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来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但是二者之间又有所不同。东汉的清议是根据一个政治议题来进行辩论，而曹魏时期的清谈绝少政治议题，都是一些关于老庄、易学之类的哲学范畴，所以又被称为“玄学”。
那么，这种谈论方式为什么会在曹魏大行其道，而在蜀汉和孙吴政权却没有市场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三国时期的政治气候谈起。
蜀汉政权相对于其他二国，实力是最弱的，因此，蜀汉政权为了集中全国之力与曹魏抗衡，在内部实行了如后世战时体制般的管理模式。并且为了统一思想，蜀汉政权在立国初年制定的《蜀科》中确立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以农战为立国之本，并且主张法礼并用，威德并重，一切以实务出发，杜绝一些不合理的，会影响其思想统一效果的言论和思想。因此，蜀汉政权是没有清谈这种毫无实际意义行为的生存土壤的。
孙吴政权虽然在实力上比蜀汉稍强，但是始终处于北方曹魏政权的威胁之下 ，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且，孙吴政权和曹魏和蜀汉又有不同。汉末的部曲制度一度盛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国兵员的来源，但是极容易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曹魏和蜀汉政权在立国之初，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处理的也比较好。反观孙吴政权，从孙策时期开始，就是利用南方的世族的私兵（部曲）打下的地盘，这些人手中掌握有兵权，并且有自己可以世袭的封地，为了保护住自己的既有所得，这些世家大族都是坚定的务实派，他们所想的都是如何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清谈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行为在孙吴政权也没有生存的土壤。
蜀汉政权和孙吴政权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立国期间，并没有出现过王朝的更替。反观曹魏政权，先是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后有司马氏虽无篡逆之名，却有篡逆之实，每一次的王朝更迭，在造就一大批从龙之臣的背后，就会有另一批前朝的失意者。这批失意者在新上位者的压迫之下，既不敢反抗，又不甘心配合，同时，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就采取了消极配合的措施。
清谈这种行为在曹操统治之时就初现苗头，以孔融和祢衡为代表。他们既对曹操的行为厌恶，又无力反抗，因此才会出现一些怪诞之举和言论，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些怪诞的行为和言论来表达不满。那时的曹魏还没有成气候，对各路诸侯还不具备压倒性的实力，所以，曹操采取了怀柔的手段来对付孔融和祢衡们。其实，曹操是非常反感清谈这种行为的，因此，他把祢衡送给了刘表，后来又在实力强盛的时候杀了孔融。
曹丕即位后，形势为之一变。汉朝的臣子经过了曹操统治的几十年内已经纷纷谢世，作为他们的后人，新起的士大夫们已经对汉朝没有了感情，普通士民在曹操的统治下已经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因此，曹丕的篡位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基本上不存在对汉朝遗老遗少的政治打压，因此，此时的清谈已经由过去孔融和祢衡们的那种言行怪诞变成了老庄、易学之类的哲学范畴，其中代表人物是夏侯玄。
夏侯玄的玄学也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高平陵事变”之前。此时的夏侯玄作为曹魏的贵族，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是不会具有嫉世愤俗那种情怀的；第二个时期是在“高平陵事变”之后，曹爽被杀，夏侯玄作为曹魏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因此，此时的夏侯玄的玄学思想发生了变化，充满了那种既不敢于反抗，又不甘于丧失权力的那种嫉世愤俗。这种思想贯穿了曹魏至司马炎篡位这个时期，其中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
就以嵇康为例，他本是曹魏的女婿，在曹魏大权旁落之时，他既不敢于反对，也不能投向司马氏为其所用，因此，只能是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来消极避世；阮籍和阮咸的情况和嵇康差不多，因此，他们都采取了基本上相同的方式来避免和司马氏配合，但用不敢明着拒绝，因此只能是既接受官职，又不理政事，每日只能是通过谈论一些虚无缥缈的玄学来麻醉自己，同时，也叫司马氏放心从而保命。
因此，清谈或者玄学之所以在曹魏盛行，其原因是政治气候所致，而同期的蜀汉和孙吴内部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是并没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其矛盾属于内部矛盾，士大夫们所受到的政治打压并不是太严重，无需他们采取清谈这种行为来消极避祸。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