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析这一问题前，先要了解当时中国哲学基本理念为何构架。中国哲学的时空观虽然在春秋中国时就有了探讨（比如孔子感慨的“逝者如斯夫”），但当时作为主流思想的儒道法墨各家学说都没有深入探索世界的起源，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宇宙观、以及相应的世界起源学说。真正开始探索世界起源的著作要从《吕氏春秋》算起，而形成系统认知的宇宙观还要到西汉的《淮南子》。
之后儒家的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把不少诸子各家的思想融入儒学中，其中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引入五行来解释春秋大一统。从《礼记·月令》开始，将每月与五行进行了联系；到《淮南子·时则训》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夏末土”的说法——董仲舒也继承了此理念，认为“天有五行”，把天也四季相连。
而天与时间之所以相连，是因为农业文明都要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常用的有圭表法纪日和日晷法计时、此外还有通过星宿、月相变化作为历法——天，因此成为时间的代表，天有五行就是赋予五行时间属性。从《礼记·月令》开始的各种月令中就以月为计时单位，并配以当月各种特征性自然物候和人文活动——这其实是把空间多样性归属于统一时间下。于是，中国哲学“时间第一性”、“空间隶属于时间”的理论就此诞生。
到了东汉，政府在白虎庵召开了次意识形态讨论大会，并最终形成决议、成为帝国的主旨思想，这份决议即《白虎通义》。《白虎通义》可以视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纲领性的总结文件。其中，不仅确认了五行作为最高主旨思想，还确认了“动”高于“静”、即阳胜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呼应时间高于空间。这在讨论宇宙起源的《天地》篇中开宗明义道：
“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始有太素”。之后引用《易纬·乾凿度》进一步说明这三个概念，“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妇随”。
在这里能动的气作为动态元素、被视为世界之源，与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基于静态空间的四元素说完全不同；气然后聚拢形成了物的外形，最后静止后成为物内在质地。从中可见，《白虎通义》认为是先有动再有静，与之对应的就是体现能动的时间先于体现静止的空间——时间先聚焦出空间，再静固成物质，这和当今理论物理界最前沿的超弦理论有相似之处。三者关系类似汽、水、冰，而这其中运动的气是中式原子论的最基本单位，体现出类似现代科学的绝对运动、相对静止理念。
由此可见，从战国到两汉，中国形成了一套以时间为根本、五行为规则的哲学观；这套哲学体系的巅峰就是“两汉经学”，以五行为行为准则，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伦理规范。在这套伦理规范中，人的行为作息被要求与自然时节的流转保持一致，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而天时作为世间一切的主宰，在人间的代理则为当朝最高统治者皇帝，作为“天之子”的皇帝因此具有统治帝国境内所有臣民的合法性。如果天子做出了成绩，那么上天会在世间呈现出“祥瑞”以示褒奖；如果天子犯错了，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眚”以示警戒——这就是天人感应。最后，如果当朝统治者无视上天警戒而一意孤行违背自然与社会秩序的话，那么被统治者就可以依据“天道”推翻当朝统治者，王莽篡汉就依据此理。
两汉经学在此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家庭伦理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但最后还是随着东汉政府的倒台而被魏晋玄学所取代，这又是为啥呢？要回答这问题，其实以希腊哲学为镜，更能直观的了解东西方哲学的差异：
先来说说西方哲学的时空观，其代表是柏拉图的几何主义与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时间观。希腊哲学几何学的源头在毕达哥拉斯，就是发现勾股定理的那位先哲。他是研究数学几何的先驱，以至于他觉得数学是神一样的存在、是世间真理。柏拉图对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很是欣赏，所以他也认为几何学是理念、灵魂的本质。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有个著名的比喻，以显示现实表象与内在规律的区别，即“山洞里看人影”：一个人被困在山洞里背对洞口，其背后有堆火能把光线投射到他眼前的洞壁上，于是那人只能看到他的在壁上的影子、并不可能避免的以为这影子就是实在；直到有天他逃出山洞、见到阳光下真正的实在物体，才会发现过去自以为的实在其实是影响、他被影响骗了。
于是，柏拉图得出结论：我们其实就像那个困在山洞里的人那样，被各种客观现象所欺骗了，我们看到的映像并不是真正的实在、而是被扭曲的错觉——所以我们要挣脱束缚爬出山洞才能认知真相，必须摆脱客观现象对人认知的扭曲！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因为柏拉图是几何主义者，所以他认为几何学构筑的空间就是这真相；又因为当时的几何学只能反映静态空间，所以他认为凡是“动”和“变”的东西都是对几何学的干扰、并遮蔽了人对空间的正确认知，必须将其坚决剔除，以得到纯粹的空间表达。
所以人要达到对纯粹空间的认知就必须不顾现实运作、甚至违背现实运作，这种无视现实的认知就是“理性”、后来康德批判的纯理性就是这东西。而什么是造成运动和变化的主因呢？
是时间！所以柏拉图所向往的灵魂和逻辑是剔除了时间的纯粹空间，这也是“永恒”的由来！这种时空观成为了其后希腊哲学的主流时空观，比如“四元素说”就是柏拉图用四种正面体来解释世界的最基本构成；这种时空观以后更是流传到基督教进入罗马的时代，如基督教“三位一体”则是把永恒真理与天父、圣子耶稣强行撮合在一起。这也是为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批判希腊哲学是“静态”哲学的根本原因。
当基督教传入希腊罗马后，因为基督教本身并没有啥高深的教义，所以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开始融合，其主要表现在新柏拉图主义对上帝和《圣经》的解释不断深入。而其中最伟大的宗教哲学家就是圣奥古斯丁，他既是古代宗教哲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鼻祖，其哲学史地位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并肩。奥古斯丁主要著作之一《忏悔录》中对时间的诠释成为后世哲学的根基，至今西方哲学家各种对时间的解释都没超脱奥古斯丁的诠释。
那么奥古斯丁的时间是啥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时间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盼！这种解释是对柏拉图几何主义的继承，他把时间切分成了一段段空间，并把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统一在同一空间下——把过去和未来的时间都统一在个人在当下的认知中！
这种切割，就解释了没有时间的纯粹空间的存在。而时间也被从灵魂中剔除：奥古斯丁认为虽然时间渗入了我们的灵魂中，但时间并不成为人灵魂的一部分、时间依然是灵魂的“外在者”，只不过他能遮蔽灵魂对空间的正确认识——在这点上，奥古斯丁又继承了柏拉图对时间的敌视。而且这种解释又能与圣经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情节相契合：
纯粹空间是上帝，上帝创造的人相当于哲学中的灵魂、是纯粹空间的衍生，而时间就像撒旦化身的蛇、总想遮蔽灵魂对上帝（纯粹空间）的认知。他诱骗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产生了羞耻感而不再纯洁；相当于人的灵魂被时间污染后，不再能正确的认知纯粹空间（上帝真理）、而被现象所蒙蔽。
上帝把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因为人有了罪、这就是原罪，人的灵魂要得到拯救就必须忏悔——所以奥古斯丁把柏拉图要求从人的认知中剔除时间的哲学观与基督教经典相结合，并上升到了基督教信仰的高度！而从此开始，空间与时间就形成了二元对立，既是主观认知与客观存在的对立，又是上帝与撒旦之间善恶之辩的汉贼不两立！
这种时空观一直影响至今，今天的理论物理界虽然不再持时空二元对立的理念，但还是力图用解释空间的方式来统一对时间的认知。空间第一性、时间隶属于空间，一直是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主流思想。
将柏拉图哲学与两汉经学相比，可以发现：经学一个重大疏漏在于没有能区分外在现象与内在本质（规律）的区别，认为凡是呈现在眼前的现象就是其内在本质的体现——在这点上，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唯物主义类似，就像亚里士多德仅凭直觉观察就认定“力是维持运动的基础”那样。
这种对客观现象的照抄照搬难以解释自然与社会中新现象的产生，所以时间一长就会必然会出现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现象。在西汉晚期，刘歆等还能借助古文经学来挑战今文经学的权威、并做些创新；而到了东汉后期，连这个托古的操作空间都没了，而社会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之后，主张“体用二分”的玄学兴起，将现象（用）与本质（体）进行了区分——于是经学就不可避免的衰弱了，同时也宣告客观唯物主义时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结束。
经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特征，反映在易术上，就表现为在创作占卜技术时，往往严格遵循当时的天文历法。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六爻纳甲，严格遵照立竿测影的原理来编排64卦，其他如奇门遁甲等也遵循相似的原则。在这些秦汉及以前的易术，可以发现其中“卦象”占据最核心地位，而“易数”是用以辅助卦象的。
所以在操作这些易术占卜时，必须以象为关键来进行占卜、而不是像宋代之后的占卜那样先易数后卦象。而宋代后易数地位超越卦象、成为易学的首要核心，也使得宋以后的易学家们错误的认为之前的易学易术也是“数在象先”，于是越研究越远离真相了。
所以为了还原易学易术的发展历程，必须先抛弃宋以后的易学范式、从蒙昧开始从头学起。尤其是在研究宋以前的易术时，必须先屏蔽邵雍提出的“先天数”，因为在宋代以前的易学、尤其是易术中是没有“先天八卦”“河图洛书”这些易数概念的（唯一可能提及先天八卦的《周易参同契》也丝毫不涉及先天数的形式）。当时的易数其实和数学数字并无多大区别，而且也是以表述时间的方式出现、其主要形式就是天干地支。
不过，虽然经学体系在今天看来很幼稚，但其给中华民族思想史的发展，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纵观古代世界哲学，除了中国外都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力压客观唯物主义者一筹，在西方古代哲学中柏拉图的影响始终大于亚里士多德。为何出现这种现象？
关键在于客观唯心主义者能够通过逻辑演绎，发展出一套系统性理论来解释世界，如柏拉图的以几何学为核心构筑的理念说，等等。而客观唯物主义者只能机械的记录各种自然现象、而无法从中提炼出一条完整的主线，如亚里士多德虽然是百科全书般的记录了他能观测到的自然与社会现象，但他无法从这些现象找到一条串联主线。因此，从说服力上看，客观唯物主就不如客观唯心主义那般使人信服。
中国的客观唯物主义在战国到西汉时，也面临着数学主义者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大衍之数”就体现了数学的强势。但中国的客观主义者却找到了一个能统一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串联主线——时间。因为时间是无时不刻的存在于所有空间内、所有空间变化运动又离不开时间，而时间又是同一分布与所有空间里、同一时刻内所有空间里的时间是相同的——所以时间就成了统一空间不同性的纲领。
而在当时能准确报道时间的主要途径来自于对天象的观测，所以“天”就成了时间的代言人。又因为时间是通过天体位置的变化来被人所感知，所以天体做过的轨迹“天道”即成了主宰世间一切运动变化最高规律、天道就成了当时的最高真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的崇拜，本质上是对时间的崇拜，这也是为何中华文明特别看重历史记载和祖先崇拜的根本原因——历史是静固的时间、祖先是家族对时间的追忆。
总而言之，在传统文化中：时间是我们的上帝，历史是我们的圣经，祖先是我们的圣灵。两汉经学之所以带来了五行的繁荣、并成为当时主流思想模式，是因为五行是当时对时间最有效的描述、比八卦更贴近四时流转。也正是因为我们文化中对时间的崇拜，从而奠定了如今我们的文明更能接受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主观唯物主义的文化基础，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在全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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