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性话语中的性别差异
福柯对话语这个术语的使用是历史性的，并且这对于此概念的分析力量至关重要。就我的目的而言，必须将重点转移，以理解，几个共存并且潜在矛盾的性话语，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为男性和女性提供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权力。这样，对这些话语的历史的参照将只是附带提及（但可参阅福柯1979a；布兰德和霍尔伟，unpubl；希思，1982年）。鉴于我随着主体性在话语中再生产（re-produce）而将其理论化的目标，分析必须得部分应该是个人家谱。
为了对我收集的与性相关的叙述进行解读，我划定了三种话语：男性性驱力话语；持有/拥有话语；以及性自由的话语。我通过结合自己的知识和数据的提示（一种格拉泽和施特劳斯1967年称之为“扎根理论”的做法），得出了这个三分法的结论。很清楚，我的假设和研究参与者的假设共享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常见的历史生产；它们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也是可以认出的。某些假设比其他的更为广泛传播（的确，有些人会说，男性性驱力话语是通用的，并且，这一话语支持了它基于男性性欲生物学“事实”的声明）。识别带有不同边界的更多话语，将会相对容易一些。然而就我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分析性别差异在定位主体性中的作用时，对这三者的使用。
男性性驱力话语
这几乎不需要什么介绍，因为它在有关性的意义生产中是如此熟悉——如此霸权，或者说占主导地位。我的一个男性朋友用简洁的话抓住了它的要义：“我想操。我必须操。我一直需要干，想要操。自从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总是渴望去操。”其主要宗旨是，男性的性欲是由生物驱动直接产生的，其功能是确保物种的繁殖。这一话语在常识性的假设中随处可见，并且被专家们复制和合法化，包括心理学家在内。例如，安东尼·斯托尔断言说，
“男性性欲由于其追求和侵入的原始需要，确实包含了一种侵略性的重要元素；在屈服并服从的女性那里，这一元素既得到了承认也得到了回应。”
（在1981年5月24日《观察家报》中引用；原文未使用斜体字，由我作了字体改动）
这一话语通过得到科学解释支持而被专家所推崇的最近的例子，是格伦·威尔逊使用社会生物学，来攻击女权主义基于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理论，对性别差异进行的解释。他论点的效果和意图是要将女性的位置说成是生物因素决定，因此而无法改变的。我在其他地方曾试图说明，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和理论的起点，心理学是如何尤其容易受到这类生物决定论的影响（霍尔伟，即将谈到）。
拥有/持有话语
它的重点并不直接是性，而是和一夫一妻制、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相关的基督教理想。妻子和情妇、处女和妓女、玛丽和夏娃之间的分裂表明，这和男性性驱力话语一起，在构建男性性行为中怎样地共存着。在某些方面，这些话语的论述是一致的；例如，它们都在性与生殖相关联的假设上享有共识，并且都承认性是异性恋取向的。但是，这两者为男性行为提出了不同且矛盾的准则。
这一矛盾，通过归罪于女人，而在男性那里得到了解决。不论是女性被分为两种类型（如上面所说），还是最近，女性被期望同时成为两者，都是这种归罪的体现。实际上，我们最后得到了双重标准（这虽然得到了广泛承认和批评，但未能完全改变做法）：男性的性行为是通过男性性驱力话语理解的：人们期望他们在性上面没有节制且不加控制——“这仅仅是天性”。
下面是《多余的排骨》（一份英国女性主义杂志）中，出自一位男性的来信，它展示了这些话语如何可以共存于一个人的信仰中：
作为一名成年男性，我完全支持新的“女性反对暴力对待女性”运动，附带条件是，支持者们应该意识到，大多数男性是正派的，有着合理的高原则并且尊重女性为平等的伴侣，只有一小部分是严重反社会的。但男人有其动物性，您是否认为，解决强奸的方法，是建立秩序井然的国营妓院，来满足在我们的社会中占了很大部分的单身、性挫折的男性？（《多余的排骨》1981年三月刊，第104页）
对女性来说，这幅景象更为复杂。在这一话语中我们对无性的坚持下面，是这样一种信仰，认为我们的性是狂热而危险的，必须得到控制。在地中海文化中，这一点更为明确，那里女性通常被归于两类中的一类：“堕落的”或是“尚未堕落的”（杜·伯雷，1974年）。它的含义是，女性的性欲是不可避免且危险的。（它没有被定义为一种缺乏，如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北欧那样）。维护家庭荣誉的仅有方法，是女性对男性控制的完全屈从。在这里，男人在女性身上投射了一种狂热而始终存在的性，它导致了非理性的嫉妒（摩伊，1982年）。随后，我将依据男性“对他者的渴望”以及他们投射的原因，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落入这与女性性欲相关的假设中去。
根据拥有/持有话语，女性的性欲被看作一种缺乏，通过她们同丈夫与孩子关系中的压力来避免的一种可能性。例如，尤斯塔斯·切瑟，1950年代的一位自由主义性改革者，认为女性的性行为仅仅是满足其“母性本能”和“在家庭生活中寻找乐趣”的前奏（1980年在坎贝尔引用）。
性别差异的定位
在继续谈论性自由话语之前，我将指出这两种性别差异话语共存的主要意义。并不是说，女性的性欲在男性性驱力话语中未被构建。而是说，女性被视作其客体。在这组意义中，女性的位置是作为促成男性自然性冲动的客体：
威尔：呃，在青春期，我很确定地感觉到有种非人力所控制的性欲。但不是说女人做了任何特定的事情。可以说，是我的需要让我如此。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女人都可以让我这样，即使她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就是我说，感到被一种抽象的、人力不能控制的性欲完全奴役，是在讲什么。
但是，在实际的恋爱和性行为中，女性并不仅仅是男性性欲的倒霉受害者。安吉拉·麦克罗比在她对青少年工人阶级女孩进行工作时总结说，“她们的目标就是吸引并留住一个男人”（麦克罗比，1978年）。通常被接受的，女性气质的做法，认为在对男人具吸引力上附加有地位和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吸引他们，女性可能会占据男性性驱力话语中的客体位置。女性常常被看作通过她们性吸引的力量在“俘获”男人。但性也可以从拥有/持有话语引出其意义。例如：
多特：有一次我确实和查尔斯做爱了，那感觉真的很棒，好像有极其重要的事在发生着。但是我没有高潮……也许是太过紧张之类的。I don't know I was very turned on.是和他做爱而不是另外某个人做爱这个想法。看到这一景象让我的身体因为兴奋而颤栗。那强化了我的预感，就是在这个念头上的投资。我爱上他了。不是做爱本身，是关于做爱给我带来的权力（可以承认自己与他的关系）的某些事情。显然我过去从不曾有过。
尽管，通过说她“当然”不曾有过任何承认关系的权力，多特将她自己置于性自由的话语（见下）中，但她对这一次性性接触的解读，甚至她身体的性反应，都是通过与拥有/持有话语相关的那组含义构建的。在另一个时代，“留住一个男人”就意味着结婚。这里它被表示为想要一段关系。它造成了将女人作为拥有/持有话语的主体来定位。尽管并未对多特与查尔斯之间的事说过什么，但那些含义是她感情不可剥夺的一个特征。我们不知道查尔斯是否通过拥有/持有话语对多特进行了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以互补的方式，这个男人被置于这个话语的客体位置。这构建了意义，并且影响了一些男人的做法。例如，吉姆就因为这可能意味了有关承诺的不好的东西，而避免随便的性接触。在接下来的摘录中没有指明，但基本的一个假设是，一段关系是女人会要的东西。互补的位置（他不）也很明确：
吉姆：我感觉，性有几分危险。如果你有性，就意味着你以某种方式作出了承诺，而我不希望那样。同样，如果你只是做爱而不建立关系，那是件很傻逼的事情，只有其一部分而没有另一部分。
性自由的话语
我研究中性行为的参与者（1980年时，年龄平均30岁左右），如果不求助于第三种话语，便无法理解：那就是“性自由”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一夫一妻制的原则被明确挑战了，如来自1966年学生基督教运动的评论阐述的那样，预言性地说，从拥有/持有话语内部被挑战了。“基督教会‘性行为应局限于婚姻’这一教导，作为一种理论被频繁地攻击，并在行动中被无视。”（性与道德，第4页）性自由的话语由于假设性欲完全是天生的，因此无法被抑制，因而是男性性驱力话语的一个产物。类似地，它将个人看作性欲的中心点，而不是依据关系来看待它。[6] 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区别于男性性驱力话语：它对女性应用了与男性同样的假设。换句话说，它至少在原则上，是非性别的。在1968年，万斯·帕卡德的书《性的荒野》的一个评论者以下面的条项总结了性自由社会的特点：“总体上，两种性别的年轻人都相信，他们有权力以自己选择的任何方式表达自己的性，只要没有伤害人。”（原文无字体变化，斜体字由我改动）通过某种方式，女性现在可以是话语的主体，这种方式意味着，基于我们天生的性驱力与男性平等（或相同）这一观念，主动发起一个性关系。但是，性关系中的性别差异不是忽然转变的。差异并非忽然间就转变过来，这证明了，认识到话语特定于历史的属性，它们与已经过去的事物的关系，以及如性自由时代的一夜情之类的实践如何并非是单一话语的纯粹产物，认识到这些的重要性。传统话语中，男性位置与女性位置之间的差异，从未在性自由的话语中消失。比阿特丽克斯·坎贝尔总结了女性运动中，女人们现在共同认识到的东西（当时她们很多人信奉性自由话语中的性平等）：
[性自由的时代]也允许女人的性。它没能做到的事情，是在性开放于男性和于女性有差异的影响面前，保护女性……它是关于肯定年轻人性欲和滥交的运动；是无差别的，[只要她是个女人]。正是对性欲的肯定，颂扬了男性的性欲。（坎贝尔，1980年，第1-2页）
在下面的摘录中，乔描述了开放的性为何使她感到疏远：
乔：我曾幻想它[性爱快餐]是这样，但它从未像那样起作用——甚至当那个人完全是个陌生人的时候。之后我只看着那个陌生人，并对我刚刚和他做的事情感到完全疏远。我的意思是，真的不舒服到了极点。我为什么做了这个？我想，我几乎从没有在那种情形下出现过，因为我太谨慎了。你知道，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有太多东西是我无法放手的……科林：你不正说到点子上了吗？——为什么会有吸引力？不正是因为那是个陌生人吗。这和你以后的生活没有关系。不会导致什么损害，或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你知道。
皮埃拉：是的。你并不一定要与那个人有关系。
乔：但我觉得我无法没有关系而有性。因此，如果我没得到关系，性就是感到疏离的，因为对我，性是用来表达这关系到底是什么，将会成为什么，可以建立什么以及我对这个人感觉如何，如果不是这样，我确实真的感到糟糕。我确实感到，如果我要的全部就只是性爱快餐——也就是释放一些性压力，那么我手淫会更快乐一些。科林：但是，我认为那并不是性爱快餐的本质。
乔的性的意义，与性自由的话语并不一致，因此这一话语促使的行为就感觉错了。相反，科林的陈述则出自性自由话语的假设。他对性爱快餐吸引力的陈述，使得吉姆上面所说的真相大白。与拥有/持有话语相反，性自由的话语并未隐含任何承诺或责任。如果吉姆能够通过性自由的话语而不是拥有/持有话语来为自己定位，性将不会显得如此危险。但是，如我将在这一章的第四部分论证的那样，性的意义要比这矛盾得多。[7]
一个话语再生产（re-produce）的行为并不是中立的。性自由话语的解放效果队女性来说尤其矛盾。这一话语当然地加强了男人对没有情感亏欠的异性恋行为的力量（男人的“权力”）。随后我会回到为何男人对此比女人获利更多的问题上。
总结及这一话语分析的重新陈述
对这三种话语的分析，我提出了几点看法，它们对于使用话语分析理解性别差异、主体性与改变的关系，有着理论上的重要性。
(1) 话语为主体性提供了可占据的位置。这些位置处在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像一个句子的主语和宾语[8]那样（并且也确实是通过这样一种语法来表达的），女人和男人通过一个特定话语提供的意义，被放置在彼此的关系里。向男性“屈服并服从的女性”（斯托尔，在第231页引用）。
(2) 由于传统的关于性的话语是有性别差异的，所以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占据主体或客体位置的机会并不是平等提供的。（让我们反过来试试斯托尔的陈述吧：“向女性的侵略性追求屈服并服从的男性”。）这同样适用于可依据性别差异的话语理解的行为。例如，当涉及到掐屁股或吹口哨挑逗之类的行为时，将自己放在男性性驱力话语的主体位置，对女性来讲实际是不可能的。
(3) 这些位置，被指定给了“男人”或“女人”的一般类别。尽管男人和女人占据这些位置并不是特定的。他们在彼此关系中的做法依据性别差异的话语而呈现出意义。
(4) 行为和意义有其历史，从相关人的生活发展而来。这些历史并非单一话语的产物（尽管，根据一个话语的主导位置，意义可能多少是相同性质的）。
(5) 因为话语并不通过特定女人和男人的行为和意义，独立于其重现（reproduction）而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考虑男人和女人的主体性，对改变某些话语的统治地位与新的话语的发展（例如由女性主义者表达的那些）负起责任。为何男人“选择”将自己置于男性性驱力话语的主体位置？为何女人还继续将自己定位为其客体？这一点对女性来讲有何意义？拥有/持有和男性性驱力话语间的矛盾如何生产了一个特定异性恋关系的实践？这些实践是否对女性和男性来讲意味不同，因为它们通过不同的话语被解读？为何，以及，是在过去和现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通过拥有/持有话语解读一个性关系？
(6) 通过提出这类问题，可以避免视话语为机械重复自身的分析——一种不能解释变化的分析。通过展示，主体的投资，以及话语提供的可用位置，是社会建构的，并且是主体性的基本要素，将可以避免对行为和变化的决定论的分析。
我们如何才能通过一种能够解释变化的方式，来理解性别差异？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那么范式从性别差异的生物主义理论到话语理论的变化就不构成太大的进步。如果话语的概念仅仅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替代物，那么我们就仅剩下两种可能性可从中选择一种。无论是这种解释将话语视为机械重复自身，还是——这也是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理论倾向——意识形态中的改变遵循来自物质条件的变化。根据对话语理论的这样一种使用，人们成为了自身之外某种观念系统的受害者。话语决定论遭遇到了对所有类型的社会决定论都很典型的，老生常谈的代理机制问题。
福柯的谱系学——因为它们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历史数据之上——并不记录话语的停滞，而是记录它们的改变。但是，在他使用来解释这类改变的理论中，有一个缺口。他强调了权力和知识相互之间的构建关系：它们中的每一个，是如何构建了另一个，从而生产出一个特定时代的事实。权力并非就等同于压制并且被视为可以在革命到来时被摆脱的负面的东西，权力被视为是生产性的，内在并不积极也不消极：能够生产出特定实践的知识、意义和价值，这些特定的实践与其他实践截然相反。他仍然没有解释，人们是如何作为当前特定事实的结果，而非其他结果而被构建的。任何一个当下，都是相互抵触，潜在矛盾的话语（例如关于性）而不是单一的父权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的优势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占用一个话语中的位置，而不是另一个话语中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机械的定位，男人在男性性驱力话语中占用主体位置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对他们来说，这其中是什么东西？什么条件下，男人会停止这么做？是什么导致了一些男人与另一些之间的差异？这些问题要求对个人的历史给与关注，以便看到话语中特定位置上的循环定位。它也要求一个涉及到该位置上的投资的疑问。
我感到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好的术语相当困难。“动机”暗含着生物决定的驱动或者说个人需要（以马斯洛德（1968）身份，参见第1章，第31页）。“驱力”的含义从精神分析理论而来，可以归纳为“本能”。这些术语都表达了从属于二元论弱点的概念。它们也从属于代理机制的解释
accounts的相关问题。因为，如果推动人们行为的力量没有理论化归结为生物的或社会的，它们就会一直被视为理性决策的产物。但是，跟随我们对理性主体的批判，一个类似于“选择”的术语并不能传达行动原因的复杂性。我选择了“投资”，因为它似乎避开了这里的大多数问题。另外，福柯选择用来指英语中被译为“情感投注（cathexis）”的那个术语的，是“投资”的德语词，Besetzung。两种用法有一些共同的强调重点，故这是一个潜在多产的范式交叉点。通过声明人们在占据话语中特定位置上有投资（这种情况下，投资是特定于性别的），因而在彼此关系上有投资，我要说明，对于那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满足，或债务清偿，或回报（这些术语都涉及到同一个问题）。满足可能与带来的其它情感矛盾。它并不一定要是自觉的，或理性的。但确有理由存在。下面的部分里，我理论化了从权力角度来讲这一投资的原因，以及它历史性地插入到个体主体性中的方式。（有关这些术语中的主体性的早期出现的解释，请参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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