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终）：诸神远去

纣王末年，殷都的贵族们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因为即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于用显贵献祭的做法。这可能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本不值一提。

在殷都的恐怖经历、长子伯邑考被献祭分食这两件事情，促成周昌决心推翻商的统治。在监狱里，周昌从易卦占算体系中得到神启：商朝的统治不会永远延续，周族很有可能会取代它。这是《易经》创作的起点。《易经》里有一句“含章可贞”，“含”为“戡”、“翦”，“章”为“商”，“贞”为“占”，意思是“翦商，是可以占卜的事情”，可谓石破天惊！

周昌回到西土后，全力准备翦商大业，除了“富国强兵”外，主要就是进行“宗教革新”。周昌将商人的“上帝”引入周族（也是为了获得商人的共鸣），宣称只有自己能和上帝对话，上帝已经抛弃商人选择了周人，进而鼓舞周人投身翦商这项危险性极高、成功率极低的事业【当摩西将上帝与特定族群（犹太）绑定时，周昌则是解除了上帝与特定族群（商人）的绑定】。

周昌的首要助手是吕尚（姜尚、姜太公，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他是殷都屠宰场的贱民（应该是被从羌人中俘虏过去的），因向王室提供牛肩胛骨而结识诸多占卜师，得以知道王室诸多秘闻；因贱民部落有自己的武装，有义务跟随商王出征，得以见识商朝军队的编练和实战。

吕尚是“知商派”，也是周昌的亲家。吕尚的女儿是武王周发的王后，名字叫“邑姜”。李硕推测，“邑”字不是巧合，“邑姜”应该是周邑的妻子，在周邑死后改嫁周发（但仍保留了“邑”字作纪念，就像后世尊周邑为“考”）。周族因此得以和羌人部落重建关系、形成同盟。

公元前1046年，牧野战场上，两军对峙。一方是西土联军，他们是世世代代为殷商提供献祭原料的羌人，大都有亲人在殷都被剔剥和烹食，所有人都知道此战失利的下场。一方是商朝大军，人数远多于西土联军，可战斗刚刚打响，就突然自行解体，即使西土联军的进攻毫无章法。

李硕推测，周发与商朝高层早已勾兑好，他们在战场倒戈杀掉纣王，另立商王；牧野战场的商朝军队一开战便乱作一团，杀向了纣王中军。纣王逃回殷都，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完成了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献给了上帝和祖先。

为了以魔法对抗魔法，必须要化解纣王自我献祭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流言（纣王自我献祭，具有了上帝神性，将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周发的方法是表演一次战斗和处斩：周军直入鹿台，对着纣王尸体连射三箭，再用短剑砍杀尸体，最后用铜钺斩下纣王人头进行悬挂。

然而，在翦商过程中，武王周发也完成了商化。他在占领殷都后，举行了盛大的献祭：将纣王的死党砍断手脚，任其翻滚哀嚎，挣扎到临死时砍下头颅，有的尸体还要烹煮。此外，还献祭了数以千计的猪牛羊。这样的献祭持续了六天，规模不亚于商武丁王时期。

武王死后，周公（周旦）辅政。他平定叛乱、拆解商人社会、实行分封，但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已被完全忘记的举措，那就是废止人祭文化，重构世俗秩序。

首先是革新观念。周公认为上帝概念非常危险，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应淡化上帝，多用模糊的“天”来代替，多讲“天命”、“德治”。周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鬼神，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周公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孔子是鲁国高层，熟读《易经》；在宋国（商人后裔的封国）读到《坤乾》时，可能获悉了商周易代时的暗黑历史，所以晚年频繁研读《易经》，以至于“韦编三绝”。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自己掩藏了，却在五百年后被孔子破译了，这是孔子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毁灭殷都。平定殷都“三监之乱”后，周公强行将殷都人迁徙走，火烧殷都及周边聚落，庞大的殷都自此从人间消失。历代商王及夫人的墓穴均遭毁灭性破坏。

再次是率先垂范。在洛邑新城“成周”（殷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开工典礼上，周公用牛、羊、猪献祭，明确向人们宣告血腥的人祭宗教已经终结了。

最后是修改记忆。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销毁周人为商朝捕猎羌人的不光彩历史；销毁长兄周邑被献祭且父亲和兄弟参与分食的经历；销毁商朝甲骨档案中与周有关的一切记录。重构历史叙事：夏商周没有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载商人曾经的人祭（后期成王执政后，对部分殷商顽民的人祭行为异常愤怒，但也是用“惟虐”、“殄戮”等含糊的字眼指代）。总而言之，人祭自此从官方历史中消失，持续了两三千年的人祭宗教也瞬间消失。

虽然后世还残存人祭，如距离中原较远的殷商顽民聚集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齐国，等等，但规模远不如商朝。此外，用人殉葬甚至一直延续到清朝，但这是一种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仆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这与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和人奠基有根本不同。

周人的鬼神世界，除了天和祖先外，还有日月星辰的神、山川的神、土神和谷神等，但在虔敬的程度上，远逊于商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天意，又有时怀疑天；热心祭祀祖先，又有时怨恨祖先，唱出“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可恨我的先祖不是善良人，怎么忍心让我受祸灾?）的诗句来（可见他们给纣王列的“不敬鬼神”罪名的确有点荒唐）。

如果说，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让中国政治过于“早熟”，得以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官僚政治。那么，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就是神权退场，掐断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让华夏世界不再有主导性宗教，使中国文化过于“早熟”。

周人因奇迹般地击败商朝而认定“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即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许倬云说，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