隐隐悬着一颗心，“船上有没有我父亲呢。”
工作后，他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台收音机，偷偷收听对岸的广播，这在当时也是一桩大忌。他胆战心惊地躲在被窝里，渴望能从那些说话软绵绵的主播嘴里听到一丝“田灼”的消息，每天晚上都是。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工作也好、进步也好，甚至说谈恋爱也好，都跟台湾的关系扯上一起了。所以就逼着我也好，在我内心世界只要有这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就是反革命也要找。”
事情的转机是在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通报书》。
“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告台湾同胞书》>
官方释放的友好信号，给了田圻畅希望。期间，电视台也首次播放了台湾纪录片，距离田圻畅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台湾，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越发渴望亲口喊一声“爸爸”。
“此生见到父亲，死而无憾。”
多方打听后，只有一个办法，在香港见面。为了赴港，大费一番周折，1980年10月，田圻畅一家带着兑换的40元港币，从深圳通关了。
看着街头挂着的“青天白日旗”，田圻畅紧张不已，这在大陆都是要扯下来踩在脚下的。来接他的“中间人”穿得很厚，鬼鬼祟祟的，生怕被情报人员识别，田圻畅更紧张了。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生平第一次拨通了远在台北父亲的电话，“爸爸”。为了喊出这两个字，他等了32年。三天后，香港启德机场，一个穿蓝色西装的平头老先生走了出来，田圻畅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确认了父亲。
<田圻畅与父亲>
“爸爸，我终于看到您了。”
“孩子，我对不起你啊。”
两个年龄加起来过百的男人，在机场泣不成声。回到住所，田圻畅将装有爷爷奶奶骨灰的黄布缎子打开了。父亲扑通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再也不能平静。
还有一件重要信物他要亲手交给父亲，是奶奶戴了一辈子的耳环。当时抄家，她偷偷摘下来，扔进了炉灰，又用脚把灰盖上，才幸免于难。
父亲认出这对耳环后，更是无法自已。“爸爸走之前曾对奶奶说，将来挣了钱了，回来给她带一个金镯子。结果金镯子没戴上，奶奶的耳环给了他了，他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奶奶，就一直哭。”
田圻畅的心愿完成了，但爷爷奶奶和父亲却只能阴阳两隔，父子俩心中都喜忧参半。
然而另有一条火线，埋在三十年未见的父子之间。父亲邀请田圻畅一家同去台湾，共享天伦。
条件是需要他接受“反共义士”的身份，才能通过政治审核。田圻畅一听吓坏了，赶忙拒绝了这次邀约。
而父亲也对田圻畅身份产生怀疑，“把爷爷奶奶的骨灰带来，是谁的主意，是不是有人让你们来做统战的。”
来之不易的亲情，并非亲密无间，政治身份的不同给他们划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父亲只身回台湾了，给他留下一笔盘缠，两本书《三民主义》、《曾文正公集》，一句训导“要承担没承担的责任，吃别人没吃过的苦，受别人没受过的罪。”
<《三民主义》>
结局有点败兴，在那个年代，政治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打上烙印，像田圻畅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另一位在港团聚的父子也遭遇过同样的信任危机，这位从台湾来的老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在跟儿子同住的时候，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儿子十分慌张，什么也不敢说了。
私下里跑去问田圻畅：“我爸刮胡子那个，会发红光，是不是窃听器啊？”
小伙子把剃须刀上的充电指示灯当成了窃听器信号灯，听起来很荒谬，但两岸会亲时，双方都背负着政治压力，也有所防范，往往说到某些敏感话题时，就同时不出声了。
尽管不尽人意，但见上一面，了却一桩几十年的心愿，大家都心甘情愿。
田圻畅这次没能团聚，就留在香港，等待形势变好，另谋他法。初来乍到，不会粤语，只能当底层打工仔。
他在餐厅当服务员，有外国客人听了他在港居留，是为了寻夫，大为感动，走的时候把身上的钱都掏给了他。
救急不救穷，他在电影院、工厂、酒楼、餐厅都做过，保安、推销员、勤杂工也都干过。头几年，在香港搬了八次家，越来越觉得团聚的希望渺茫。
有一天，一位内陆朋友来找他，说是有个姓马的同事来香港和台湾的姐姐会面，希望他能帮忙转信、接待。
田圻畅应承下来就去把弟弟的入港手续给办了，接到家中住下，又通知台湾姐姐赴港，姐弟俩四十多年没见，哭得一塌糊涂，田圻畅也深受感染。
<姐弟在田圻畅家团聚>
这位姐姐回台湾后做了宣传，来找田圻畅接待的人就越来越多，再后来，台湾老兵圈子里，就流传开了他的名字。
找他帮忙的人多了，田圻畅干脆成立了一个事务所，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了。
1987年，他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寻亲者，是位八十多岁的山东老母亲，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老太太接到香港后，就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那时她已经瘫痪了。
检查完身体，就拉回了田圻畅家，住了一个多月，吃不惯香港的饮食，就爱吃干馒头，田圻畅满香港寻觅。
最终儿子在床榻给老母亲掰干馒头，再蘸水喂她。牙齿掉光的老母亲，眼睛一直盯着儿子，慢慢地咂摸馒头渣。“唉，吃苦吃惯了。”
迟到四十多年的亲情，到来时，对于母亲来说，儿子喂到嘴边的这一口干馍渣就足够了。还有很多人没有等到团聚这一刻就走了，她心满意足了。
另有位老太太记着丈夫的一句承诺，“我会找机会回来的。”一生无儿无女，孤苦一生，做好饭就去村口苦等，几十年时间，等白了头，也不见旧人归来，临终前，还念念不忘。
这样的事也不占少数，田圻畅听了都摆摆手，他只能更尽心为他们找亲人。
随着大陆局势的缓和，台湾老兵们思乡心绪再度被点燃，多年来，他们隐忍在政治纷争之下，如今无需再忍。
《诗经》中《蓼莪》云：民莫不谷，我独不卒。就说明了老兵们背井离乡、难以赡养父母的痛苦。
何文德率先穿上“想家”的夹克衫，走上街头发返乡传单，时常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不改其志。家中妻儿都劝他作罢，何文德一不做二不休，为了不牵连他们，决然与发妻离婚，甚至立了遗嘱。
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到了1987年5月2日，有6000多人支持何文德“自由返乡运动”，响应者越来越多，他们都心怀对父母、家族的歉疚，“生不能奉养，死不得扫墓”是他们心中共同的伤痕。
封锁之门终于敲开了，排着队回大陆的老兵们或许有人已经通过田圻畅，会见过亲人了。也有一些人送大陆亲人回去时，站在罗湖，隔岸看看深圳特区的五星红旗，就回去了。
如今正大光明踏上大陆土地，很多人双脚一落地，就长跪不起，仰天长哭。
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田圻畅的事务所也成为了历史。现在看，几十年前，他手上转接的一封信，仍有几分感慨。
启，明儿，由香港田先生处转来的信，使我难以相信，为父见到你的信，哭了很久。
正如你信说所说，笔往纸上落，泪桌上流，你多亏奶奶的疼爱教诲，但她老人家早已离去。
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未能尽到丝毫孝道，临终时未能灵前致哀，为父此生终将罪人矣。
虽然千山万水相隔，但我们总算有了音信，四十年寒暑已度过，团聚的时日即可期待。
小家能团聚了，也希望两岸能早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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