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次研究首先对2009年河南安阳固岸出土的东魏时期的围屏石床进行数据图像复原，进而针对学界对北朝出现的这种特殊类型丧葬家具四种不同的命名问题展开讨论。结合汉、晋遗留的实物、文献、图像资料，并与北朝同类围屏石床进行比对性分析。从床与榻的形制尺寸、功能作用、礼俗等级和家具组合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东魏谢氏冯僧晖墓出土的丧葬家具应命名为双阙围屏石床。提出此类丧葬家具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家具发展演变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后续展开深入研究的可能性。
引 言
中国传统家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承载了中国人的信仰观念，反映了时代风尚的发展特征，见证了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国传统家具，不仅存在于生前构筑的地上世界，也反映在死后营建的地下世界。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表现在对于逝者死后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从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住宅建筑营建地宫、墓室，到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有使用器具，丧葬中的家具也无一例外反映出现实的存在状况。
一、围屏石床概况与图像复原
2005年9月至2008年8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南水北调干渠工程建设对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进行发掘，在Ⅱ区的M5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东魏武定六年（548年）围屏石床[1]。墓室为带天井、斜坡或梯形墓道的铲形洞室墓，判定为一般的东魏贵族墓室。墓志砖上刻有“武定六年二月廿五日，谢氏冯僧晖铭记” [2] （见图1）。墓室天井下放置一座围屏石床，上面整齐的排列着南北两具尸骨（见图2、图3）。这些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集中反映了北朝时期的墓葬特色，对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以及同一时期南朝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固岸地区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16年4月和2018年7月笔者分别在河南省安阳市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对举行的河南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考古发现大型展览中，仔细对这件围屏石床进行测量和线描临摹记录，并进一步通过实测数据及影像资料深入对石床进行整体面貌和图像复原（见图4）。
图1 安阳博物馆2016年展出的实物图片
图2 Ⅱ区M57号墓发掘现场
图4 二维复原三视图
石床前后两块“山”型檐板腿足，左右两块“凸”型檐板，檐板上左、右、后三面放置四块围屏，前面一对子母阙墙，五块床面板，檐板上端四角埋三个铁质帷帐钩（缺失右后方一个）。该石床长218厘米，宽100厘米，高90厘米。材料为北方干旱地区的的砂岩石。
正面檐板腿足高45厘米，分为上、中、下三层。上部8厘米高雕刻高浮雕莲花瓣纹二方连续装饰带。中部檐板部位由十二个宽16厘米，高12厘米的方形装饰带构成，内雕刻十二幅减地阴刻图案，从左至右依次为人形鸟身神仙，带翼狮子，带翼神龙，凤凰，带翼力士，麒麟（见图5）。檐板和左右床座之间的仿照木器家具结构“挖缺做”形式。下部三块方型腿板高22厘米，宽30厘米，左、中、右方形三足，左右相对雕刻带翼乌获，中央是张巨口畏兽浮雕。三腿之间线刻连续的水波纹装饰带。
图5 左侧（从左至右）神兽对照复原图
后、左、右三面四块石板围屏，铁制连接件。围屏高45厘米，后面两块长109厘米，左右各一块长97厘米，厚度均为6厘米。后面两块石板围屏各雕刻三幅（A1—B3共六副）与孝经相关的画面，每幅以一个故事或情节独立成画（见图6）。最中间两幅应是男女墓主人像，右屏依次两块有铭文图像描绘的是“孝子郭相丑祠孙儿时”和“郭巨夫妻埋儿，天赐黄金与之”。左屏中间故事文字已不可见，后一幅描绘的是“孝子丁兰侍木母食”。东西两面共雕刻六幅故事（C1—D3共六副），因无明确铭文故推断应有“闵损御车”，“董永卖身”以及“老莱斑衣”几幅《孝经》中的故事情节（见图7）。
图6 围屏十二幅行孝图
图7 郭巨埋儿行孝图及复原
前面檐板腿足上左右放置两道子母阙墙，形式为汉阙。单边长48厘米，双阙间隔122厘米。母阙高41厘米，子阙高34厘米，阙墙高26厘米。双阙顶部四脊四坡，上起仿瓦状楞线。其造型与登封现存东汉少室阙极为相似。这件石床造型规整，结构清晰合理，保存完好。十二幅行孝图，尤其是男女墓主人像雕刻工整，构图饱满。十二神兽线刻用笔流畅飘逸，形神兼备，洒脱自如是为上品。三足上的乌获、畏兽表现夸张，力道十足。子母汉阙雄浑大气，稳定端庄，为整件石床的外形增添不少细节，使石床的仪式感大大增强。
二、围屏石榻定名的再讨论
在研究安阳固岸的这件石质葬具前，首先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定名问题。依据以往的考古学报告和文献资料，前面的学者对此类“石质葬具”有四种不同的命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徐津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为“石棺床”。[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研究员认为应称之为“石床”。[4]韩伟在《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一文中指出应更名为“围屏石榻”。[5]郑岩则提出过“连榻”的概念。[6]如何更加准确定义和命名，对于后续系统性研究和分类型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命名问题的讨论，是基于考古学界不断有新的物证发现，伴随着学界对这类特殊葬具的关注度的提升，以及比对性研究深入展开的状况。丁杰进行了类型上的定义与区分：“凡是放置墓主人尸体或棺椁的石台式葬具都可称之为石棺床。” [7]然而这显然是和北朝同一时期经常使用砖石砌制棺床概念混淆了。虽然这类石棺床有些也制作成须弥座样式，上面放置棺木和尸体。赵超提出安阳此类葬具最显著的特征是都不使用棺木装殓死者。因此去掉“棺”命名为“石床”。[8]郑岩侧重从形制大小上归类为榻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此类葬具应是模仿当时“连榻”的形象。[9]然而，我们发现“连榻”不能明确界定生活类家具与葬具的区别。
三、床榻之辨——双阙围屏石床正名
围屏与双阙的有无不足以界定清楚此类石质葬具的根本概念，因此，还需要从家具类型上进一步对床和榻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区分。以下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床与榻的功能形状、形制尺寸、礼俗等级、组合关系四个方面进行剖析，说明冯僧晖墓中石质葬具应命名为双阙围屏石床。
（1）从家具形制上讲，床早于榻的出现。战国秦汉之交有床，汉晋之交又添榻。现存最早的实物床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木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床足高17厘米。[10]榻则是汉末晋初开始盛行，现存最早的坐榻实例是河南郸城西汉墓出土的石榻。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面刻有“汉故博士常大（太）傅王君坐㯓（榻）”。[11]汉代刘熙《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 [12]东汉服虔《通俗文》中“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13]以汉代一尺约今24厘米计算，榻大致长度84厘米,床为192厘米。汉代最大的漆木床是北京大葆台一号墓出土的实物，长300厘米，宽220厘米，20厘米。[14]陈增弼指出汉、魏、晋时期独坐小榻的尺度大致为：长75—130厘米，宽60—100厘米，高12—28厘米。[15]由此可见，冯僧晖墓中石床尺寸更接近于文献描述中床的大小。
（2）从家具功能上讲，床与榻是不同类型的家具。床是可供坐卧的寝具。汉代兼具就寝和会客的功能，根据室内起居的需要，又可细分为坐床和卧床。胡德生指出坐床与卧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卧具床大多在床边装配围栏，形体也较大。坐床形体较小，统称为‘匡床’，也做‘筐床’，‘筐’即正方形的意思。” [16]。榻是坐具，不可睡卧，是从床演化出来的矮小型坐具，多为独榻亦有连榻。从平面形状上讲，床要满足人就寝呈长方形，而榻面是近似正方形的矩形，多供一人独坐。冯僧晖墓中石质葬具为长方形，长218厘米，宽100厘米。底座高度达到45厘米，远远高于郸城西汉墓石榻的足高，且出土时床面平躺双人尸骨，因此推断应为石床（见图8）。
图8 Ⅱ区M57号墓发掘现场
（3）从家具礼俗等级上讲，床高于榻的室内陆位。《释名·释床帐》曰“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17]古代坐姿谓之“坐容”。贾谊在《容经》中明确指出坐、立、行均要符合严格的举止规范，并将“坐容”分为经坐、恭坐、肃坐、卑坐。《礼记·曲礼》曰“立勿跛，坐勿箕”。[18]箕踞是大为不敬的坐姿。而“倨床”即坐在床榻边，双脚垂足的坐姿也是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江苏邳州路井汉画像石宾主对弈图中，宾主在堂内跪坐于榻上对弈，堂外一童子坐在小板凳上喂牛。因此，魏晋承袭汉制，在起居生活中严格遵循礼制，北朝鲜卑人推行全面汉化政策，从生活习俗上学习中原地区的起居方式以及一系列相关礼仪制度。家具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仍严格遵循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要求。在礼制行为规范下，家具形成与之对应的“物序”关系。[19] 即使在冥界，墓主人使用的长眠寝具，依然遵循冥界秩序使用了围屏石床。
（4）从家具组合配套上讲，形状和物品有所差异。汉末晋初，床榻已然成为室内陈设的主体。榻前有几，后有屏，榻上有凭几。床则与屏扆（依附于床的三面屏风），帐杆、帷帐、承尘等形成紧密的组合配套关系。用于榻的屏风高度多以可以遮挡跪坐后整个人的身高。榻屏多为“一”和“𠃍”形。床屏则不同，高度多在45厘米之内，床屏依附于床架多程“凵”形。另外，从考古文献资料上也可以发现石床名称的明确记载。《西京杂记》记载战国魏襄王墓冢内“…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床上有玉唾壶一枚，洞剑两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再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20]从所记载的资料来看，两张石床大小以及所搭配的器物均有区别，卧床搭配石枕、帷帐、屏风帐钩。冯僧晖墓中石床前后檐板现存三个铁环，依据位置判断是用于固定木质帐杆的铁帐环，帐杆上应着帷帐与承尘。
通过细致的测量和复原，将石床放在汉魏晋之后的南北朝大的时代背景下，从家具发展演变的特殊历史阶段，从功能大小、形制尺寸、礼俗等级、家具组合及陈设布局等方面对床与榻进行逐一分析辨别，结合文献记载与图像比对得出客观分析结论：东魏谢氏冯僧晖墓出土的丧葬家具应命名为“双阙围屏石床”。围屏石床类是专属类型葬具，按石床正面前方有无双阙细分为Ⅰ型（无双阙围屏石床）Ⅱ型（双阙围屏石床）。从丧葬观念上主观判断：在汉代等级观念和起居礼俗的影响下，死者不可能以现实世界中卑微的榻的原型作为重要的陪葬器具，用来伴随亡者在冥界的慢慢长夜；而应选择生前使用频繁且地位较高的床，作为墓主人继续享受生前家居生活和礼遇的观念。
四、双阙围屏石床深入研究的意义
这件河南安阳固岸墓地出土的东魏双阙围屏石床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从考古学层面，在于它不仅将此类石制葬具的实物发掘推进至东魏时期（之前多见于北齐北周），并且将东魏出土的地点进一步明确指明集中在安阳、邺城附近。民族融合促进丧葬文化上的借鉴与包容，并衍生出此类北朝时期独有的丧葬器具。依据笔者研究统计，除固岸冯僧晖墓出土的东魏双阙围屏石榻之外，类似的实物存世共有七件，分别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依次为：第一件，北魏正光五年（524年），日本大阪府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第二件，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墓主人为“田阿赦，青州平原郡人”，台湾私人博物馆藏。第三件，北齐，1922年出土于安阳（双阙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第四件：北齐，美国弗吉尼亚博物馆藏（见图9）。第五件，北齐，榻座遗失，仅存围屏与双阙。日本奈良滋贺县（Miho Museum）博物馆秀明藏（见图10）。第六件，北魏，（双阙遗失）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第七件，北朝（具体年代不详），深圳私人博物馆藏，2011年展出于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石刻艺术珍品展》。随着考古成就的进展，类似的双阙围屏石榻必将作为一种独特的丧葬家具类型再次出现。因此，对现有的实物资料的复原与整理就尤为重要，后续可进一步展开类型学角度的深入研究。
图9 北齐双阙围屏石床，美国弗吉尼亚博物馆藏
图10 北齐双阙围屏石床，日本Miho博物馆藏
从传统家具文化研究层面，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现实世界生活类家具的形态，从侧面见证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居民起居形式由低矮向高大发展。东魏围屏石床从造型上佐证了北朝时期榻与床逐渐分离过程，并成为重要室内空间组织的要素（见图11）。石质床板与床腿之间的“挖缺”作法是木制榫卯结构的再现。装饰雕刻内容的丰富性，蕴藏大量的文化艺术信息。檐板部位的莲瓣装饰带受佛教传播影响，十二幅神兽图案是北朝特有的装饰手法，围屏部位十二幅线刻孝行图反映中原孝道文化的影响，子母双阙墙的建筑造型再现中原汉地建筑风格。因此，后续将双阙围屏石床进行装饰艺术层面比对性研究，也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见图12）。
图11 北魏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板画中独榻形象
图12 北朝石床檐板部位比对图
五、小 结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家具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汉民族席地跪坐生活方式形成的完备低坐家具系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鲜卑民族推行的全面汉化进程，中国经历了上长达200百多年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之后在隋、唐、五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直至宋代形成了成熟的高坐家具体系。中原地区不仅首先吸收和接纳了异域生活方式，同时孕育出了新的家具品类和形式。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床和榻的逐渐分化，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围绕以席为核心的低坐格局，发展成为围绕床榻为中心的室内空间组织形式；室内其他类型的家具也开始由低向矮，由矮向高变化。
传统木质家具材料不易保存，难以寻找到南北朝时期的实物证据印证上述家具演变的过程。先前的学者大多采用文献记载和墓室壁画、绘画当中的影像资料进行研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地下文物的出土，北朝时期墓室当中的特殊类型石质葬具——“围屏石床”的相继发现，尤其是河南安阳固岸东魏时期谢氏冯僧晖墓出土的双阙围屏石床，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研究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佐证。
[1] 河南省文物局. 河南省南北北调工程发掘出土文物集萃[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8-9.
[2] 河南省文物局. 安阳北朝墓葬[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8:19-21.
[3] 徐津. 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孝子石棺床的复原和孝子图像研究[J].古代墓葬美术研究，2015 (00):119-140.
[4] 赵超. 北朝石床与石屏风：由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北朝石刻艺术展”
谈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8:15-17.
[5] 韩伟. 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J].文物,2001(01):90-101.
[6] 郑岩. 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J].文物,2008(11):67-76.
[7] 丁杰. 论中古时期入华粟特移民的石质葬具类型[J]. 学理论,2015(20):99-100.
[8] 赵超. 北朝石床与石屏风：由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北朝石刻艺术展”
谈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8:9-11.
[9] 郑岩. 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J].文物,2008(11):67-76.
[10] 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 [J].北京：文物参考资料，1957.9:31-32.
[11] 曹桂岑. 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J].考古，1965.5:257-258.
[12] 孙机. 汉代家具（上）[J].紫禁城,2010(07):60-65.
[13] 滕磊. 意见海外回流石棺床之我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4. 008版:31.
[14] 徐龙国. 浅谈考古发现的汉代坐具[J].中国文物报，2011.4.6.006版:1-4.
[15] 陈增弼. 汉、魏、晋独坐式小榻初论[J].文物,1979(09):66-71.
[16] 胡德生. 床与榻[J].中国文物报，2002.7.3.006版.
[17] 邢福来. 围屏石榻与粟特贵族[J].中国文物报，2000.8.30.005版.
[18] 刘德增. 秦汉衣食住行[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175-185.
[19] 翟睿. 中国秦汉时期室内空间营造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104-106.
[20] 滕磊. 意见海外回流石棺床之我见[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4.
作者简介：
冯雨 （1979）博士 副教授
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研究方向：传统家具文化、北朝家具
本文发表在2018年11期《装饰》杂志，获得2018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北朝考古工作室获得授权刊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