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性暴力叙事

这个文本的故事很简单，即：“整起事件很可以化约成这第一幕：他（李国华）硬插进来，而我（房思琪）为此道歉。”这是这个文本最核心的故事，这一简单的语句可以让读者直接体会到这个性暴力叙事文本强弱双方在性这个场域中权力极其失衡的后果，因为权力强势一方的李国华“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而弱势的房思琪“在这爱里找不到自己”，试图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来“找回主导权”，试图通过去书店抚摸和阅读那些“绑架强暴案幸存者的自传译本”来使自己获得某种奇异的安心感。但这种虚弱的安慰起效很差，她还是被他“粉碎在话语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即使她知道这伪装的爱是“一切只由他的话语建构起来”，知道他肆意地“生产名言”用以操控她的身体，即使她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她知道李国华所谓的爱只是性，所以才有“太像爱情了”的害怕。

在她向母亲委婉的求助却得到鄙陋的驳斥以及向自己的发小刘怡婷诉说却遭到不理解后最终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就是李国华“对自己所做的事在思琪色身上发酵的耻辱感有信心”的原因，是“他喜欢她的羞恶之心，喜欢她身上冲不掉的伦理……她的羞耻心，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他利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使得受害人的自责与罪恶感的情绪，而她把自己幻想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证”的人，这种差别的形成可以在年龄、性别、职业身份与（性）话语权力上找到某种阐释。

作者将这个故事在年龄上叙述成一个是13岁的女孩，一个是50岁的国文补习班老师。这种巨大的年龄差别可以造成一个孩子对一个成年人有一种天然的畏惧与听从的习惯，即“眼前的人，年纪似乎已经过了需要守备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3岁这个年龄截点，因为14岁在我国法律中是主体是否有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截点，即在一段性关系中，不管这个主体是否自愿，它都会被法律判定为强奸罪。所以文本中物理老师试图告诫李国华说：“所以低于16岁，还没合法”时，他并没有在意它，他相信的是性禁忌感会抹掉这一担忧。作者在视频采访时将这个诱奸的故事强调为是“一个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并说“她心中充满了柔情，她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即使作者强调的作品中“既痛且快”的审美快感，但将年龄设置在13岁这个饶有意味的时刻，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放弃它的社会学一面，即“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种屠杀随时随刻都在发生并且不可遏止。这个年龄线意味着无论弱势一方如何被规训成一个驯顺的肉体，李国华必须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文本中的房思琪“从来没把老师当成男性，从不知道老师把她当成女性”，和“上课时间的老师是没有性别的”可以看出13岁的女孩子对于性别的某种忽视，这种忽视是危险而可怕的。她忽视了李国华只是从性的欲望的角度对弱势的她进行操纵，她同样忽视了像文本中张太太和蔡良这样的女性成为李国华帮凶的可能。当然她母亲鄙陋的性的观念以及整个文本中房思琪父亲的缺席是家庭层面的某种缺失。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女性总是从属于男性的地位是被整个社会文化传统凝结而成的不平等因素，这种不平等因素在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学科中不断地被追根溯源。像《圣经》中的夏娃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波伏娃提出的女人是相对男人的第二性，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论述的男权制社会中“男性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女性主义者将男权逻辑视为文化积淀的结果，所以如果女性要反抗这一男权中心主义，所付出的代价是艰难而漫长的。在“男性具备的是人的身份，女人是肮脏的性的身份”这样的文化鄙陋观下，李国华只把房思琪看成是性的猎物，作者在叙述他对房思琪由正常到疯癫的整个描写看不到同情。

女性将男权制深层意识化的心理后果是她们会鄙视自己并相互鄙视，同时影响着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以及对自己和同伴的鄙视。文本中的蔡良是中年女性，鄙视那些年轻的女生抢走了她的年轻而又品学兼优小男生，这是她的性的需求，所以她憎恨着那年轻的脸庞，因此“蔡良的正义”是认为那些被她载进李国华小公寓里的小女生们，“是她们吻醒了老师们的年轻”。文本中的张太太，她知道有钱的钱一维有家庭暴力倾向，即使自己穷死也不不会将女儿嫁给她。但是她却做了红娘，促成了听话的许伊文与他的婚姻，而作者饶有意味的将李国华第一次得知房思琪并将她纳入到自己性侵名单的契机交给了多嘴多舌的张太太。张太太只是邪恶的人格，而蔡良的社会性别倾向于了男性，是拥有着男权思维的女性，这也是女权主义者所要面对的困境。因此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包涵在社会性别之中是肯定了前者被强大男权制文化所渗透成社会性别的结果。

文本中几个补习班老师在酒桌上“敬台海两岸如师生恋般语焉不详的抒情传统”，这种“老师—学生”的职业身份关系里就存在着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相对传统君主权力的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即规训权力。在这个特定的场域里，“以身作则的导师指导学生追求尽善尽美的原则变成了教师要求学生尽善尽美的权威主义原则”。在这对权力关系中，强势的老师“永远属于一方过剩的权力”，实施着“不可逆的支配”，这种控制强化了“权力的不对称点”，使得“法律暂时搁置”。这就可以理解李国华听到数学老师那句告诫后云淡风轻的模样背后是一种权力极其不对称后造成的有恃无恐。在借助补习和检查作业这种规训权力中第三种的简单的规训技术，使得房思琪成为这种特殊技术的操练对象和性欲的发泄工具。

比起文本中他第一次的诱奸对饼干王的更多的是身体暴力，对房思琪更多的采取的是精神控制，这种不断对自我的规训操演使得外在的控制变成了主体内在的自我监督，即使在监督者缺席的情况下主体也时刻处在焦虑自己的状态是否正常中，这种规训产生的不断持续的压力使得人们变得更加服从、驯顺，使得房思琪在自己洗澡时进行自我分析：“她把手伸进去的时候，自我顿悟到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自己的童年”，并且形成一种压抑下扭曲的观点“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这是自我主体性崩塌前的预兆，然后房思琪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老师要了一千次她还是被吓到。这样老师太辛苦了。一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礼俗对立太辛苦了。她马上起身，从床脚钻进被窝”，于此，她想“总算现在她主动过了，他不必一个人扛着欲望的十字架了”。

这确实体现了作者视频采访中说的她存在着爱与性，这确实太像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批判当下爱欲缺失的模样：“爱情中的双方必须首先从自我中走出来，走进对方，让自我在对方中死去才能重生”。这一幕确实太像爱情了，房思琪用第一次自我的主动牺牲去理解对方，但是遗憾的是，对方的自我里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那里只有操纵与欲望。这种太像爱情的情境更加深了这对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自我内在的深入性，直至弱势的房思琪被逼迫成疯癫后李国华还在沾沾自喜着。这里确实没有权力的流动，这里只看到了李国华不断操纵着木偶的绳子使得房思琪完全变成他的性机器的暴力，而这暴力的外衣就是用文学话语编织的“话语矫正术”。

在福柯的《性经验史》中所说的进入规训社会后，对于话语的规训是强迫大家“接受一套很不理性、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规训的渗透，渗透进学校与家庭，而家庭作为儿童的“第一社会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参照团体”，《规训与惩罚》中认为“家庭内部，尤其是父母—子女单位中，这使得家庭成为考虑正常与不正常规训问题的一个最佳起点”，家庭成为了儿童最早的性别化活动的情境，在这里男女气质被逐渐规矩与训练，不断地操演。但是长久以来整个社会都被逐渐规训成“去性化”的，这是权力要求的某种性话语的禁忌，即权力要求你谈的性是“对允许使用的词汇”进行了“严格的净化”，何时何地不能谈性，何种场合，说话双方是谁，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中，在这种严格的规训中，父母与孩子、教师与学生都处于一种“约束结构”中。

在社会—家庭—儿童和社会—教师—学生这两个连接中。前者，房思琪被母亲粗鄙的性话语打断（“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骚”），并在这之后决定彻底沉默，这种房思琪话语求助后的沉默庇护了权力，从而确立了性的禁忌感；后者，教师携着教育行业的权威与社会文化所赋权的光环职业感确立某种教师的权力，而李国华又用文学的修辞包裹住自己真实的性话语，用补习和检查作业这种规训手段，用房思琪“相信一个可以整篇地背诵长恨歌的人”，使得她渐渐被迫相信了李国华的性是爱，而文学化的性话语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包装使得房思琪在日记中写道“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权力已经在性知识中注入了自己的操纵，而文学化的话语使得这种操纵更加隐蔽，那些伦理道德努力对女人作出男性道德的设计和规定，而文学唯美化了这些设计，使得处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的弱势的一方逼迫自己改变来适应这种权力规范的运作，但是在这之中自我也在丧失着主体性。所以最后作者将这整个叙事的责任推给了文学，是“文学辜负了她们”，作者用性话语的方式调侃了中国最古老的的伦理道德，即：“温良恭俭让。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力，恭喜的是初血，俭省的是保险套，让步的是人生。”

在性暴力叙事文本中，这是一个典型的弱势者失效反抗的叙事，分析这个文本时，我不得不将作者最终走向了自杀这个结局引入，因为正如作者所说“作为一个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它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所以，“当你处于权力的下流，你就不得不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叙述来解释一切”。作者叮咛人们“不要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她用叙事完成了文学与社会学事件的连接，反抗了房思琪式大质量的暴力，但叙事主人公房思琪疯掉了，自我主体性的崩塌使她不存在溢出与逆转的反抗权力的任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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