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遵循中医外科“审证求因,审因论治”基本理论，并加以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对于临证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倡导中西医融合（证的随笔）
邓老认为，症，症状，病人的自我不适感觉，是主观感受；征，体征，病人的客观异常表现；证候的涵义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一组症状和体征的组合。
邓老认为，中医的征主要是舌苔和脉象，其次是面色、精神、语声、体感温度、二便的颜色、气味等。这是在科学比较落后的时代仅能搜集到的病人的一些客观表现，比较直观。随着科学不断的发展进步，通过各种仪器的检查和测定，征的内容大大增加和深化了，这是我们感官（眼、耳、鼻、皮肤等）感知的延伸，我们理应将其纳入征的范畴进行中医辨证。邓老认为，把现代医学成果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这应该视为中医本身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什么“西化”的问题。把现代医学的成果拒之中医门外，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邓老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际上是把一个病人身上的体征给人为的分开了：分为中医部分和西医部分，中医、西医两拿着。科学在不停步的发展、进步，病人的“体征”在不断的增加和有新的发现，难道我们就视而不见，固守原来的那些“征”不变？症状和体征是中医辨证的基本素材，素材越丰富，越深入，辨证越精准。“体征”没有中、西之分。
把现代科学技术如B超、CT\、核磁、导管技术、各种实验室技术------等等所得的结果作为“体征”资料统统纳入中医辨证的范畴内，是中医的发展和进步，是中、西医汇通的一大步，也是第一步。
（2）邓老认为，如何把现代科学技术所得的“体征”资料纳入中医辨证范畴内？答案是用固有的中医辨证思维方式。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用“比类取象”的方法，从八纲、脏腑、气血津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角度进行辨证，得出证候诊断，依此处方用药。而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治疗的八法及处方，与辨证方法同属一个思维模式。因此，用中医中药治疗，原有的辨证论治思维模式不能改变，起码在现阶段是如此。
（3）邓老认为，现代医学的体征和化验结果如何具体进行中医辨证？这是一个比较新颖而复杂的问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就有人在这方面做过尝试，如把消化道溃疡作为疮疡进行辨证论治。外科方面，腹腔内感染、脓肿，像阑尾包块、阑尾脓肿、肠间脓肿、盆腔脓肿、膈下脓肿、肝脓肿等（可以称之为腹内痈、肝痈），现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邓老认为可以以“痈”的辨证作为这些疾病的核心辨证或者称为基础辨证，这是辨证的共性；但是它们的病因病机、兼证有所不同，因而证型有异，处方用药也会有所差异。
以上是邓老提出的一个新的辨证思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然而具体做起来任重道远。
2.注重整体辩证，强调阴阳辩证，注意阴阳消长转化
邓老精于整体辩证，主张以阴阳辩证为纲。外科病症虽多以外在表现为主，但其发病原因多为机体内在阴阳失衡所致，故在临床辨证中,首先分清阴阳,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做到执简驭繁。在阴阳辨证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局部和全身相结合：阴阳辨证虽然以局部症状为主，但不能孤立地以局部症状为依据，还要从整体出发，全面辨证，才能正确无误。(2)辨别真假：临床中有许多疾病属于阳证似阴，或阴证似阳，不能只从局部着眼，要深入分析，抓住疾病的实质，才能辨别真假。(3)消长与转化：疾病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阴证和阳证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是由于阴阳与病位之深浅、邪毒之盛衰有关；或是疾病的自身转化，如本属阳证，若临床上给服大量苦寒泻火之剂、外敷清热消肿解毒之药(或者使用大量抗生素后)，红热疼痛等急性症状消失，炎症局限，逐渐形成一个稍红微热隐痛的木硬肿块，消之不散，亦不作脓，这是阳证转为半阴半阳证的表现。
阴阳辨证的注意事项：辨阴证阳证是采用类比的方法将一些常见的症状加以归纳分析，概括地分为阴阳两类，而且大都是以疮疡为代表，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临床辨证的具体过程中，绝不能拘泥于一点，要进行综合分析。因为临床表现是复杂多样的，而且病情又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所以一个病在其演变过程中不可能自始至终表现为单纯的阴证或阳证，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或阴阳相兼，并且在病程中阴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在辨别阴证阳证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外科疾病辨阴证、阳证，应全身辨证与局部辨证相结合， 不能仅以局部症状为依据，而应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气血的虚实，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全面了解，综合分析，从整体出发，才能辨证准确；就局部辨证而言，也应分析主次，掌握重点，方不致诊断失误。例如丹毒 ,皮肤红赤，灼热，疼痛较甚，属阳，但其肿势平塌应属阴，全面权衡，仍为阳证。再如瘰疬，初起局部皮肤不红，不热，微痛属阴，但肿而有块，范围局限应属阳，综合分析，阴多阳少，故仍为阴证。
邓老辨证时注意阴阳的消长转化。阴阳转化，既有疾病自身的转化，又有治疗后发生的转变。概括地讲，正气由衰转强时，证型要由阴转阳；邪气由盛转衰时，阴证亦可转为阳证；阳证由于正气衰弱亦可转为阴证。所以临床的关键，在于抓住正邪的盛衰，扭转阴阳的转化，使阴证转为阳证，防止阳证转为阴证。阴阳辨证的真正实用价值正在于从阴阳的转化中，提示疾病的本质和趋向，通过临床施治，最终取得阴阳平衡，使疾病痊愈。
在治疗上，倡内外兼治，扶正祛邪，按期分治。外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分内治和外治两大类。外治则根据就诊时的阴阳辩证，按疾病的不同时期而施药。内治之法遵从整体观念出发，同时结合外科疾病发展过程的特点，针对病邪与正气的强弱，在疾病的不同时期确立消、托、补的治疗原则。然后循此治则运用具体的治疗方法，如解毒、清热、和营等法。但用药时一定注意如下几点：一是中病即止，忌单用苦寒之品治之。因过寒则易伤阴败胃，并且过寒易“冰凝肌肤”，使气血流通受阻，其肿胀更不易消散，应尽量择用花草及甘寒之清热解毒之品，如双花、野菊花、芦根等；二是在清热同时勿忘同时加入活血理气通络之品，如丹参、当归、青皮、陈皮等，优点是一可缓解过寒之弊，二可清热同时使气机得通，瘀血易化，经络通畅，其肿胀也亦消矣，三有止痛之功；此外慎用解表或发汗之品，中医有“疮家不可发汗，汗之则痉”之说。临证不少疮疡病人，不同程度可见发热、恶寒之症，切不可一味解表为主治之，当以清热祛邪为本治之，热去邪除，其表证当自解也；阴证者当以扶正祛邪为主，切不可一味祛邪，因阴证者多发于年老或体弱之人，其证也多伴有虚寒之候，故治疗时当以扶正为主，兼以祛邪，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抗病力，其邪才可易解。否则若以祛邪为主，其正更虚，其邪更不易去。故治疗时当首辨其何虚而补之，在此基础上再辨其邪为何，分而别之用药。
3.注重脏腑辨证，强调顾护脾胃，并贯穿外科治疗的始终
在治疗外科疾病过程中，邓老分外强调脾胃与外科疾病的关系。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凡学中医之士无人不晓脾胃之重要性。尤其在中医外科疾病中，属火毒者居多，故清热解毒法的运用比比皆是，但医者不能只知疗疮治疡，视脾胃而不见。要做到调治脾胃贯穿治疗始末，凡见食欲较差，或食不知味，或无饥饿感者，都坚持无论何治法均加入化痰健脾开胃消导之品，如苔腻者加陈皮、半夏、茯苓、莱菔子、焦四仙等化痰健脾之品；恶心者加竹茹、砂仁、旋复花降逆止呕之属；口臭食积者加莱菔子、鸡内金消导之药；腹胀者加大腹皮、厚朴、槟榔等理气散结之类；腹胀便溏者加白术、山药、茯苓、扁豆、黄芪等益气健脾之剂；便秘、腹胀，舌淡者加白术、火麻仁、肉苁蓉、当归等健脾补肾、益气养血润肠；肝郁克胃者加柴胡、枳壳、半夏、白芍疏肝和胃。总之，无论辨为何病何证，凡脾胃虚弱、胃气不降、脾胃湿热等证，均需加入健脾、消导、化痰、理气、化湿等药以促进脾胃恢复，绝不能单一清热解毒一味投之。在治疗外科疾病后期，如者溃疡期，脓泄后气血亦伤，需补之。但未必全以党参、黄芪、当归、熟地黄补之，疮疡溃后患者全身及局部气血必流通不畅，故不宜纯补之。一般溃后患者（因前期治疗）脾胃也受创，通过调理脾胃，增进患者食欲，补其后天之源，其实也是补也，还无补药之弊病，再辅以调和气血，使气血得以流通，其病才更加易愈。笔者初学时只记教科书中曰溃疡期以补法为主，故每见溃疡多投以党参、黄芪、当归、熟地黄之类补之，患者多饮食不见改善，反多产生腹胀，纳呆诸候。邓老常曰：“就诊中医者以慢性病居多，疡科亦然，其各种慢性病中属于纯虚、纯实者甚少，而辨为虚实夹杂者甚多，故重视脾胃就显得尤为重要。
4注重辨病辨证结合，强调辨病准确，辨证合理，注重合理遣方用药
（1）辨病求实：曾接诊一“慢性阑尾炎”的患者，服中药大黄牡丹皮汤加减五剂不效，其疼痛反而加剧，再诊其麦氏点确有压痛，但细问患者疼痛时轻时重，且有完全缓解之时，并诉疼痛加剧时会向会阴放射。故检查泌尿系B超提示右输尿管结石约0.6cm大小，后改三金排石汤七付，嘱多饮水，多蹦跳。五天后来诊告知：第四天服药后疼痛加剧不能忍耐，在附近医院注射阿托品0.5mg，傍晚排尿排出结石一枚而愈。患者有急性阑尾炎史，查有下腹麦氏点压痛，诊为阑尾炎，故按肠痈治之，服用大黄牡丹皮汤不效而腹痛反而加重，且疼痛有缓解期和疼痛向会阴部放射，最后经B超诊断为泌尿系结石，服排石汤而愈。说明其诊断的重要性。故笔者认为无论何先进方法、仪器本无中西医之分，只要唯我所用可帮助辩证施治，皆可信手拈来，不必有中西之分。故邓师一贯认为：“无论中医、西医，也无论中药、西药，只要能医好患者之苦，皆为好方法好药。百姓看病也绝不会问你是中医、西医，唯问可否解决问题，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治愈疾病就唯其称道，唯其首选也”。
（2）审证求因：患者就医无效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医者所致，也有患者所致。其医者所致最常见原因是对该证（病）病因、病机把握不准。中医临证是通过四诊及其它方面所搜集到的资料找出致病因素，也通常是我们所说的辩证施治。面对无效病案，医者应仔细四诊，重新辩证常可取效之。值得注意的是此“因”多指该病的病因和致病的病机，与西医所说的病因、病理不是一个概念，勿对号入座。现不少中医医者一提到各种炎症就想到清热解毒；一遇到糖尿病就想到如何用中药降糖；一碰到血栓就想化瘀。除此之外尚有不少中医学者将中药中的各种成分去用于治疗各种病症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医的辩证施治，辩证求因。吴XX，男，46岁，因腹泻、腹痛不愈4年余，经结肠镜发现乙状结肠粘膜充血、水肿，有数个小出血点和溃疡，诊为慢性结肠炎。遍服西药激素、抗生素、肠粘膜保护剂及中药（清热利湿、涩肠止泻）均无明显效果，停药后仍腹泻3-5次/ 日、时而便鲜血，腹痛而泻，泻后痛减。舌苔腻，口臭，时有腹胀、纳不香，大便臭秽不可闻，脉滑等症。辩证为肠胃积滞，处方保和散和平胃散加生大黄 10g加减，前后共服60余剂，最后以参苓白术散收功而愈。此患者初服药后腹痛略增，大便略多，5-6次/日，后因积滞排出，大便1-2次/日，且大便逐渐成形而愈。此案其主要病因为肠中积滞而致病，即谓古人曰“无积不成泄也”。其诊断依据为舌苔厚腻，纳食不香，口臭，大便臭秽，时有腹胀。其前服用清热利湿、涩肠止泻中药不效，是明显未辨对其泄泻之病因，改消导剂为主治之，佐以攻下之大黄而愈。
（3）辩方求准：病症不效或少效者还常可见到：疾病辩证准确，但择方不准确，也常会影响到治疗效果。如曾治疗一女性患者，因生气后致胸闷、心悸、失眠，他院诊为心动过速，心肌缺血，服中药10剂不效。观其方为逍遥散为主，辩证不可谓不对，择方也无大错。细询问之无纳呆、腹胀、便溏等症，反见舌暗红有瘀斑。辩证气滞血瘀，改为柴胡疏肝散加桃仁、枣仁7剂后症状明显减轻，20余剂后复查心电图正常，心悸、失眠、胸闷具消而愈。逍遥散和柴胡疏肝散均可治疗肝气郁结所致疾病，所不同的是逍遥散中有茯苓、白术健脾益气，是为肝郁脾虚所致，而柴胡疏肝散中辅以川芎、芍药活血化瘀，为治疗气滞血瘀更为适宜。此患者除有肝郁之侯外，其舌暗红有瘀斑明显为肝郁血瘀，故柴胡疏肝散加化瘀之桃仁和养血安神之枣仁更对症。这就是中医的辩证施治，西医的“个体化”也。
（4）辩药求精：临床上不效患者还可见一种情况，诊断无误、辩证正确、择方也准，但在具体药的择用、药量上不对或主药未选对而致不效。现举一例说明之：谢某，女，36岁，经友人介绍来诊，主诉习惯性便秘4年余，经结肠传输试验诊为结肠慢传输病。中医诊为脾虚气滞，服某师中药枳术丸30余剂不效。来诊时患者症见便秘3-5日一行，大便不干，便后仍有便意兼见腹胀、纳呆、舌胖大而淡，脉细。其诊断、辩证、择方基本正确，邓师也以枳术丸加味治之。脾虚气滞择枳术丸加减无疑，但其方中白术只用10克，枳实仅用15克，意用枳术丸，实为枳术汤加味故无效，枳术丸治脾虚便秘是白术20克，枳实10克；而枳实20克、白术10克实为枳术汤，枳术汤专治脾虚水气停于胃脘者，当以心下痞满为主，故不效。改为白术30克，余同前者，7剂后便秘基本缓解，大便1-2日一行，便后便意感消失。因此病需较长时间治疗，故嘱原方制成丸剂缓图之。本案诊断、辩证、择方基本无误，但其主药之量不足而无效，改后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此为用药之不精。无论初诊、复诊无疗效者，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其实是医者提高疗效和医疗技能的一个好机会，久之才可更好的提高诊疗水平积累临床经验。遗憾的是不少医者对此并不重视之（无效病例），遇之不深探其因，不重视择方选药，其医术提高实为空谈（当然提高诊疗水平不仅此唯一路径，其基本功的掌握，诊疗方法的不断提高，学习先人和成功的经验也缺一不可）。故对医而无效的（无论本人或他人诊治的）都要十分重视之。重新判定其诊断的正确与否、病因辩证是否正确、选方是否对证、用药是否得当，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重新认识和治疗，这对临床医生疗效提高，经验的积累和增长，是十分有益的。
目前中医所单独诊治的疾病约80%以上多为各种慢性病、诊断不明类的疾病、尚无特效药物的疾病、功能性疾病或经多方治疗无效的疾病（也有人谓之为中医优势病种）。这一现象也就决定了中医疗程多较长，因此无论中医初诊或复诊的病人，治疗无效情况非常常见。笔者所见现在医者对此多不甚重视或中医诊疗不正确，例如临床上想当然治者有之；望闻问切不全或过于简单有之；忽视患者诊疗经过者有之；以西医病名开方者有之；依据中药成分处方者屡见不鲜；完全凭化验数据处方中药者比比皆是。
邓师认为关于疗效的有无不外乎三种判定标准，1.医者以患者的自觉症状改善为主；2.以患者的体征和化验数据为主要判定标准；3.以患者自觉症状联合体征和化验数据为判定标准。笔者觉得以上三种都可以作为临床疗效标准，但以第三种为判定标准更为全面（当然临床上有症状而化验正常者有之，反之也有化验指标异常而无症状者。故笔者认为依据病人个体情况以单一标准判定也是可以的）。其有效无效也和治疗时间有密切的关系，应区分不同的病种和病情程度，来判定是否有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