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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美剧《权利的游戏》，广受好评的国产剧《隐秘的角落》，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复仇者联盟、钢铁侠、蝙蝠侠，等等）——这些影视剧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些电影和电视剧里都或多或少有描绘暴力的镜头。打斗、枪击、绑架、严刑拷打、谋杀、战争…… 我们似乎已经对媒体里的暴力镜头见惯不怪了。早在1999年，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曾指出美国人在满18岁时就已经在银幕上见过了平均20万个暴力场景，其中包括1.6万个谋杀场景。除了电影和电视剧，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对游戏里的暴力元素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里。
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了社会学习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探讨了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简单的来说，班杜拉认为人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来学习新的行为模式。因此，被观察模仿的人被称为“榜样”。
在班杜拉著名的“波波玩偶实验”里，他将参与实验的儿童（3至6岁）分为两组，实验组观看了一位成年人榜样殴打一个波波玩偶*，控制组的榜样则未对波波玩偶做出任何有攻击性的行为。
随后，实验人员把孩子们单独带到了一个有波波玩偶的房间里，并发现观看了攻击性榜样的孩子们明显比其他孩子更可能对房间里的玩偶进行攻击。
之后，班杜拉之后又对另一批儿童重复了波波玩偶实验，只不过把真实的成年人榜样换成了一段描绘玩偶受到攻击的卡通影片，并得到了与之前相似的结果。
这一实验似乎实锤了社会学习论：接触真实生活中和银幕上的暴力都会让我们变得更有攻击性，因为这些暴力行为对观看者的真实行为有着引导作用。
但是波波玩偶实验的设计导致它的结果缺乏普遍代表性。首先，实验人员给孩子们观看的暴力行为和真实生活中孩子们观看的暴力行为和影视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孩子们在观看波波玩偶被殴打后紧接着就被放置在了一个有着同样的波波玩偶的房间里。因此，与观看的场景极为相似的环境很可能增加了孩子们模仿行为的可能性。
而在真实生活里，我们所处的场景很少会和屏幕上的暴力场景（比如说《复仇者联盟》里的打斗场景）有那么高的相似程度。最后，关于波波玩偶实验是否真的衡量了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也存在争议，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波波玩偶的拳打脚踢是出于伤害另一个生命的目的——玩偶是没有生命的玩具，孩子们可能只是在观看了榜样的行为后学会了一种新的玩法，而不是在实行以伤害为目的的暴力行为。
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接触媒体暴力也许还能减少我们的暴力行为。如果你看过《权利的游戏》，不知道你是否有被“魔山”克里冈用拳头粉碎“红毒蛇”奥伯伦·马泰尔的脸来将其杀死的镜头吓到？
心理学家西摩·费斯巴哈（Seymour Feshbach）与罗伯特·辛格（Robert Singer）在1971年的论文里提出屏幕上血淋淋的暴力对观众可能有恐吓和警示作用，从而导致人们对展开暴力行为和其后果感到焦虑，因此减少暴力行为。
另外，费斯巴哈和辛格还做过一项实验，得出了观看暴力电视节目有宣泄效果的结论。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寄宿学校里9到15岁的男生。男孩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观看至少2小时到暴力影视内容，另一组则观看非暴力影视。实验持续了6周，在这期间工作人员对男孩们的行为进行了记录，发现非暴力组比暴力组呈现出更高的攻击性。
据此，费斯巴哈推论称暴力影视可以帮助人们排解自己的攻击冲动。这样开来，暴力媒体非但不会增加人们的暴力倾向，反而还会减少一些攻击行为。值得一题的是，费斯巴哈和辛格在一部分实验地点并没有观察到发现非暴力组比暴力组呈现出更高的攻击性。因此，费斯巴哈的排解发泄理论存在被质疑的空间。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心理学界出现了很多探讨媒体暴力和暴力行为的实验，但是心理学家们依然无法定夺媒体暴力是否会导致生活里暴力行为的增加，因为不少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都存在矛盾，比如班杜拉和费斯巴哈之间的意见不统一。
有趣的是，很多表示媒体会导致暴力行为增加的实验都只证明了媒体暴力有短期的影响，因为实验数据收集通常发生在实验对象接触暴力影视或游戏的不久后——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媒体暴力对我们暴力行为的增加有持续、长久的影响。
考虑到这一点，再结合实验证据的不一致，目前我们只能失望的对两者之间的联系给出“待定”的结论。
*波波玩偶是与儿童体形接近的一种充气玩具。该玩具的重心接近地面，因此在被推动时不会倒下，像一个大型的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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