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教师身处体系的最底层，是典型的受压迫者，但他们也最不缺维护体系的理由。一边是对自身现状的诸多不满，另一边面对孩子和家长的诉求，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个体系那一点点可怜的“好处”。
作为一个职业，我们不能对教师要求太多。他们没有身为父母者应承担的血亲重任，他们没有恶机构追逐利润的资本原罪。但毕竟教师是教育的最前线，折翼的天使难以守护天堂。
近两年来，我先后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阐述教育理念和对当前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的分析。我的读者群里大部分是家长，我相信我的观点多少会通过家长传递给老师。尽管没有跟老师直接接触，但他们的反应并不难推测。用一个时髦的用语来描述，我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敌对势力”。非常遗憾，我这个“敌对势力”恰恰是诞生在他们的阵营里——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一线教学经历，我应该远远达不到现在的“反动”程度。
我和现在的中小学教师之间不存在个人恩怨。我跟他们素昧平生，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接触。甚至因为是同行关系，我对他们还比常人更多一分怜悯。他们没有身为父母者应承担的血亲重任，他们也不像某些恶机构那样，可以为了利润而摒弃最基本的教育底线。如果说有什么私利的因素，也仅仅是养家糊口的那份微薄的薪酬。
一线教师在整个体系中属于被压迫的底层人群，干活最多，获得的报酬却远比付出的劳动少。因为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其中不少人都有或轻或重的职业病。然而，他们同时又是这个不合理的体制最忠实的拥护者，是最顽固的保守派。当体制受到挑战时，他们恰恰扮演了维稳的重要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对当前教育体制的挑战，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任课老师和孩子及其家长之间，因此受冲击最大的其实是老师。当整个体系仍然处在常规的运转状态中时，任课老师必须尽可能保持自己的教学与体系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很快受到来自体系的处罚。在两股力量的冲突之中，常人的心理都会选择站在体系这一边。
其次，大多数老师只是把教学当做一份工作，而不是事业。当初选择成为老师，并不是出于对教育的热爱，而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选择。他们具备完成工作任务的责任心，但缺乏对教育做深入思考的热情。他们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更多的是教学技术的细节，而不是对教育的整体理解。因此，尽管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对教育过程作最直接的观察，但却很少有人能拨开自己眼前的迷雾，看穿问题的核心。他们就像工蜂一样，每天都在辛勤采蜜，却没有去思考花蜜的价值和功效。
再次，有些老师受能力所限，只能胜任较低层次的机械式教学。他们对教学改革怀有深深的恐惧，因为改革意味着要面对可能很不一样的教学状态，而这种变化也许是他们无力应对的。
在和朋友以及家长的交流中，我注意到这类老师的存在不是特例，特别是在公立学校里面的比例更高。欧美的教学模式对于老师的综合教育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而所有引进西方教育体系的尝试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教师荒，这也充分说明了国内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是令人堪忧的。由于师资水平的局限，不少国际学校都处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内虚状态。他们的宣传都很亮丽，也高薪招募了一批台柱名师，但普通教师往往难堪大任。
为了做课程的筹备和推广工作，我曾经通过不同的途径去接触各地的教师。不得不说，尽管已经有一些心理预判，但很多教师的精神萎靡状态还是明显超出了我的想象。身在工作岗位时，他们会努力掩饰这种萎靡，但无法抗拒这种状态对工作热情的侵蚀。
在群体的层面上，教师跟其他人群的群体表现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对自己的利益非常敏感，在没到万不得已时都会选择安于现状。即使对当前状态的不满能装满一箩筐，一旦到了做选择的关键时刻，多半还是会选择糟糕而熟悉的现状，而不是可能更好但却陌生的新状态。这样的心理使他们成为旧秩序的自觉维护者，呈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
回想明朝末年，一边是已经腐朽得无法自保的朝廷，另一边是铁骑入关后发出“留发不留头”威胁的满清强权，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了留发。然而三百多年一轮回，一旦要跟脑后的猪尾巴告别，同样有不少人悲悲切切，甚至当割下的辫子在百年后已经腐烂在泥土里，心里的辫子却仍然光洁如新。这根辫子存在一天，皇朝就仍然不死。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心里的辫子就是多年来围绕高考体系形成的一整套教参。特别是对于已经有相当长执教年限的教师，这套教参与救命稻草无异。在还没有信心找到下一根稻草以前，这根稻草是绝不能轻易放弃的。
清朝诗人龚自珍面对鸦片战争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种种危局，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喊。两百年沧海桑田，今日的状况何其相似？我只愿折翼的天使能早日插上翅膀，许孩子一个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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