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参加心理健康服务，他们分居的父母之间的冲突和动态，导致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果不对冲突的共同养育关系进行干预，儿童的心理健康可能不会得到改善。本文从儿童及其父母的角度讨论了这些问题，并描述了一些可以在这项工作中应用的精神分析思维。包括三角空间和第三者位置的发展，其中，关系本身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第三者，以及将不满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治疗师的反移情也对儿童的经历进行了洞察。
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CAMHS）的临床医生，熟悉被转介儿童的父母之间的高度冲突和不和谐的关系，其中一些父母可能正在分居、已经分居或离婚。儿童心理健康的改善和治疗，可能需要侧重于对父母关系的干预。然而这些父母通常不愿意通过调解、育儿课程或对自己的治疗来获得帮助。仅仅对儿童自身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可能不足以持久地解决这些困难。儿童或青少年因其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被转介，这为干预提供了机会，因为儿童的症状会迫使父母寻求帮助。为此，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最好在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完成。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这些案例提出了一些思考和理解。这种方法是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一位既是在CAMHS工作的儿童与青少年心理治疗师，同时是一位从事分居和高度冲突的父母工作的夫妻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
一种被称为CAPRD的新的疾病，或称为受父母关系危机影响的儿童，已被纳入《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其它可能成为临床关注焦点的疾病”一章(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年)。在《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10）中，“异常的家庭内部关系”类别包括成人之间的家庭内部障碍，以及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利关系模式（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Bernet, Wamboldt,和Narrow（2016）提出，当临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关系危机的负面影响上，包括心理和身体健康时，应增加对心理健康障碍儿童的CAPRD诊断。他们提出，使用CAPRD有助于识别儿童症状的背景和突发诱因，并有助于制定全面的治疗计划。
感情的强度和根深蒂固的冲突性质，会让临床医生不知如何继续下去或提供帮助。这些父母可能已经就离婚协议、监护权和联系进行了长时间的法庭诉讼，并且可能已经按照规定的联系安排，进行了法庭命令的评估。然而法院的指令经常不被遵守，被暗中破坏，或者被强烈憎恨。为了使任何一种功能性的安排，不会给儿童及其父母留下令人不安和受伤害的经历，也不会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和心理健康带来影响，需要理解其中的动力。
本文从父母和儿童的角度，描述了父母分居和建立共同养育关系中的一些心理和发展任务。然后，介绍了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概念，作为这里描述的治疗方法的支撑，包括作为精神逃避的不满（Steiner, 1996）以及三角空间和第三者位置的发展（Britton, 1989）。这种治疗方法的关键，包括同一位治疗师单独平行观察父母，以及单独观察儿童一两次。这支持了一个潜在的目标，即不同的观点可以共存，也支持治疗师促进父母理解儿童的经历。
儿童和青少年在父母分居中的经历
相对来说，有些儿童不受父母分居的影响，而有些儿童会出现长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人们发现，当父母有着和谐的共同养育关系时，当儿童经常接触非监护父母时，儿童会做得更好（Lund & Riley, 1984）。美国早期对分居家庭的研究发现，儿童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儿童面临的父母之间敌意的程度（Jacobson, 1978）。Wallerstein和Blakeslee （1989）发现，最痛苦的儿童是那些成为父母冲突焦点的儿童。高水平的父母冲突往往与低成就、低自尊和抑郁有关（Harold, Aitken, & Shelton, 2007）。
儿童的矛盾忠诚也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有关。其中一个关键方面是，儿童试图对互相敌对的父母保持良好的感情（Bernet et al., 2016）。他们可以努力理解对立和不相容的观点，以及对事件和关系的描述。对于儿童来说，对父母在一起的焦虑，和让他们分开的责任感是压倒一切的。当父母经常处于严重的情绪状态时，儿童可能会感到有责任，因此他们可能会感到焦虑，害怕会受到他们目睹的同样程度的敌意。为了不激怒或让父母困扰，儿童把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留给自己。有些父母会滥用儿童的感情，作为证据，进一步证实，诋毁和批评另一方父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儿童因此越来越少谈论他们的经历。
儿童被当作中间人，甚至是间谍。在家庭系统理论中，父母可以在跨代联盟中“三角合作”一个儿童，其中父母一方或双方试图争取儿童的支持，来对抗另一方（Minuchin et al., 1978）。研究发现，与儿童结盟的父母，比没有与儿童结盟的父母感到更加不安（Lampel，1996）。Bernet等人（2016）将疏远父母描述为儿童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或抵制与父母的关系，他们认为这可能涉及教化和操纵。
对于父母分居的儿童来说，所谓的“普通”过程包括承认关系破裂、感到失落和拒绝、接受离婚的持久性，以及放弃对恢复先前家庭的渴望。儿童对自己建立恋爱关系的能力产生信心，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Robinson, 1991）。有些儿童可能只知道和父母中的一方生活，几年后会和另一方建立或更新关系。非居住父母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陌生人，他们的孩子已经听说过，或者对他们有支离破碎的记忆。非居住父母争取接触可能是非常不受欢迎和令人不安的，是对居住父母生活的侵入，也会给儿童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感到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
分居共同抚养的挑战
离婚或分居被认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涉及痛苦的心理工作 （Clulow and Vincent, 1987）。Robinson（1997）将离婚比作丧亲之痛，并认识到伴侣往往处于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这取决于他们是否主动提出分居。她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从关系中找回情感投资，挽回自尊，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称之为“情感离婚”。心理分居还包括重新整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自我方面，并从整个人生旅程的角度理解这种关系及其破裂。认识到对前配偶的矛盾情绪，并意识到在这段关系中花费的时间没有浪费，也是这个过程的重要方面（Clulow, 2012）。对一些人来说，悲伤可以推迟，只有当一个伴侣找到新的伴侣时，悲伤才会真正开始（Robinson, 1991）。这个过程的其他方面包括帮助处于关系中的儿童理解发生了什么，并向前迈进。
父母分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共同抚养关系。这包括认识到养育优先权和贡献的差异（Robinson, 1991），以及保持儿童对另一方父母的依恋。特别是对非居住父母来说，亲子关系被重新定义，经常涉及到失去日常联系。非居住父母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不了解儿童的发展阶段、当务之急或总体生活。当父母在法庭诉讼期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时，情况尤其是如此。
分居的父母不得不继续与他们不愿意的人交往，他们可能会感到被背叛和被虐待。对于心理平衡，最轻微的接触都会扰乱一场激烈的战斗。儿童们是这种关系的持续提醒者，父母可以感觉到他或她在心理上永远不会摆脱另一方。无论父母如何致力于让他们的孩子与另一方建立关系，帮助他们做出他们面临的转变，与另一方接触还是极具挑战性，并且需要相当多的情感能量来管理。对于一些最具冲突性的父母来说，愤怒和怨恨变得根深蒂固，他们无法在做决定时优先考虑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并与之保持一致；这些敌对的互动模式可能不会随着离婚而结束（Robinson, 1991）。
儿童的个性和身体特征是另一方父母的提醒者，这可能会让人担心儿童会变得太像另一方父母，并开始以类似于在父母关系中目睹或经历的方式，对待一方父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之间的动态关系不断地被重新审视，并存在在当下。当事情进展得足够顺利时，父母可以将儿童的感受与他们自己的分开，并理解儿童需要对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他们拥有父母的哪些方面感到满意，例如，身体特征和个性特征，他们共同的经历和早期记忆。对一些父母来说，如果这些特征是不受欢迎或被诋毁的，儿童会开始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是父母所不能接受的。
与分居父母的治疗咨询
这里描述的治疗咨询方法是针对那些有根深蒂固的冲突、不和和痛苦的离异父母，而不是针对那些有家庭暴力的父母。当父母之间的动态具有暴力和虐待的性质时，很难区分；澄清一下，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威胁、恐吓和虐待。当看到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明显没有帮助时，这种方法可能是有用的。一些精神分析的概念和思维支撑着这项工作。包括“第三者位置”（Britton, 1989），不满作为一种精神逃避（Steiner, 1996），关系作为第三者（Morgan, 2000, 2001），以及在理解儿童的经历时使用治疗师的反移情。同一位治疗师看到父母和儿童各自的情况，支持不同立场可以共存的可能性的发展，并且理解一个观点不会使另一个观点无效。它还提供了直接接触儿童经历的途径，治疗师旨在促进父母更多去理解儿童的经历。
三角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子二人组与一个重要的“第三者”的关系进行协商，这种关系被称为恋母情节。这通常是父亲，但也包括所有与母亲情感亲密的人。Britton （1989）描述了婴儿如何得知，他们可以被包含在一个链接中，该链接排除了另一个人，并被排除在其他链接之外。这个过程的一个核心方面包括对能力的内化，即足够好的去管理，来自不同位置的经验的能力，以及相信其他人也可以。这个过程要进行得足够顺利，取决于早期的牵制经验，以及在这些位置上固有的情感的持续牵制。这类似于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发展的里程碑。
在协商恋母情节的过程中，会有失落感和背叛感。然而，当事情进行得足够顺利时，其他人之间的创造性联系，不会对心理生存构成威胁，而是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提供保护和牵制，以及一个更丰富的世界，这可能包括一个可能的兄弟姐妹或创造性的项目和活动。父母之间的联系包括滥用药物、家庭暴力、一种针对儿童的联合行动，或暴露于父母的性活动中，这可能威胁到“继续存在”的核心意识。在父母的这种联系中，这一发展过程的全部协商被打断了，因为他人之间的联系威胁到了自己。
三角形中位置之间的运动，以及三维三角空间的内化，在心理上有助于思维的内在流动性。例如，这包括能够想象不同的观点，并同时记住这些观点。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参与其中，以及对他人的分离和不同感兴趣的能力也与此相关。它还包括对他人如何看待和体验自己的好奇心，这与自己的自我观有何不同，以及意识到与他人接触对自己的影响。没有这种心灵空间的内在流动性，在人际关系世界中航行是非常困难的。对这些夫妻来说，另一方的心理分居是不可容忍的，他们有一种强迫的感觉，强迫另一方在自己的叙述和外部互动中，适应他们的观点，这导致了无休止的冲突。
精神分析思维已经扩展到包括将夫妻关系视为“第三者”（Morgan, 2000, 2001）。在对分居夫妻的工作中，这种想法是有用的，因为一个人的目标是帮助父母看到他们的关系，或他们共享的联系，是彼此独立和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第三者。这种想法为问题、责备和伤害潜在地创造了另一个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个人身上。这种“关系”以及父母给彼此带来了什么，可以从外部来看，例如，“我们激发了对方最糟糕的一面”和“我在他身边无法正常思考”，这些父母被困在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双方一对一错。如果这种关系是“错误的”，那就在对方身上为“正确的”东西创造更多的空间，至少足以认为，这个人可能会给孩子提供一些东西，也不是完全坏的。
人们在不同的关系中展现出彼此不同的一面。在根深蒂固的冲突中，没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方父母与儿童之间的联系可以不同于另一方。与另一个人分居，涉及到父母在许多方面都不为人知，也不尽人意或可以理解。然而有了根深蒂固的立场，就有了一种信念，即他人是完全为人所知的，与自我完全一样。正如Clulow 和Vincent（1987）指出的那样，另一方父母的需求和经历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故意不屑一顾的，或不感兴趣的。另一方父母可能在另一段关系中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或她与儿童的关系中有所不同，这种可能性不受欢迎。在这种方法中，实际的人，和这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可以区分的。一方父母面临着儿童与另一方的联系，这种联系比该父母的联系更有价值。正如一位母亲对一位父亲说的那样，“他竭尽全力想见到汉娜，但他从未为我努力。”嫉妒儿童得到的关心和关注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于作为“第三者”的治疗师来说，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以及支持某一方可能会有巨大的压力。临床医生经常被给予完全不同的事件描述，这些描述很难被识别为同一事件。寻找“事实”和“真相”很有诱惑力。这些事件通常被作为忽视的紧急证据，使治疗师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或担任裁决者。保持不同的解释思维，同时理解父母在房间里的经历，是这项工作的核心，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治疗师在他或她的思考中发展出第三者位置，而观点和信念则以事实的形式呈现。在引入另一种观点时，治疗师感到被完全拒绝的风险。在治疗师的反移情中，他或她经历了儿童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一次只能持有一种观点。
史密斯夫人概述了在最近的一次探望接触中，史密斯先生是如何在艾米发烧的时候带她去看芭蕾舞的。她把这作为忽视的证据，描述了他是如何“看不到她的需求，但这又全部是关于他以及他的需求。”艾米生着病回来了，史密斯夫人周一不得不请一天假。史密斯夫人的愤怒在房间里显而易见。
我感受到了以她自己的方式看待事情的压力，但我想到了其它的可能性：昂贵的芭蕾舞票、不想让孩子失望、难以做出选择，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难以启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