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了。明朝遗民在反思故国灭亡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败坏了士风，导致士大夫们整日里去讲什么心性修养，不去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实事，甚至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而“致良知”学说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违背了六经。于是，他们发出了“回到六经”的呼声。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主动担负起阐发六经本义的使命，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同时代的黄宗羲， 主张“治学必以六经为根柢。”（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顾炎武严厉批判宋代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心学，在《与周籀书书》中，明确呼吁人们“务本原之学”“鄙俗学而求六经”（《亭林文集》卷四）。
清朝建立以后，也选择了儒教作为国家宗教，并且把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的源头和基础，就是儒家的六经。由于清朝人文化水平低下，所以逐字逐句理解六经的意思，就成为一种必要。和明朝遗民回到六经的愿望结合起来，形成了清朝初年认真学习和研究六经的风气。
王守仁，别号阳明
这股风气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士大夫们，早就对以王守仁为代表的“致良知”学说发出过不满的声音。当时著名的儒者方以智，更是身体力行，著成《通雅》52卷，“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四库提要》）因为他认为，只有弄通了这些东西，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儒经。后来又作了《物理小识》，乃“《通雅》之绪余，掇拾以成编者。”（《四库提要·物理小识》）方以智以后，“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四库提要·通雅》）
顾炎武最重要的著作是《日知录》32卷，前7卷论儒经，后面的或论政事，或论礼制，都是治国中的大问题，或必要的问题。阎若璩最重要的著作是《古文尚书疏证》。列举一百多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乃是后人编造的伪书，不是儒经的正统。其中宋明理学、心学作为根据的，据称是尧、舜、禹等一脉相传的十六字治国秘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乃是伪造的《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文字，因此，它根本不是古代圣人传授的养心、治国格言。胡渭著《易图明辨》，考证认为，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最重要的著作《太极图》，乃是抄袭道教的东西，不是儒教的正宗。这样，宋代理学的根基，就遭到了根本的否定和动摇。
有时代的需要，有这些著名学者的带动，到乾隆、嘉庆时代，就形成了一股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学风。而这一时代的学者，也被称为“乾嘉学派”。近代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就特别钦佩乾嘉学派，认为他们的治学方法，是合乎科学的。并且由于他们研究了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也引起了科学史界的关注。
如果列举乾嘉学派学者们关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天文历算和地理学的著作，将是一个长长的书单。乾嘉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江永、戴震、惠栋等等，都有一系列自然科学著作。从表面看来，似乎中国在这一时期，对于自然科学特别地关注和重视。
如果考察乾嘉学派，包括他们前驱的科学著作的内容，则会发现，他们的科学著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正确理解六经。而他们的内容，也多数是有关儒经中所涉及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那些由利玛窦等人传来的、以《几何原本》为核心的科学知识，则被梅文鼎等人以精于考证的功夫，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勾股经典系统。
比如江永著《春秋地理考实》，其目的，是“或可为麟经之一助”（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序》）。麟经，就是《春秋》。也就是说，他这部地理学著作，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春秋》。所著《数学》，虽然吸收了许多西方近代的新知识，但总的体系，仍然是传统的，并且是在梅文鼎的方向上继续前进。江永的学生或者后辈戴震，是乾嘉学派中皖派的代表人物。他论及治经之难时说过，《尚书·尧典》中有“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要理解这句话，就必须弄清日月星辰运行的道理。要理解《尚书·禹贡》，理解《春秋》《左传》，弄清当时战争胜负、国家兴亡的种种情况，就必须研究地理，研究古今疆域、区划和地名的变革。《尚书》中有“辰弗集于房”，《春秋》等经中都有一些关于日月食、朔望、正月、分至的记载，要理解它们，必须懂得历法，甚至要自己会推步，即能够推算日月五星运行，才好确定它们的对错、真假。为理解《考工记》的各种器物，要懂数学。要理解《诗经》比兴的用意，必须懂得生物学，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形状和习性。于是，随着“回到六经”思潮的发展，天文历算、地理学等都随之发展起来。
和戴震齐名、作为乾嘉学派吴派代表的惠栋，其父亲惠士奇，也是一代名儒。他努力学习天文、数学，不仅懂得许多天文知识，而且弄清了许多历史情况，并著有《交食举隅》。这是一部研究日月交食的著作。被誉为乾嘉学派开创者之一的钱大昕，以治史见长，但在数学上，也有许多成就。钱大昕的数学水平，连当时兼管钦天监的礼部尚书也自叹不如。
因此，清代初中期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和经学的发展同步的。促进对传统科学、特别是算学的研究，是乾嘉学派对于中国学术的重大贡献。然而他们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治经，也就给他们的科学活动划上了一个天然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样的研究中，只有对往事的欣赏，而没有向未来的创新。
乾嘉学派自称自己的学问是“实学”，现在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实学”。历史地看问题，实与虚，是个相对的概念。朱熹早就称自己的学问是实学，而抨击佛教、道教是虚学。相对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乾嘉学派的治学道路可说确实是实学。然而实际上，他们企图从故纸堆中找到当时治国平天下秘诀的方式，也是非常脱离实际的虚学。他们的考证方法和成果，确实解决了许多学术史上的问题。他们考证的细致和广泛，甚至于到“考至于不可考”的地步。比如叔嫂之间是否有服丧的义务？“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到底是谁先说的？自然也是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然而乾嘉学派的目的，不是纯学术的，他们是要从六经中寻找治国理论的。他们相信，用自己的方法，是可以寻找到治国平天下理论，实现天下太平。
然而乾嘉时代尚未结束，民间以白莲教起义为标志的武装暴动就大规模地发生。后来又出现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洪秀全的起义。这些事实使人们把指责的矛头指向了乾嘉学派，认为他们的方法和道路，并不是能够使天下太平、人民富足的道路。至于他们的自然科学研究，也仅仅作了儒教经学的附庸。
白莲教起义
那么，他们难道不知道人家西方已经进步了？为什么不努力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以求富强。要知道，中国人并不保守。或者说，保守，并不是中国人的本性。当年为了寻找佛教的真理，有多少艰苦卓绝西行求经的高僧啊！清朝初年，乾嘉时代，正是西方科学技术大步前进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落后了呢？
这是许多自然科学史学者、或关心自然科学史的学者们都要寻找的答案。涉及的理由，可以写上厚厚的几本书。不过在笔者看来，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的中国人自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所以不想有什么改变。他们谁也瞧不起，自然也不想向任何人学习。他们也想不到将来有那么一场危机，使中华民族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于是，“师夷治夷”，并且首先治理自己，直到今天，这样的运动仍然处盛不衰。这是事实让中国人看到，如果仍然不思变革，就要亡国灭种。而清朝初年直到乾嘉时代，还没有人敢于欺侮他们，所以他们看不到什么危机。
鹿群在许多情况下，是靠狼群来训练的。能使人类群体变得聪明和勤快的，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他们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列强、还有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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