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常达变，由变再恢复其常，从理论上说是一项庞大的概念体系构成的系统工程，有着复杂的技术性推演。 如果真如某些医家所言，《伤寒杂病论》属于“经验总结”层面的辨证论治，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部历千年不衰、逻辑缜密而又极具临床可重复性的杰作。 显而易见，后世的“名医验案”“老中医经验总结”之类多如牛毛，怎可与《伤寒杂病论》同日而语？恐怕连“羽翼伤寒”的标准都很难达到。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张仲景为什么要隐而不彰？
这个问题自然回到本文开头引用刘渡舟老师的那句话：“中医是讲究传道的，讲究传道之人。” 作为一个搞中医的人，你是不是具备了“传道”的学术品质？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如果是，你一定会探索出这部经典医著文字背后的东西，真正搞清楚这部书结构体系的来龙去脉，真正“要跟张仲景说上话”（刘渡舟老师语），真正有一个境界上的升华，达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顿悟。而不是当今之士这种肤浅层面的“辨证”，片面追求的所谓“养生”，误导某些医者为迎合病家所好而盲目大开补药，将我璀璨之中华医药置于可有可无之境地，实在是对仲景治病活人之术的一种亵渎。 这里，我想简要谈一谈“方证对应”的问题。方证对应就是临床根据一定的证候群采用相应的方药治疗，即有是证，用是方，用是药。
这种学习《伤寒论》的方法乍一接触似乎是简单明了、易学易用，收效也快，使初学浅识者相与宗之。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面对有一定难度的病证又找不到相应的“对号”方药时，便束手无策。如同摘桃子，现成的桃子拿来就吃，至于这棵桃树是如何形成（喻张仲景的“思维树”）、桃子如何生长（喻方药结构体系演变规律)，则全不干我事。
所以这种“短、频、快”的学习方法只适用于初涉临床者，让他们尝一点一般常见病疗效的“甜头”，属于感性层面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涉及不到理论层面。 对此为医者必须头脑清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又缺乏发展后劲的做法。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废医存药”——抛弃《黄帝内经》理论、忽视《伤寒论》学理而单纯地追求所谓“方证对应”，从根本上背离了张仲景著书的初衷。
可以想象，对于一些疑难病症的探索，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尿毒症、老年痴呆症、肝硬化腹水，还有乙肝、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如果不深入探讨伤寒学理的理论框架，不深悟“精究方术”宿尚方术”的底蕴，不研究五运六气，不晓得“神机”“气立”，更不明了张仲景的“时相辨证”体系，仅仅局限于一个“方证对应”（我认为这是维持一般疗效的较低水平的循环），那么对上述顽症的攻关将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医的“辨证论治”（融学理、经验、思辨、悟性于一体），只有实实在在地与《伤寒杂病论》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才能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进而逐一攻克包括肿瘤在内的疑难急危重症。
重温《千金要方》，孙思邈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讲了医道的传承：“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画八卦。立庖厨，滋味既兴……大圣神农氏，悯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
当今中医药文化在传承方面的衰落，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进行深刻反思，摒弃浮华作风，静下心来扎扎实实重温经典，“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实在是太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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