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周野之藏

2012年，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村民在挖地基时偶然发现了青铜器。文物部门遂即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发现了大量青铜器，被评为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批墓葬年代为商末周初，出土文物体现了历史沿革的传承与变化，以及地区交流的影响，是西周青铜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石鼓山墓地的整体文化面貌和文化渊源。

石鼓山M3俯视

墓葬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墓葬的规模，它们基本属于中型墓与小型墓，小型墓一般随葬一、两件陶器，而中型墓的随葬品则丰富得多，其中青铜礼器就多达92件。

这两种规模的墓葬反映出当时此地有平民与贵族两种不同的人群结构。

在这批墓葬中，M3这座贵族墓葬，由于出土青铜器精美、数量众多，尤为受到瞩目。

该墓葬出土31件青铜器，大致分为本地式、商式和混合式3种。

乳钉纹鼎、簋、户卣、禁等就属于典型的当地特色器物。商式风格的器物则多铭有族徽和日名（即在“祖”、“父”、“母”等之后加上甲、乙、丙等十干）。

在殷商，商王室成员以及贵族墓葬出土日名、族徽铜器，由此推断使用日名、族徽是殷商文化的表征，商晚期是日名、族徽铜器的盛行期。

M3出土的冉父乙卣就是商式铜器的代表，它的盖和器身上都铸有“冉父乙”三字铭文，而目前发现的铭有“冉”字铭文的青铜器中地点明确者以河南安阳殷墟居多。

冉父乙卣（渭滨区博物馆藏） 

冉父乙卣铭文拓片

这批出土铜器的铭文中所涉及的氏族名称众多，包括户、万、冉、曲、单、重、亚羌等。

有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不同氏族、祭祀不同对象的青铜器可能是武王克商后所瓜分的战利品。

墓主人是谁？

这个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现在还未有定论，但根据出土铜器的铭文和高领袋足鬲的特征，发掘者推断该墓墓主为姜姓羌族后裔户氏。

也有学者认为M3的墓主应是与周人联合伐商的姜戎族人，但不是户氏。

关于墓主的族属，还有周文王之子冉季、虢仲、土著部落等看法。

石鼓山M4相距M3不远，在M3东南方向，为一座西周初年的中型墓葬。

发掘者认为M4的墓主也为姜戎族群，墓主身份高贵。

M3和M4在墓葬形制、规模、葬具、葬式、随葬品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表明它们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它们的墓主应属于同一族群。

同时，两墓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M3随葬较多车马器和武器而少见玉石配饰，M4随葬有玉石配饰而不见车马器和武器，这可能是出于墓主性别不同等原因所致。

无彝酒、饮惟祀、禁沉湎

酒器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彰显帝王伦常的器具，青铜酒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都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等，待其死后则与其同葬于墓中。

对于国家来说，青铜酒器和鼎之类重器多被人们看作是社稷的象征、威权的体现。而对于个人，则更多体现身份和地位。

此次“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展出的石鼓山M3出土1号铜禁，长94.5厘米，重约41.8千克，是石鼓山墓地出土青铜器中体量较大的一件文物。

1号禁是建国以来发现的唯一一件西周铜禁，也是一件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的西周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考古研究和艺术欣赏价值。

1号禁（渭滨区博物馆藏）

什么是“禁”？

禁是一种类似茶几或酒桌的青铜器，石鼓山M3出土1号禁的上面和周围还放置各种酒具。

1号禁出土情况（找找禁在哪里？）

这件铜禁，整体为长方形，底空。

四个侧面正中饰直棱纹，四周饰以雷纹为地的夔龙纹。

顶部四周饰夔龙纹和扉棱。禁是用于放置酒器的几案。

该铜禁出土时上面放置了较小的2号禁、户方彝、户卣2件、斗、觯等青铜器，旁边还放有爵、卣、尊、壶、罍等器物。

整体来看，1号禁所在的壁龛里放置的全部都是酒器。

为什么叫作“禁”呢？

《仪礼·士冠礼》记载：“尊于房户之间，两庑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铜禁的出现可能与周人禁酒有关。

文献记载，商人嗜酒成风，到商纣王时期达到顶峰。纣王在国都朝歌修建了离宫别馆，又作“酒池肉林”，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一些贵族幸臣们酗酒玩乐。

荒淫无度的侈糜生活导致商被周武王所灭。

西周建国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认为商亡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商人嗜酒酗酒。

西周王朝为维护其长期统治，坚决禁止周人酗酒。

酒要饮，又不能失度，所以，就把这种盛放酒器的案形器叫做“禁”。

西周时期禁酒，并不是要求完全不可以喝酒，而是饮酒要被纳入礼制的范畴，饮酒要合于礼制。

《仪礼》等文献中就有关于饮酒环节的记载。

同时，也应该看到，酒器在西周已不占主导地位，周人形成了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器的礼仪制度。

                                               

参考文献：

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

刘军社：《再谈石鼓山M3的主人及其族属》，《周野鹿鸣》，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刘昱午：《铜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林森：《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所见“分器”现象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

丁岩、王占奎：《石鼓山商周墓地M4再识》，《文物》2016年第1期。

尹盛平、尹夏清：《关于宝鸡戴家湾、石鼓山商周墓地的国别与家族问题》，《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

李宏飞：《论宝鸡石鼓山M3的商器周用现象及其背景》，《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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