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矛盾斗争与同化融合
笔者罗列以上满蒙亲贵及地方督抚在预备立宪过程中的积极表现，决非是从比较意义上去论说满蒙官员较汉族官员在政治上更为积极进取，而是认为以往学界有关汉族督抚多主立宪，而满族亲贵为保持其政治统治而反对立宪、反对速开国会等简单化、模式化的论说表述，不能说明丰富复杂的历史真实。在清末的政治格局之中，满汉民族、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斗争还是相当尖锐的，但有些问题并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或关系能解释清楚的。其间既混杂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又有时人出于某种民族情绪的鼓荡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略带失真色彩。
清末京师有“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这说明，清末不仅有“满排汉”这一民族矛盾与斗争，还有“宗室排满，近支排宗室”这一满族亲贵的内部矛盾与斗争。此外，我们还应关注“汉人排汉人”的现象与斗争，不应将满汉民族矛盾与斗争突出为清末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矛盾与斗争。
而且，清代满汉民族与满汉官僚间矛盾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包涵着互相认同融合的过程。
首先，清王朝采取了一些缓和国内民族矛盾的政策、措施等。清王朝入主中原初期，满汉民族意识异常强烈，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斗争也异常惨烈。但在清王朝二百余年的统治过程中，清统治者也的确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国内民族，特别是满汉民族矛盾的政策、措施等。诸如停止野蛮的圈地、以文字狱为主要表现的民族文化专制有所松动、采取种种措施，平满汉畛域、取消满缺与汉缺之分、允许满汉通婚等，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缓和了满汉矛盾。客观地讲，到了康雍乾以后，满汉民族意识与矛盾，已逐渐淡化缓和，至少已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其次，就满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情形而言，清代满汉间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满汉两个民族之间，既有矛盾，又有互相的认同；既有强制性的认同，又有非强制性的自然认同；既有满族对汉族的认同，如清王朝“清承明制”，在国家政治制度与机构等方面同化入中原汉族政权之旧，在思想文化方面继承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清统治者已不再顽固坚持满语满文，普遍采用汉语汉文，汉族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警觉心理，也已发生重大的的变化，康有为所谓“国朝（即清王朝）久统中夏，悉主悉臣，一切礼义皆从周、孔，久为中国之正统矣”即是。也有汉族对于满族的认同，如汉人认同满族的服饰及男人留辫等社会风俗，中华民国建立后，一些民众拒绝剪辫即是明证。康有为、梁启超大倡融满汉畛域，满汉一家，除了依靠清帝变法维新的政治立场外，也与当时的严复、盛昱（宗室）一样具有将国内满汉蒙回藏等“小民族”合为“大民族”，共同抵御他国异族侵略，保中国，保中华民族免遭灭绝的近代民族意识。
再次，就满汉官员的民族意识、政治关系、政治权力而言，同样是一种同化融合的发展趋势。嘉道时期满汉民族矛盾开始明显缓和，这在地方督抚的满汉官缺比例变化上有所表现。此前，满蒙旗人占据着地方督抚的大多数缺位，把持着各省地方政权。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有的年份，地方督抚已是旗、汉各半了。1850年，10个总督中，旗员占4缺，汉员占6缺；15个巡抚中，旗员占1缺，汉员占14缺。1864年，情况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0个总督中，旗员仅有2缺，汉员则占8缺；15个巡抚之缺，则皆为汉员，并无旗员。清地方督抚缺位比例的变化，首先是满汉民族互相认同融合的结果。其次是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已完全巩固下来，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僚的戒备心理大为减弱，对汉人出任地方督抚的限制有所放松。另外，满洲贵族的逐渐衰败，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严峻形势等，为汉族官僚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遇。
笔者认为，清末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斗争，是满汉官僚同化融合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汉族官僚对于清廷政权政治上的认同远远多于、重于其对满汉矛盾、满汉意识的认知与理解。
四、余论
讲到清末的满汉民族意识、民族矛盾与同化融合，不能不涉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满汉民族观。革命派满汉民族观的核心，即是认为满族贵族对汉族采取了极其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是灭亡了汉民族的国家，宣传实行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建立起汉民族共和政体的国家，带有一定的排满色彩。革命派对于清王朝民族压迫政策的揭露和批评都是正确而必要的，为推翻清王朝政治统治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正确的。然而，革命派有关满族是“异族”，清王朝入关建立政权，是灭了汉人国家的说法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当然有民族意识、民族矛盾方面的原因，但似乎更是出于推翻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政治需要。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说：“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意图加深裂痕”，革命者“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时很少有顾忌”，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动员以往受到排斥的集团参与政治，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
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这样，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鼓动起最广泛人们的反清革命政治热情，调动起一切可以调动的反对旧政权的资源与力量，他们可以不甚注意某些宣传的细节与准确性，甚至可以人为制造出某些令人激愤的事件来。章士钊先生回忆说，当时《苏报》之所以要捏造一份有关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就是为了使众多国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者，皆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杨度所说“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大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缘此，革命派某些有关满汉关系的认识或议论，与其说是其民族观，还不如说是其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宣传手段和武器。
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修正了革命派以“排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观，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近代中华民族观。中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野蛮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国内的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阶层、各个政治派别、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少数为了一己之私的民族败类外，虽有先后之别，但却皆不可避免要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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