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等大臣率领士兵偷袭紫荆城，撞开南宫门……
一声呐喊:“朕乃太上皇帝也！”
这一嗓子吼出朱祁镇长年累积的压抑，吼出大明朝的太上皇复辟，随之朱祁钰被废，紧接着大臣于谦、王文被处死，受牵连的大臣数不胜数。
“夺门之变”在历史上充满诟病，《明史》中也有过定论:“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把这场政治斗争说的一文不值，皇家的事很好定论，关起门来朱祁镇、朱祁钰都是自家兄弟，很多事很容易理顺，唯一让人惋惜的就是于谦。
正统十四年，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如果是普通的俘虏也就罢了，可是被俘的是大明朝的皇帝，中央政府的第一决策人。那么这件事的高度已经不是拿明朝的那张老脸说事，逐步影响到民族维稳和国家安危，而在此时是于谦站了出来。
于谦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因太子年幼，拥护郕王朱祁钰主持大局，及后来的明代宗。 第二，打击王振余党，稳定朝廷内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组织朝廷打赢北平保卫战。
“木堡事变后”于谦开挂式的操作，不仅仅成了国家、民族的标榜，在另一层面成就了明朝最大的功臣，从任职监察御史、江西巡抚、兵部侍郎、至少保，而且获得景帝空前的信任:“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但我们从于谦“火箭式”提拔履历中发现，他是集“军政一体化”的真正权臣，年轻、能干、受器重，而且秉公无私，往往这种人不招人待见。
于是很多人把“夺门事变”的诱因归咎到个人恩怨，认为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嫉贤妒能又和于谦相处不来。我先确认矛盾的由来是因为既得利益，何为既得利益？以石、曹、徐等人为代表的明士大夫集团的广泛利益群体，在代宗朱祁钰执政后，于谦的执政理念和方式皆以公允为准，却潜移默化的伤害了这类利益群体。那么，既得利益只是加深矛盾，并不是政变的源头。
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归根到底在朱祁镇，客观的说历史上对朱祁钰的评价并不算低，如果他和于谦这个搭档顺利的持续下去可能迎来明朝下一个中兴，唯一意外的是明朝在军事上胜利后对瓦剌的外交成功，尽然把朱祁镇这位人质给解救，朱祁镇的尴尬回归直接激化皇权矛盾，在这里又有另一种说法，追责朱祁钰废太子一事，废掉太子朱见深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当接班人。
我认朱祁钰的出发点没有任何问题，面对绝对权利“利己”的选择无可厚非，和囚禁朱祁镇的目的是一样的，换做任何人也不会随随便便让出皇位，那么夺门之变的源头还是围绕朱祁镇的回归，尊为太上皇，却远比庶出，临危受命的朱祁钰更名正言顺的“真皇帝”，而在“夺门”中众大臣、朱祁钰都是围绕朱祁镇而争，唯独于谦没有选择站队，他只是单纯的为了国家而争。
朱祁镇被软禁后按道理没有机会翻盘，可以朱祁钰自己身体不争气持续病重，唯一的儿子也夭折，这情况让有心大臣看到机会。朝廷有两个皇帝——太上皇帝朱祁镇和当今皇上朱祁钰，大臣便分成两派势力。景泰帝不予重用的，原忠于太上皇帝的，或者有野心的大臣，便站在太上皇一边，同气相投，秘密谋划，寻找机会，发动政变，太上皇复了位了自己也能跟着上位。
景泰八年（1457年）十五日朱祁钰病重，在权衡利弊后，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决定发动政变，派兵攻破南宫门迎接新皇朱祁镇上位。在政变前，于谦早已预知，也有能力改变局势，可是于谦为啥选择袖手旁观？因为，朱祁钰病重，将来帝王的选择不是朱祁镇，就是朱见深，他为了国家安稳，为了民族大义，选择牺牲自己。
结果，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小人投机上位，而救民救国的于谦却被杀害，的夺门政变告诉历史一个真理，国不可一日无君，更不可有两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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