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一辆高级轿车驶入了中南海，车内乘坐着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女记者，她的名字叫奥琳埃娜 · 法拉奇。这名女记者颇为不凡，以专门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著称，极其善于把握采访的时机，曾在越战最激烈的时候到河内采访，中东危机时追着侯赛因提问，西班牙局势紧张时找到卡里略。她凭借着自己这种对时局敏锐的感知能力，在1980年不失时机地来到中国。
法拉奇此次到访中国得以成行，全靠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法拉奇非常感激邓小平，让她完成了到中国采访的夙愿。但法拉奇并未因此改变自己一向犀利的提问方式，在正式开始采访邓小平后，立即就抛出来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
之所以称这个问题刁钻，是因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全国减少毛主席像和雕塑的活动中，关于“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拆除，悬挂多久的问题，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法拉奇的这个提问，如果回答得不妥当，法拉奇后续更为刁钻的提问就会接踵而至。
无论是在场的其他记者或者是其他的人，听到这个问题后，目光都聚焦在邓小平身上，对邓小平的回答充满期待。邓小平听到这个提问以后，并没有半点犹豫，也没有法拉奇想象中的为难，他的回答反而十分果断干脆，以提问犀利著称的法拉奇，在听到邓小平的回答后，也不禁被镇住了。
邓小平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毛泽东画像是在1949年10月1日第一次挂到天安门上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早在1949年2月12日，毛泽东画像就在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第一次挂上了天安门。而毛泽东画像第二次挂上天安门，则是在1949年7月7日召开的北平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画像挂在天安门上，已经是第三次了。
毛泽东画像采取的是油画绘制的方式，悬挂在天安门上，每天都要经受风吹日晒，色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为了保证毛泽东画像能保持一个美观的状态，需要每年都重新作画一次。
1949年10月1日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宽4.6米，高6米，重达1.5吨，由湖南平江籍画家周令钊主笔。这幅画像虽然已经是悬挂在天安门上的第三幅毛泽东画像，但周令钊绘制此画时付出了很多心血，也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周令钊是湖南人，出生在平江三市镇托田村，她的母亲郑家一与杨开慧是同学，曾为徐特立的学生，毕业后当了一名美术教师，周令钊自幼受母亲影响，对绘画十分喜爱，早期主要以山水画为主，经常用手中的画笔绘制家乡的青山绿水。
周令钊上学后接受到进步思想，爱国热情非常高，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抗日期间，周令钊在国破山河碎的情况下，画笔不再描绘青山绿水，开始抗日宣传画，利用手中的画笔对抗日做出贡献。1948年，在徐悲鸿的邀请下，周令钊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为了响应北平和平解放，周令钊在任教期间一直带着学生一起绘制宣传画、书写标语，以这样的方式为北平和平解放贡献一份力量。
北平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前夕，经历了多年战争的中国，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时在北平想要举办一些大型的会议，甚至连一个规模足够大的会场都很难寻觅。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级别的大型会议都选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来举办，布置会场的重任便落在了周令钊的身上。期间，周令钊布置会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锻炼，他的名字也因此被许多人熟知。
此后，周令钊参与了多次重要的设计工作，比如，参与新中国国徽的设计、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设计等等。
1949年9月初，距离新中国开国大典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天安门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尚未定下执笔的人选，国家礼宾司司长王拓因此十分着急。为了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王拓亲自去了一趟艺专。
艺专党委书记江丰和校长徐悲鸿，得知王拓要在艺专寻找画家为毛主席画像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经过二人权衡再三，做出了让周令钊主笔作画的决定。原因也很简单，周令钊的画艺高超，有丰富的作画经验，最重要的是，早在1949年4月，周恩来负责主持国共和谈时，周令钊就曾为毛泽东做过一幅画，这幅画最终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被挂在了和谈的会场。在会后，许多看过这幅毛泽东画像的人，都给出了肯定。所以，为毛泽东画像的人选，非周令钊莫属。
周令钊接到任务通知后，深感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他并没有仓促动笔作画，而是对毛泽东以往的照片和画像进行逐一筛选，最终定下了一张照片，作为画像的模板。这是一张毛泽东在北平和谈时的留下的照片，毛泽东在照片中充满自信和笑容，令观者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定完画像模板后，周令钊开始着手绘制毛泽东画像，前文已经提到，这幅挂在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是一张巨幅画像，想要完成绘制需要达到许多条件。其一，作画的时候必须要在户外，而且还要在白天绘画，因为只有借助自然光绘制毛泽东画像，才能够准确掌握画像的颜色。如果在其他光源下作画，挂到天安门时就会产生色差，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
其二，绘制如此巨幅的画作，一个人肯定无法完成，必须要找到一个与主笔人很有默契之人共同作画，才能达到配合作画的同时，又不会在画风上产生差异。为了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周令钊请出自己的夫人陈若菊与自己共同作画，陈若菊接到丈夫的邀请，欣然同意。
周令钊与陈若菊是夫妻，在一起生活许多年，默契度自然不成问题。但绘制毛泽东的画像需要很高的艺术功底，陈若菊能胜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周令钊之所以敢找陈若菊做自己的搭档，自然是对陈若菊的画功充满信心。
陈若菊比周令钊小了整整8岁，周令钊到艺专任教时，陈若菊是艺专美术系的一名学生。在一次义卖画展中，陈若菊被周令钊的画作吸引，后来陈若菊又分到了周令钊的班，成为他班上绘画成绩最好的学生。两人相识后，因为有着同样的兴趣爱好和爱国思想，很快就坠入爱河，直至结为夫妻。所以，两人不仅有夫妻的默契，更同样具备高超的绘画技艺。
为了让毛泽东画像在绘制过程中的色彩与挂在天安门上的色彩尽量一致，周令钊夫妻二人决定将作画的地点设置在天安门城楼东侧位置，这样就可以让两者处于同样的自然光环境之下，可以看到确保绘画时看到的效果与挂到天安门上时基本一致。
周令钊夫妻二人接到作画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仅有半月不足的时间，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周令钊与陈若菊每天早早起床，带上了准备好的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作画，由于夜晚没有阳光无法作画，毛泽东画像又必须要在日光下完成。所以，周令钊和妻子在白天一分钟也不敢耽误，饿了就吃一口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渴了就拿起自带的水壶喝一口。直到太阳落山，周令钊和陈若菊才会恋恋不舍地结束绘制工作，回家去准备第二天需要的绘画颜料和食物。若不是有严苛的环境要求，他们恐怕连家也不会回。
由于这是一张巨幅画作，夫妻二人在绘制过程中需要搭建一个三层的脚手架，这样就会造成绘画者无法时刻观察整体比例的情况。为了确保绘制过程中不变形，周令钊采取的是方格扩大法。他先在小照片上打好格子，按照比例画一张扩大版的手稿，再将手稿打好格子，画一张更大比例的画像。最终，周令钊在巨幅画像上打好格子，按照小稿子进行等比例扩大，这才确保了画作的比例不跑偏。
陈若菊是一名女性，她的作画思想着重放在了画作的情感方面。她建议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绘制毛泽东画像，用这样的绘画手法将毛泽东的精神在画作中体现出来。
作画的过程漫长且辛苦，直到9月30日才顺利完成。画像完成当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心里一直惦记此事，专程到天安门上对画作进行验收。当聂荣臻看到这幅毛泽东画像时，忍不住赞了一句：“像，非常像！”但同时，聂荣臻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建议，毛泽东画像上的领口当时是敞开的，聂荣臻认为开国大典是一个很庄重严肃的事情，领口的风纪扣还是扣着更好。
得到聂荣臻的指点，周令钊与陈若菊深以为然，由于当时已经没有时间了，也顾不得那么多讲究，事急从权之下，两人连夜将画像按照聂荣臻的建议修改了。正如聂荣臻所言，毛泽东的画像看上去庄重了不少。因为画像是在开国大典前夜才完成，负责悬挂的工人们一直等在画像旁边，周令钊夫妻俩结束绘制工作后，工人们片刻也不敢耽误，立即将画作抬走，挂到了天安门上，完成时已经是开国大典当天的凌晨。
此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仍未入睡，当他得知毛泽东画像已经悬挂完毕，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赶过来看，却发现了画作的一点不足。这幅毛泽东画像是周令钊根据照片所画，照片上印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也被他按照比例画进了画像中。由于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距离观看者的距离较远，“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无法清晰辨别，周恩来认为，既然分辨不清，还不如将其去掉。
周令钊当时已经入睡了，周恩来下达指示后，又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周令钊得知了周恩来的想法后，立即着手准备清除工作。由于当时画像已经悬挂好，又没有起降机，想要修改画像只能将现场的木梯子连起来，一共连了3个梯子，立起来才刚刚可以达到画像附近。好在，这五个字都是写在毛泽东的衣服位置，周令钊只需要用衣服颜色的颜料涂抹遮挡即可，很快，就最终完成了画作。
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世界看到的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背后其实包含了许多人的心血。这幅毛泽东的画像，所参考的照片本身就是解放区极其流行的版本，当它挂在天安门上时，更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毛泽东带领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光辉形象，使得这幅画像更加深入人心，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敬爱深入内心。
毛泽东光芒万丈，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走出旧社会，过上新生活。因此，毛泽东的相照在民间逐渐多了起来，几乎遍布了大街小巷，以及各个公共场所，成为人民对毛泽东表达感谢和敬仰的一种方式。
1950年，新中国即将迎来一周年庆典，周令钊夫妇绘制的毛泽东画像已经在天安门上方悬挂了近一年的时间，色彩在风吹日晒下有所淡化，需要重新绘制一幅。这一次的主笔人是由胡 乔木邀请来的辛莽，辛莽在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任职，有很强的绘画功底，接到邀请后到中南海接受了此次任务。
辛莽所画的毛泽东画像，是一幅眼睛略向上看的半侧画像，这幅免冠画像悬挂到天安门后，在民间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许多百姓反映，这幅画像只突出一只左耳，眼睛又是偏上，给人的观感很不好。此后第五次绘画毛泽东画像时，认真听取了百姓提出的意见，重新变成了正面画像，得到了百姓的一致好评。
后来，也一直延续了这种端庄、正面的绘画方式。但不论毛泽东画像细节如何改变，是否与其他人的像照同时悬挂天安门城楼，位置始终距离天安门最近。毛泽东画像，不仅是天安门的一个标志，更深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
1977年，随着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在大街小巷的画像和每户家中的画像也开始不再张贴。这样一个变化，被意大利著名的记者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她打算带着自己一系列犀利刁钻的问题，到中国采访邓小平。
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木匠，母亲是清洁工，本来法拉奇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她的父母宁可节衣缩食也坚持供她读书，并为她买了很多的书籍，这让法拉奇得以自幼学习文化知识。如此家庭的女孩能够获得读书的机会，这在早年的意大利非常罕见。
法拉奇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木匠，却一直对政治十分关注，甚至几次因为反抗墨索里尼的举动而锒铛入狱。在父亲的影响下，法拉奇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政治也十分感兴趣，年仅十岁就开始跟着父亲一起闹革命，做一些站岗、放哨、发传单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由于她当时还小，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并不清楚。
战争毕竟是残酷的，并不会因为卷入战争的人是一个小女孩儿而变得柔和。小法拉奇在一次遭受轰炸时，被身边响起的爆炸声吓得哭了起来。本来小女孩被吓哭是很正常的事情，法拉奇却因此挨了父亲一个耳光，父亲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任何时候都不许哭。这件事情给了法拉奇很大的触动，也让她的性格从此变得很坚毅。
二战结束后，法拉奇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毕业后到一家报社做了报道员，因为工作勤奋、文笔好，还有一个伯父在这里工作等多方面原因，她很快就成了一名记者。当时的记者非常辛苦，想要捕获新闻需要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不停地搜集各种新鲜资讯。法拉奇却从不抱怨，反而以此为乐，一干就是十几年，成长为一名资深的记者。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法拉奇开始进军世界新闻领域，与世界各国的许多风云人物都开始产生交集。法拉奇是一个经历过战场的女孩，在面对任何人的时候都不会怯懦，她同时又是一名资深的女记者，在采访目标人物前都会做充足的准备。她的提问往往直指关键之处，令受访者颇感压力。
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因为提问极其犀利，导致基辛格一时间无法回答，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多年以后，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仍然表示，自己对当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很后悔。可见，法拉奇的提问有多么刁钻，连基辛格都倍感压力。
法拉奇逐渐以提问刁钻犀利而闻名世界，她本人却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对于她而言，就是要将每一次采访都当成一场战役，在每一次采访前都要准备充分，直击要点，这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对于当时的法拉奇而言，始终有一个遗憾。她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风云人物，却始终未能如愿采访到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引起世界轰动，也引起了法拉奇的注意，她希望能够采访邓小平，弥补自己一直以来的遗憾。但法拉奇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如愿，不过，她并未因此放弃。
1980年，法拉奇得到一个好消息，意大利的总统佩尔蒂尼即将访华。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法拉奇立即找到已经是意大利英雄的父亲，让他帮忙联系总统，达成同行去中国采访的目的。
在父亲的帮助下，总统佩尔蒂尼与中国取得了联系，并表达了要带着法拉奇同去中国的想法。法拉奇当时已经是名声在外，她的采访风格也广为人知，如果她与总统佩尔蒂尼同行，邓小平必然就要接受她的采访，而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就意味着要面对任何刁钻的提问。有人劝邓小平不要同意法拉奇来中国，但邓小平最终还是答应了法拉奇的请求。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想要让世界更快地了解中国，就需要借助媒体记者的力量，而法拉奇正好是记者中颇具影响力的人。至于法拉奇会提出刁钻犀利的问题，邓小平并未在意。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拉奇。此次会与以往不同，以往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会有中国记者在场拍摄、记录。但法拉奇却提出了要独家报道的想法，不让其他任何媒体出现在现场。邓小平答应后，中国记者录制几分钟后退场，现场只留下外交部新 闻司司长钱其琛和施燕华陪同，还有一名记录员。
法拉奇将摄像机放在茶几上后，开始了对邓小平的采访。法拉奇此次并未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而是先向邓小平表示祝福，因为她在采访前在邓小平的传记中查到，明天就是邓小平的生日。
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
在几句寒暄过后，法拉奇开始切入正题，她向邓小平提出第一个问题：
“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 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法拉奇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处于全国大街小巷不再继续张贴毛泽东画像的时期，这个问题表面是询问一个画像的问题，实际是问未来对毛泽东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很刁钻。
听了法拉奇的问题，邓小平自然知道她的意思，让法拉奇感到意外的是，她准备的这个刁钻的问题，并未让邓小平产生任何的变化，反而果断的作出了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同时指出，到处挂毛主席画像是不严肃的。接着又说：
“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短短几句话，就不失体面地回答了法拉奇的刁钻提问。此后，法拉奇又提出了许多的犀利问题，邓小平全都逐一作答。对于邓小平的精彩回答，法拉奇也不禁发出赞叹，在她结束中国之行回到意大利后，她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很少发现拥有如此智慧、坦率且文雅的人，邓先生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是我最为成功的一次采访。”
可见，法拉奇也被邓小平的高明回答所折服。邓小平与法拉奇的此次精彩对话，有一部分被刊登在了《华盛顿邮报》上。通过这次采访，全世界对新中国都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对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今，虽然大街小巷已经看不到毛泽东的画像，但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悬于天安门之上，更高悬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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