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周易代之初的历史背景看，周族的翦商计划近乎异想天开，但从文王“受命”，到武王伐纣，短短十余年，历时数百年的庞大商王朝就灰飞烟灭。在儒家的经典叙事逻辑下，这是顺天应人，毫无悬念。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满腹疑团。
周朝建立后，不只是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温情往事，尧舜禹的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叙事。在这被改写的历史背后，有着周公怎样的考量和谋划，我们又怎能不一探究竟。
带着这些疑惑，我们把《翦商》讲完。
周族的扩张和怪异的纣王。
长子伯邑考的惨死，让文王的翦商决心不可动摇。而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宗教伦理上的难题：商王朝一直给上帝和诸神献祭，历代商王也都在上帝身边主持人间事务，周族的翦商事业还能得到诸神的支持吗？
这种“迷信”性质的问题可能不会困扰后世之人，但商代的人却大都笃信诸神的威力，更何况周昌还热衷研究通神和预测之术，就更不可能忽视神界的存在。对此，他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因为从小受商人宗教观念的影响，文王最推崇的是商人的至高神，也就是上帝。他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主宰着尘世间，而商人信奉的先王、龙凤和风雨等诸神并没有进入文王的崇拜体系。
帝乙和帝辛（纣王）两代商王曾革新商族传统宗教，把先王甚至自己抬升到“帝”的地位。对此，文王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他的观念中，上帝高居天界，和尘世中人，哪怕是商朝先王或周族先公都不能有丝毫混淆。
从这个维度说，文王更像是推行了一场比较彻底的“一神教”改革。
对于当时粗陋无文的周族人，也只有神灵才能让他们敬畏和服从，进而投身到翦商这桩危险性极高、成功率极低的事业。来自强大商王朝的新神灵，显然更容易让人产生敬畏感。
重要的是，文王很快宣布了“受命“（接受了上帝的命令），史称”文王受命“。也就是说，只有文王垄断了对上帝的解释权，只有他能见到上帝，面聆上帝的神谕。就是从这时开始，他成了人们习惯称呼的“周文王”。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文王有了神性，而唯有如此，在这趟翦商的冒险旅途中，周族人才能有足够的信心。
即便有了上帝的应许，文王还是要处理世俗意义上“富国强兵“的问题，在这方面，吕尚，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姜太公”，发挥了巨大作用，周族需要借助吕尚重新建立和西土羌人的传统盟友关系。
提到姜太公，这里多讲两句。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名人，辅佐文王和武王灭商，开创齐国，声名赫赫。但在史书的记载中，他的身份却很混乱，称呼也有很多，如吕尚和太公望，等等。这可能和当时的称谓习俗以及他本身过于复杂的经历都有关系。
“姜太公”，这是战国以后的人给他的称呼。姜是族姓，代表广义的族群，说明他是羌人。不过，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
所以姜尚又叫吕尚，属于羌人中的一个吕氏部族。同一个族姓之内，会有许多个氏（氏族、部族），氏才是称呼男人用的，比如周文王家族，周就是他们的氏。
至于“太公“之称。是说有一天，他在渭水之滨垂钓，因遇到周文王而受重用。文王说，“我家先君太公（文王祖父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盼望可以有你这样的人振兴周邦”，所以，称吕尚为“太公望”，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这里的“太公”并非指吕尚，而是文王的祖父，只是后世将错就错，衍生出“姜太公”以及知名度较低的“吕望”这样的称呼。
解决掉观念的和世俗的问题之后，周族便走上了扩张之路。到文王去世时，已经占领整个关中，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个方国盟友以及隐藏在殷都宫廷里的纣王反对派。
而此时，周邦和商朝也还没公然决裂，纣王也还在容忍，甚至是纵容这个西陲番邦的种种危险行径。后人实在难以理解，在商朝的最后几年，纣王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他为何会对周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毫无反应。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商朝大臣祖伊曾向纣王告警：王现在过得放纵而残暴，自寻死路，所以天神已经放弃了对商朝的护佑，商民皆在抱怨这个时代怎么还不结束。而纣王的回答则注定会成为后世的经典：“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翻译为白话就是，不是只有天才能决定我的命运吗？
《帝王世纪》中也有一则野史式的记录，说是纣王和妲己都喜欢饮酒，有一次，宫廷内连续数日纵酒狂欢，结果纣王醒来后竟然不知道当天的干支，已经忘记过去了几天，只好派人去问箕子。
另外，帝乙和纣王两代商王以“帝”自居，唯我独尊，侵害了很多商人贵族和宗室的利益，加上纣王又经常杀戮贵族献祭，使得商朝高层人人自危。
纣王末期的政治混乱，可能还和他重用异族夷人有关。据《史记·殷本纪》载，纣王末期最重用的人是善于谄媚、诋毁的费中以及蜚廉和恶来父子，导致诸侯对纣王更加疏远。
特别是，后来武王已向纣王公开宣战，按说到此时，商纣理应正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他却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商朝宫廷里的内斗却愈发激化。《史记·殷本纪》记载，微子（纣王庶出的弟弟）数谏纣王不听后，就逃命躲藏了起来；尔后，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在古史中，这些人都是商朝的忠良之臣，但以商朝当时的形势看，很可能这其中曾有人试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纣王。
可见，在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而周人的威胁原本不值一提。
周公解梦和武王伐纣
文王去世时，次子周发已经当了近十年的太子，况且文王末期的重要征伐几乎都是实际统帅，所以他的继位没有任何波折。
但武王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深知商朝的强大和暴戾，一旦真正触怒它，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后果；但放弃翦商事业又是不可能的，从西土直到殷商宫廷里的种种势力都在促使其加速运行。只是，周邦真的有力量对抗商王朝吗？
为此，武王经常向弟弟周公旦寻求建议和安慰。这在《逸周书》中就有所记载。
武王二年一月，他曾对周公旦说：“唉，我每天每夜都担心着商朝，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怎么样，请你给我讲讲如何履行天命。”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命。”（《逸周书·小开武解》）
武王三年，他有次得到情报，说是纣王已经下决心讨伐周邦，信息来源很可靠，又是首先召唤周公旦商议对策。
王召周公旦曰：“呜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言多信，今如其何？”
还有一次，武王梦到翦商计划泄露，纣王大怒，从梦中惊吓而醒，再次派人叫来弟弟周公旦，对他谈起了心中的恐惧，说盟友实力弱小，还没做好准备，周邦现在无力和商朝展开决战，当初父亲称王及反商的计划会不会过于不自量力。
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看起来，武王的表现实在过于失常，但结合殷墟考古所呈现的真实商朝，加上亲历长兄伯邑考被纣王献祭的惊悚与悲恸，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解。
或者说，武王的惊恐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并不完全相信父亲那些沟通上帝的传说。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贡品丰富得无以复加，上帝难道不是会优先保佑商朝吗？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伦之举吗？
兄长周发频频被噩梦缠绕，但周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周发说，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荆棘，这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所以，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会因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
至于周公是否逃脱了那段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在被兄长召唤的每个黎明之前，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不想杀人，也不愿无故被杀，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而他的兄长周发却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经过周公一番解梦开导，武王勉强保住了信心。公元前1046年，武王集结盟军四万五千人，战车三百辆，发动了文明千古的“牧野之战”。而据《史记》记载，商军总数为七十万人。这一数字明显过高，不过，商军数量远远超过西土联军是毋庸置疑的。
双方对阵时，吕尚冲锋在前，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武王紧随其后，带着三百辆战车冲向商军阵列。但是，双方尚未交战，商军阵列却突然自行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的人群。接着，西土联军全部投入了混战。在后人的记忆里，那个清晨的牧野，“血流漂杵”。
商军主力毁于牧野一战，武王的西土联军则只有轻微的损失，而且还获得商人“谋逆”部族的投诚。然后，武王率队伍向殷都开进。
一天之内，中土世界天翻地覆。
此时，纣王已随败兵逃回殷都，然宫廷秩序已荡然无存，他也没有了纠合兵力再战的信心。不过，纣王采取的是另一种对抗方式，傍晚时分，他登上储藏宝物的“鹿台”，把贵重玉器堆在身边，佩戴五枚“天智玉”，点火自焚而死。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诸神远去，华夏新生！
虽然已经征服商朝并建立周朝，但武王周发还是未能获得信心。商族人口实在太多，已经投降的未必甘心失败，还有许多尚未征服的商族方国散布在东南夷人之中，一旦叛乱再起，会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
虽然武王一直声称是父亲文王获得上帝的天命，尔后才有周朝灭商的壮举，但其实自己对此一直难以确信——上帝从未降临在他面前。尤其是，商纣王用自焚献祭诸神，他周发又如何提供更能打动诸神的礼物？
再就是，商王朝拥有无数高超的技术，而周人只是个后起的小学生，就连武王使用的文字都是商人创造的。商的力量几乎充斥在世间一切人造之物上，无可逃避。那么，像商朝这样戏剧性的崩溃和剧变会不会也随时发生在周朝和自己身上呢？
自从灭商之后，武王经常患病，身体每况愈下。在灭商第二年的十二月，武王病重死去，终年四十五岁，周朝进入周公摄政为王的阶段。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比如，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但他却从未提及，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属于末代的帝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周”的内容。然而，从常识推测，自古公亶父以来，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尤其是在周灭商之前的几年，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
所以作者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
一、王已经不能身兼“帝”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替“帝”，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
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商朝人对此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
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
而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翦商》，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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