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故事虚构还是哲学研究中，写作者都难以回避自己的真实情感。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里投射了她的恋爱经历；列夫·托尔斯泰则将自己未能实现的爱情，在安娜的故事中实践。而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在书写情感的同时也隐匿情感，并在虚构写作中完成自己的编年体。她的写作是童年回忆，是自我记录，是生命激情的另一种形式。
湄公河渡船甲板上那个戴男式呢帽的少女，是已然成为经典禁恋意象的虚构人物，而她也是杜拉斯自己。“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副备受摧残的面容，由西贡的少女和写下不堪且传奇恋情的作家共有。
爱：母亲，童年与最初的爱
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年出生在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嘉定市（今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原名玛格丽特·道纳迪厄。她的父母是法国派往殖民地的教师，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从这段婚姻一开始的惹人非议（父亲在前妻尸骨未寒时就和母亲再婚了），到父亲的早逝给家庭带来的沉重阴影（领取抚恤金的纠葛与长期的经济困难），杜拉斯的母亲，这个性格顽固、强势又不幸的女人，她的绝望成为整个家庭的底色。
幼年杜拉斯与家人
“母亲”是杜拉斯写作的核心，甚至超过了“爱情”。对杜拉斯来说，母亲是辐射出各种各样的爱的原点，或者说，其他的爱，兄弟之爱、情人之爱、自爱，随时都要绕回母亲营造的那个场域里，一遍遍确认自己的存在。劳拉·阿德莱尔在《杜拉斯传》中写道：“对于她而言，家庭仍然是她唯一的避难所，然而同时，在这样的家里她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在远离祖国的西贡，才十几岁的杜拉斯在对抗更应该由爱情带来的亲密与痛恨的矛盾之前，早早地就在与母亲和兄弟的关系中，把爱恨交织的滋味尝遍。因此，当她遇到她的第一个男人，那个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嬗变，以“白人”“中国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形象出现的情人时，爱情在当时真的位居其次。
最初的爱恋是受青春期的激情驱使，还是真如杜拉斯在日记中坦言，是赤裸裸的对钱的渴慕？事实上，家庭期待她能从有钱的情人那里弄到钱，好填补日益难捱的日子。直到家人一个个离去，杜拉斯才越来越能直面当年的这段感情。这种直面不是简单的承认爱情。与承认过往岁月里主动或被动的虚荣、挥之不去或自我营造的苦难比起来，“我爱你”这三个幸福的字眼清浅得有些不值一提。而这，也正是推动杜拉斯所有写作的源动力，母亲与童年是无可选择的命运，她热爱她的母亲，所以一切无可指责。接下来的岁月，她把自己交给了写作。
欲：真实，虚构与创作之欲
在杜拉斯的写作中，生命激情与创作欲望永远交织在一起。它们来自母亲，来自印度支那，而在她19岁时以玛格丽特·道纳迪厄的身份在马赛港下船抵达法国本土之后，这份生命激情又向两个维度演化，成为对现实中一个个真实对象的爱欲，以及持续到生命尽头的创作能量，并最终让她成为玛格丽特·杜拉斯。
无论是丈夫罗伯特·安泰尔姆，挚爱的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罗，还是陪伴她到生命终点的忘年恋人扬·安德烈亚。爱情对杜拉斯来说，既是身体欲望的表现形式，是填满岁月的瑰丽材料，也是激发她一次次从对孤独的渴望中走近真理的道路。这不是身体写作，而是随着岁月的推进，一层层剥开自我记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介入文学”的形式，参与着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生活。
杜拉斯与扬·安德烈亚
杜拉斯和丈夫罗伯特经历了从激烈爱情到友谊的过程。他们共同生活很长了时间，期间也都有过各自的情人。1942年年底，杜拉斯认识了情人迪奥尼斯。“像上帝一样英俊”，这是玛格丽特的评价，而对迪奥尼斯来说，杜拉斯“很可爱，很活泼，但太固执己见了”。杜拉斯与不同时期的爱人之间的关系，表象上是激情的、生活的、现实的，而内在则发挥着某种思想介质的作用。在持续不断的热烈情感生活之下，欲望的另一个维度也同步展开自身，它让杜拉斯要去写作中寻求孤独，这孤独带来灵感，反过来滋养着写作。
首先是“静寂”，它与生活的喧哗构成硬币的两面。杜拉斯专门描绘过这种对写作来说堪称是幸福的境界。“他们不在的时候......住房的底层和花园，就全部属于我了。在生活中每逢这样的时间，我才清晰看到我是多么爱他们。他们走后出现的那种静寂，我永远不会忘记。”对“静寂”的渴望并不意味着对繁琐日常的回避，两者都无可或缺，像黑夜与白天，涨潮与退潮。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对他人的“欲”得到片刻喘息并升华为“爱”，它抽象、缥缈、不切实际，却从更高视角反观欲望的主体，而这种反思引发一次次的提笔写作。
还有“沉默”，它与写下来的文字形成悖论。在一段没有标明日期的片段里，杜拉斯写道：“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些什么。关于我的一生，我的愤怒，还有疯狂奔向欢娱的这肉体，我什么也没有说。”最大的悖论在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就已露端倪。杜拉斯一直想要去说的那个故事，关于印度支那的那个情人，在《情人》中被描绘得那样真实，但又遭到怀疑。
写作中的杜拉斯
劳拉·阿德莱尔认为，杜拉斯在十五六岁时遇到的那个中国男人真实存在过，他叫李云泰。和《情人》里的少女一样，杜拉斯的确曾经得意地戴着钻戒在学校里炫耀，声称自己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在后来的回忆里，杜拉斯写道：“对我来说，那个到城里上学去的小姑娘......其目标就是要走向那个男人。”真假交织，准备坦陈一切却又欲言又止，这些无奈在杜拉斯这里成为艺术，写作的艺术，也给了她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回忆。
最终是“孤独”，它吸食“静寂”与“沉默”，它在写作中无法缺席。“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杜拉斯的最大天赋不是源源不断的写作，讲不完的故事，描述不尽的爱情，她的天赋是捕捉孤独，占有孤独，品尝孤独。她把欲望的所有变体，带往由孤独营造的思想房屋中。
写作：实践，反思与行动中的作家
杜拉斯的欲望在写作中形成最强大的变体，终于得以审视最初对生命和母亲的自觉的爱，并主动地探索更加自由的外在世界。在1960年的《广岛之恋》里，杜拉斯将一个渺小的爱情故事，一段识时务的婚外情，放在被原子弹碾平的时空背景中。暧昧、不彻底性、露水之情，这些都可以存在，但它们的存在淹没了自己，就像蘑菇云淹没了原子弹。爱情发生在不恰当的时候，它就注定不配拥有本质。
《广岛之恋》电影剧照
杜拉斯的文字将这种与本质的疏离或擦身而过描写得十分精到。在印度支那的学校，她的语言天赋就崭露头角，而之后，“正是这个小女孩，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我们的语言却越来越粗暴，她扰乱了规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词语和它们的位置以最快的速度，以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导向意义的纯粹性”
1984年，《情人》出版并获龚古尔文学奖。而对杜拉斯来说，这部小说是编年史、被出版商预定的稿子，还是对几张旧照的评论？莫衷一是。无需用缄默不语来掩饰过去，叙述的直白才是最好的伪装。当一切公之于众，世人揣测幕布后面藏有真相，这才好引诱他们走入岔路，作者才好住进自己的故事里。
真实与虚构，激情与欲望，爱与恨，母亲与童年，这些终于被杜拉斯理清了，在彻底把它们在写作中重组之后。不过，来自母亲的那种绝望还在，在时代的稀释中持续绵延；抵挡大洋的堤坝仍然是宿命，比海洋更猛烈的是人性的欲望。而欲望一路嬗变，从母亲到情人，再到写作，无法被遏止，也不应被阻挡。正如杜拉斯所言：“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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