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不同板块融铸在一起，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了乌克兰多元文化的优势，但这一过程尚未完结，正如浦洛基所言，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西缘文明的断层线上，是东方和西方的相遇之处，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的美国学者浦洛基，如此形容乌克兰在欧洲历史和地缘政治中关键而又“尴尬”并因此衍生出许多悲情的角色。
在亲乌克兰人士看来，如若不是俄罗斯的屡屡阻拦，乌克兰的历史早就融入西方主流叙事了。换言之，正是由于俄罗斯的强横，才导致乌克兰被迫一次又一次关上了朝向欧洲西部的大门，从而错失了一次次发展机遇，一如最新的俄罗斯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
然而，在浦洛基这本整体上倾向于同情乌克兰的《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一书中，人们不难发现，历史真相远比上述单线叙事要复杂得多。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乌克兰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或政治体陷入东西方分裂，或是立身于东西方断层带，情形更多是一个有着大体上的文化和族群共同体意识的未成型国家间不同板块因分属不同国家而造成的分离。这种分离与分属是乌克兰实现真正融合统一的最大障碍，至今能看到其裂痕。能把不同板块融铸在一起，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了乌克兰多元文化的优势，但这一过程尚未完结，正如浦洛基所言，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
如今乌克兰面临的分裂挑战，虽然不乏外力因素，但也确实暴露出民族有机体内部固有的裂痕。从既有的多民族帝国中分离而出的民族国家，一般而言很难成为族群完全单一的国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像乌克兰这种较晚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无奈的命运，而其历史上曾多次分属不同帝国则更为其遭遇涂抹了一层宿命色彩。
不过，这更多是以现代乌克兰的后视视角来看历史的观感，就具体历史时空的演员而言，因为并未预料到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倒未必会有如此多的感慨。很多时候，作为现代乌克兰母体的王国或公国，是主动选择加入某个阵营，并非完全身不由己受命运的摆布。
作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共同“祖先”的基辅罗斯公国，直到 10 世纪晚期才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而“罗斯”一词本身还有着维京色彩，基辅罗斯的形成甚至可以看出维京统治者放弃故土踏实经营斯拉夫土地的结果。这个基辅罗斯公国很快就陷入分裂，而金帐汗国的入侵和统治又加剧了其发展道路的殊异。不过，最后彻底抹去罗斯公国版图的是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而非所谓野蛮的蒙古人。
幸运的是，被波兰和立陶宛分别占据的乌克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地区，后来又因为 1569 年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成立而“破镜重圆”。而这次联合的主要推手就是立陶宛公国内的乌克兰贵族们。他们之所以选择加入波兰王国，是想借助后者的力量来抗衡日益增大的来自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鞑靼人的压力，而面对莫斯科大公咄咄逼人进攻的立陶宛公国已无力提供这种支持。
后来，在波兰的保护下，沃里尼亚乌克兰王公们的领地不仅没有丢失，还因为向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拓殖扩张获得了急剧增长。按照浦洛基的说法，它成为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并成为可资本地精英阶层利用的知识资源的开端。
不过，直到 19 世纪，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才决定放弃罗斯这个名字，以将自己同俄罗斯人区别开来，转而以乌克兰人自称，而“乌克兰”一词则源于中世纪，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哥萨克国。
吊诡的是，这个被视为“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构建提供了砖石”的哥萨克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乌克兰贵族们“开门揖盗”的结果，哥萨克人并不是地道的乌克兰人，而是被纳入到波兰王国军队序列的“盗匪”们。后来这些不满自身待遇的哥萨克军人们发动叛乱，并和鞑靼人组成联军。随着声势日壮，这些哥萨克人胃口开始变大，将自己视为基辅罗斯的继承者，不再只是为哥萨克人的权利战斗，而摇身一变成为将罗斯民族从波兰人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救星，也想摆脱波兰人统治的乌克兰贵族们和基辅都主教也就顺水推舟“共襄盛举”。
波兰官员们被迫签署协议，对联邦里这个名为自治视为独立的哥萨克国给予王室的承认。由于哥萨克国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间的波兰和法国制图师们称为“乌克兰”的草原地区，不久以后，哥萨克国就以“乌克兰”之名为人所知。
然而，这个哥萨克国很快就陷入欲左右逢源做三姓家奴而不得的窘境。为了争取更多的权益，哥萨克国先后不停地在波兰、莫斯科沙皇国、瑞典乃至奥斯曼帝国之间改换门庭，到最后却落得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国土也被俄罗斯和波兰沿第聂伯河瓜分的下场。
后来由于波兰被瓜分，乌克兰人又长期分属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一直要到 19 世纪，乌克兰人才重拾统一的梦想。到那时，那个命运多舛的前哥萨克国将再度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除了一个关键的历史神话、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语言外，前哥萨克国地区后来还为现代乌克兰的构建提供了很多建筑师，如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和第一本乌克兰语语法著作者等等。
浦洛基指出，在乌克兰民族构建的早期阶段，前哥萨克国地区的精英占有如此突出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其原因很简单：在 19 世纪的乌克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就是前哥萨克国。在奥属加利西亚和俄属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主导当地政治和文化图景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或是波兰化的乌克兰贵族。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垦殖的南方草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则是族群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在沙俄后期和整个苏联时期，东部和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受益者中，俄罗斯族裔人群也占到一半以上。
因此，哥萨克国境内的旧哥萨克民族后裔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塑造斗争的先锋。这个新民族从其语言到其名字“乌克兰”都来自哥萨克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梦想重新变为现实的过程注定漫长，尤其在经历了如此长时期的分分合合，承继如此来丰富多彩的帝国遗产之后。
一战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双重崩溃给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出现创造了昙花一现的时机，冷战后苏联的分解为今日乌克兰的出现创造了第二次机会。然而，如何有效填平不同帝国遗产间历史和现实的断层带，如何将那些前帝国崩解时遗留下的“碎片”真正锻造融合到一个新独立的国族中，如何面对意欲卷土重来的前帝国复苏的野心，都依然考验着乌克兰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度。
联系客服
