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沿技术发展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区块链、遥感卫星等系列数字化技术组成的“数字工具箱”，正以迅猛态势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治理方式变革。与传统的信息化不同，数字化将许多复杂可变的信息转变为可度量的数据，再通过建立数据模型、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全面展现落地指向性信息，更大程度为数字企业、数字政府、数字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文化在管理模式变革、业务流程再造、体制机制重塑等方面提供最核心的基础支持。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字工具箱”的指数级演进将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组织及建设方式。“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是在2020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涵盖了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等各个领域。城市数字化转型趋向于通过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实现设施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经济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最终打造“以数营城”的数智城市。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浪潮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城市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城市治理，是系统提升城市风险防控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助力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的有效支撑，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使命担当，对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二）国家数字化战略要求加速城市数字化转型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十四五规划”及本次数字中国政策的发布，对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规划”指出要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履职能力提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因此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对党中央、国务院“数字中国”建设目标的积极响应，是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顺应信息化和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城市科学发展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建设，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和智慧化，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数字化浪潮下的必然行动。近年来，国内外积极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部分领先城市围绕政府效能、城市公共服务、产业经营、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数字化转型，已取得了一些领先成果。（一）“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府效能
制约政府效能提升的根本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因此以数字技术加速政务服务方式和部门协同的重塑，实现从“碎片化”向“一体化”的转变，对数字政府效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在此方面布局较早，2016年5月，丹麦由中央、区域和地方联合制定并颁布了全国性的数字化战略部署《2006-2020数字化战略》，旨在把数字化作为公共部门流程再造的工具，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丹麦财政部下设了数字化机构（Agency for Digitization），用于指导丹麦政府数字化转型；英国内阁办公室与政府各部门协商、牵头制定和提供一系列通用的政府部门技术平台，采用“数字政府即平台”模式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互联，让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团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设计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探索和推进政府平台建设，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层面及各地政府均在推进“一网通办”平台建设，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促进服务升级，以综合服务为核心打造政务服务平台，建立纵贯各级政府，横向互联互通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促进公共服务便捷化与均等化，如全国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医保电子凭证、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山东“无证明之省”等工程，通过优化服务能力，扭转了诸多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现象，使政府效能有了极大提升。（二）“人+机器”协同优化城市公共服务
随着5G基站、特高压、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正在越来越“可知可感”。通过“人+机器”的协同机制，城市治理进一步精细化，实现由经验型向数据型的转变。新加坡2014年就提前达成了“智慧国2015计划”，通过建设全岛的数据收集、连接和分析基础设施平台，预测公民需求，从而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让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一个智慧国家。国内围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在不断优化管理体系和管理流程。如武汉市“城市大脑”工程的智能5G城管巡逻车可通过高清摄像头精准抓拍，实时上传运营调度大屏，同时自动生成工单，派发给附近巡查人员处理。目前，该项目已拓展至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220余个系统，通过对城市的全面感知、智能分析和协同处理，助力解决一个又一个城市难题；北京也构建了“1+N+1”的生活信息化体系，着眼公共服务，为群众提供公开透明的民生痛点解决方案，打破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使大多数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三）“数实融合”，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在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产业变革与突破，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深圳某科技园基于智慧园区统一的数字底座，完成了物联网、业务通和数据通的基础建设，园区运营实现提效、降本、增收，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也得到优化。园区运营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对其完成产业协同、产业培育、产业促进奠定了重要基础。除提高园区运营管控效率外，园区通过大数据技术针对产业链构成和分布情况进行综合研判，结合政府政策、区位、当地产业结构、园区自身情况等因素进行产业定位，制定产业垂直标签，对海量的产业数据和企业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分析，精准定位目标招商企业，并持续为园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便捷的融资、政策支持等服务。（四）数字赋能生态环境保护
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性。Perma Sense Project项目早在2017年就实现了对瑞士阿尔卑斯山地质和环境状况的长期监控，现场不再需要人工操作，而是通过无线传感器对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实行大范围深层次的监控；迪拜市政府的垃圾管理部门通过部署无人机机队，在全市范围内监控不良行为，自动提供高清数据照片。在我国，201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过要通过物联网加强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信息资源共享。近年来，我国在环保智慧化方面也有了很多探索和创新，福建省海漂垃圾智慧治理系统综合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态云”等手段，精准摸排沿海地区海漂垃圾分布区域，加快构建海漂垃圾“查、测、溯、治”全链条云管控；湖南省“生态超脑”按“横通纵达、内部贯通”的思路，对全省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体系进行整体规划，实现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监管、用数据服务”的目标，有效提升了其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的能力。（一）重点聚焦数字政府建设
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传统信息建设的首要区别，在于数字化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政务服务、城市规划、科教文卫相关服务全面实现智能化、线上化，实现“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将构成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几大核心板块进行解构、重组，进而持续创新政府运行逻辑与方式，以不断顺应社会发展及技术变革的需要。纵观国内外，不少国家已“自上而下”开始进行机构改革，协同推进城市数字化发展。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当中，有75%的国家设有首席信息官或类似职位。国际范围内，城市数字化转型依然由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是制定治理方针、归拢治理力量、建设治理平台的主要角色，政府数字化建设程度与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高度强相关。而各类数字技术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应用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不谋而合”，全球范围内电子政务EGDI指数处于“低级别”的国家已所剩无几。电子政务程度较高的国家，其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互通、共享、协同在技术及业务使用上高度融合，目标均为通过“数字工具箱”赋能智慧分析、智能决策、实时决策。通讨建立数据融合平台、地理信息平台、数据开放等技术平台，支撑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和城市治理数字化建设。（二）强调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及数据应用
城市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的高效应用，强调一体化架构的顶层设计，以充分给予城市组织与数字服务、业务流程创新、智能运营等统一的IT架构支撑。从底层云计算稳定的弹性架构开始，到强大的中间平台轻应用研发体系，再到最终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交互接口支持，构建新的运营模式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应用方面，数字化浪潮下，数据产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完全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大量数据在生产、生活进程中实时产生。通过基础数据的专业化、模型化、标签化处理，形成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燃料”——大数据。此外，在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除了作为“燃料”驱动转型外，还可以作为转型的“眼睛”，为城市运营状况提供可视化概览，城市治理者可快速、实时、充分了解城市服务、公共安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应急响应等领域情况，以便更快地进行研究和评估，助力城市精细管理与高效决策，提升服务市民和企业的水平。进而转变城市空间形态、管理模式、服务模式和产业模式，实现企业的业务转型、创新和规模增长，提高城市质量、运营效率、生活质量和经济活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持续的系统工程，在一些数据收集尚未完成的领域，有必要将数字化战略融入业务实践，并创建数字化服务体系，以实现数字化、数据化、数智化的逐步发展。城市数字化转型不是内部工程，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将政府、企业与个人相互连接、协同创新的动态过程。2022年1月，中央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要求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实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在金融数字化转型高质量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六大国有银行和十二家股份制银行信息科技投入持续攀升。根据商业银行年报，2022年十八家商业银行信息科技总投入达1826.27亿元，同比增长8.36%，信息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提升至3.37%，较前一年提升0.25个百分点。现阶段，商业银行金融科技重点投入方向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深度应用、数据上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金融多元服务体系深化、数字产业转型升级、数据要素潜能激活与价值挖掘等。此外，商业银行还通过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便捷输出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各地政府及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金融+非金融”的组合服务全方位提升对公业务线上化、智能化水平，升级重塑金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图1 2020年-2022年商业银行信息科技投入情况城市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政府的建设需要政府发挥主体作用，也需要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商业银行作为基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作为转动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齿轮，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涉及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具有密切关联。商业银行的角色定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一）金融行业数字化的领跑者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充分发挥其自身技术能力优势，将其在数据分析、模型搭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数据化能力应用于金融服务领域，给商业银行原有业务板块与市场份额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流量打击和业务侵蚀的双重冲击下，国内银行业作为金融行业的稳定器，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率先投入更多IT资源在自身业务领域，将前沿技术融入金融自身业务系统，实现渠道、营销、产品、用户体验与服务、风险管理等核心业务场景的全面数字化升级，丰富传统金融行业的服务内容，解决获客难、客户关怀投入大、效率慢、风控效率低等诸多问题，为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领跑者”的示范作用。（二）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智库
从城市数字化的领先实践中我们总结，当前，数字政府建设是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驱动力，具有显著的平台价值，以其为原点向外辐射关联了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银行可从“响应式服务”向“主动式”服务的转变，利用自身先进资源优势在以下方面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打造企业、消费者、政府、同业多元联动的生态平台奠定基础，实现银行自身多维业务发展。一是可顺应政府部门业务线上化需求，积极探索通过科技手段提升线上服务水平的有效路径，助力政府监管部门解决运营管理、客户服务、资金管理、投融资管理、风险管理、监管监督等信息化流程管理痛点；同时通过系统打通政府、企业和个人端流程断点，构建全流程、全渠道、全角色的G2B2C服务闭环，多维度解锁政银合作路径。二是把握近年来政府部门智能化升级的整体导向，持续学习行业前沿技术，挖掘金融科技能力与政府业务、组织、流程、信息、技术和服务场景的深度融合方式，实现先进技术能力赋能政府智能化发展。三是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态、社会治理等方面助力政府建设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优化数字社会环境，实现“银行-政府”双赢。（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支持者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应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这一根本目标，提供更充分、更优质、更高效的数字金融服务。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让企业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转化为数据化、可分析的信用评分，显著降低了对公信贷的风险控制成本，银行可借助数字化手段增强对科创类企业的资产评估精细化管理，有效支持科创及新兴产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通过商机挖掘的方式深挖产业链数据价值，进一步精准匹配企业融资需求，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精准服务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城市数字化建设。（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动能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商业银行的数据驱动思维也在不断增强，其重心逐渐从前端的业务创新向中后台的架构变革不断渗透。在数据赋能城市建设方面，银行可从以下两方面深度参与：一方面积极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借助商业银行AI、大数据分析等能力探索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整合、利用、共享机制，助力政府深挖数据资源价值。通过对公开及银行内部的海量数据进行清洗归类、隐私计算，为各地政府政策制定、工作部署提供数据动能，协助政务服务从“数字”走向“数智”，最终实现“数治”。另一方面建立商业银行内部数据中台，实现行业创新能力升级。以商业银行沉淀的公信力数据为自身业务提供强数据支持，同时利用用户画像模型搭建、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等关键技术，将数据资产最大限度高效利用，数字赋能商业银行客户经营，实现银行业内业务之间的多向赋能，丰富行业数字服务的生态链条。[1]崔晓君.数据智能，城市数字化转型新引擎[J].张江科技评论,2023(02):42.[2]陈磊,季静玲,颜雪.CIM+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打造城市数字化治理新模式[J].智慧中国,2023(Z1):86-88.[3]陈坚.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法治保障路径研究——兼论数字化转型视野下的市场监管实践[J].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3(02):29-34.[4]席广亮,甄峰,冷硕峰.2022年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热点回眸[J].科技导报,2023,41(01):194-201.[5]李友梅,黄晓春.上海城市数字化治理现状及推进思路[J].科学发展,2022(12):5-13.[6]马晔风,蔡跃洲.国内外城市数字化治理比较及其启示[J].科学发展,2022(12):14-22+104.[7]栾淞婷,杨晓龙.城市数字化升级与对外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我国261个地级市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22(20):152-155.[8]周林兴,林凯.城市数字化转型视域下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研究[J].现代情报,2022,42(09):16-28.招商银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与各地政府开展了多项数字化转型合作，持续为城市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如有相关数字化需求，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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