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立国以来，沿海的倭寇劫掠，就一直是难以根治的顽疾，在嘉靖年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戚继光、俞大猷两员抗倭名将的出现，才扭转了倭寇肆虐的局面。
看似难以抵挡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连连吃瘪，这支部队在剿倭时，不仅能战而胜之，而且自身的伤亡更是低的惊人。
那么，戚家军究竟是靠什么击败倭寇的呢？
在戚家军发威前，倭寇在面对官军的围剿时，经常爆发出令人畏惧的战斗力，甚至还有一股几十人的倭寇冲击到南京城下，逼得明军不得不闭城自守。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明朝沿海地区守备军的战斗力，与倭寇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
当时驻守江浙、福建一带的明军，大多为当地的卫所兵，随着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的崩坏，这些士兵实际上已经成了有军籍的农民，军事训练几乎为零。再加上明军吃空饷的习惯，战斗力、士气都弱成了渣。
而那些倭寇却是刀口舔血的亡命之徒，里面更有不少是日本国内战乱时的流浪武士，自小就经受严苛的军事训练，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悍。
明军与倭寇作战时，曾出现过这样一副画面：
“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然，逐俱溃”。
好家伙！面对明军的弓箭，这些武艺高强的倭寇，轻描淡写地上演了空手接箭，直接就把明军的士气弄崩了。这种战斗力上的实在差距，是倭寇胜多败少的重要原因。
另外，这些肆虐东南的海盗们，除了少部分是从日本渡海而来的“真倭”外，大部分其实是明朝沿海地区的渔民和海商，他们对当地环境知根知底，给明军的围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那些渔民和海商，之所以抛家舍业当海盗，也和明朝“片板不下海”的海禁政策有关，只要禁海令不解除，东南沿海的倭患，就有存在的土壤。
分析完这些，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戚继光的戚家军，能在对倭作战中屡战屡胜？
在戚家军成军之前，戚继光曾经指挥过卫所兵对决倭寇的战斗，这些“农民军”在被小股倭寇冲击后，居然丢下戚继光直接逃走，要不是戚继光三箭连杀三名倭寇稳住阵脚，这位未来的名将可能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有过这样大跌眼镜的经历，戚继光算是真正见识了卫所兵的积弊，所以主张征募新兵，训练出一支专门抵御倭寇的强军。
戚继光将视线，放在了浙江金华义乌、永康一带的贫苦农民和矿工上。按照他在《纪效新书》里的比较，处州兵好勇好斗、作战勇猛，绍兴兵聪明伶俐，义乌兵虽然不如处州兵勇敢，不如绍兴兵聪明，但却足够坚韧，更具耐性。
而且戚继光的征兵思路，也和以往的将领不太一样。过去的将领们最关注的是士兵的够不够健壮、够不够勇敢，但戚继光却更为重视士兵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
在《纪效新书》中，能看到大量行军打仗的规定和禁令，这些规定几乎涵盖了军队中的一切活动，甚至连士兵晚上唱歌，都进行了详细的限制。
从这里，就能看出戚继光的治军理念了，在军队中个人的武力和勇气固然重要，但令行禁止才是强军的根本，也就是我们现代说的“铁打的纪律”。
除了强调军规军纪外，戚继光也很注重对士兵的保障和激励。
戚家军采用的是募兵制，一个士兵一年的饷银在八到十两左右，并不算高。但除了保底工资外，士兵杀死一个倭寇的悬赏，却高达三十三两！
此外，戚家军所使用的战术、战法，还有武器装备，同样是其压制倭寇的重要法宝。
戚继光出身行伍，又善于总结战阵经验，就拿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鸳鸯阵”来说吧，就是戚继光根据倭寇的作战特点，专门反向研究克制倭寇的小型军阵。
鸳鸯阵以11人为一队，有队长1人，藤牌手、长牌手各1人，狼筅兵2人，长枪兵4人，镗钯手2人。
其中狼筅这种武器最有特点，它是在毛竹上加装铁枪头后加工制成，由于竹枝柔软有弹性，野太刀、武士刀虽然锋利，也很难直接劈断它，因此可以用它阻碍敌人近身，为长枪兵创造攻击时机。
这种长短兵兼有的队伍，依靠狼筅、盾牌为掩护，以长枪为输出，可以灵活地对抗倭寇的小股部队，还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分为两队或三对，分别抵御多个方向的冲击。
就这样，这支戚家军开始崭露头角。
1561年，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以死伤九人的代价，擒斩、焚溺倭寇五千余人；
1562年，横屿之战，戚家军阵斩三百四十人，自身死亡十三人；
更让倭寇绝望的是仙游之战！倭寇这次集结了上万之众，但在戚继光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部署下，戚家军自身阵亡二十四人，斩首近五百级。
这种近乎于殴打小朋友的战果，让戚继光的老上司谭纶惊呼：“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
1565年，戚继光、俞大猷水陆并进，击败最后一支盘踞在吴平的海寇势力。至此，戚继光实现了他“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生平夙愿。
两年后，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允许私人进行海上贸易和渔业活动，这就是明末对外贸易的转折点——“隆庆开关”。海民生计有了着落，曾经肆虐东南的倭寇，也自此平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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